日前，在位于门头沟区的“忠良书院博物馆”展出的建党前后、苏区至红军长征众多早期文物中，展出一本吴寄伟始写于1936年1月1日的日记。内容大是“追剿”长征红军“萧贺朱徐”部。

   红军长征艰苦卓绝，黄镇将军留下当时“长征速写”，在红军将领留下的长征墨迹中应是凤毛麟角，日记恐也少见。
      吴奇伟做为国民党要员，时任“中央军”薛岳部纵队司令，反共坚决，“追剿”红军不遗余力，可想而知。但做为高级将领，他所记载的反映当时战事和国民党内部对红军、在“追剿”途中对当地百姓状况及对时局的看法等等，今天读来仍有意义。

   今天在红军长征胜利75周年之际，也可从另一视角看75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 。   
       吴奇伟（1891-1953）字晴云，别号梧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在十年内战中，参加过第四、五次围剿。红军长征后，他率部追击红军至四川。1949年5月，吴奇伟参与和策划了粤东起义，通电与蒋政权决裂，宣布投奔中共。毛泽东、朱德复电，对吴等的投奔表示“极其欣慰”与“欢迎”。
       75年前的今天，可谓“多事之秋”：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７日，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标志着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还有，学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爱国运动正如火如荼……- 

    读“追剿”日记，从另一个角度看红军长征，更知长征的艰苦卓绝，能更加深了解红军的胜利，乃至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所在。
        另外，日记还细致地记载了其所到之处的地理、人文，风俗、民风。读来有趣，在读紧张战事中略可放松。  

   历史的老人是这样无情地嘲弄了不可一世的“国军”：当年在牧师家围着火锅，边吃狗肉边谈军事，指挥“剿匪”，剿处于饥寒交迫中的萧（克）、贺（龙）、朱（德）、徐（向前）红军，大骂红军为“匪”。十多年后的1949年，当年的“国军”，除像日记作者吴奇伟一样弃暗投明，投奔当年咒骂的“匪”外，或被俘、被活捉，成为战犯，或被赶到那个弹丸之地，向隅而泣。而日记中的“匪首”箫、贺、朱、徐等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帅与将军，站在天安门城楼，受到人民欢呼拥戴。

    得到多助，失道寡助，历史是这样定格的。

    日记记载了“国军”与地方政权不合，有功必争有过必推的事实：
5月11日日记写到：
    萧贺朱徐各股残匪，约五千人，已在西康会合股。以西康地势的险峻，而赤匪竟得长驱直入，地方负责当局，实在不能辞其咎。
   日记无意中透露出军内派系斗争及蒋竭尽暗算、诬陷，排除异己之能事：

 6月10日日记：'    西南粤、桂军分途入湘，虽暂停止前进，但仍建筑工事，其后续部队亦继续向前集中，而中央方面对外之军队分防久已。

   两广异动军人粤陈（济棠），桂李（宗仁）、白（崇禧）之罪状如下：放弃国防擅离职守。不服制止，抗命犯上。以抗日为虚名，增加敌国之嫉妒，陷国家于危境。以叛逆为事实，破坏民族生存之新机，援乱安内，攘外之阵线。公然勾结敌国，收受军火接济，雇用日人为军事顾问接纳先后叛逆之陈李蒋蔡。

   日记重笔记下了“国军”内部，反对内战，踊跃抗日和举国上下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形势：

   粤陈（济棠），桂李（宗仁）、白（崇禧），突然分兵北犯，宣言抗日。

    陈李白于廿日，联名发通电请全国军事领袖，赞助抗日战事。电中详述中国军队武器虽逊于日而不致战败之理由，并申明西南出兵纯为抗日，竭力反对内战等语。李德遴并否认有与白崇禧放洋之说。抗战情形严重。

   闻日本现又要求将山东并入冀察区，换言之即扩大华北日驻军之强化区而至鲁地。宋（哲元）司令自以抗日，派之张自忠任津市长，已显然表示对日态度之强硬。并向中央请得既定方针，昨赴济晤韩（复榘）即为商榷此事，能否扩大即与日方决裂殊难预料

   沪各界团体及学生工人等三千余人，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赴京请愿团名义，于昨晨八时集上海、北京要求开车赴京向中央请愿团结抗日，闻保受桂系暗中唆使云。

  这时，连处于剿共前线的吴奇伟也不得不疾呼：“华北日急，真不堪再有内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