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间   江   南

    据：正义吴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於越，号曰无馀。”贺循会稽记云：“少康，其少子号曰於越，越国之称始此。”越绝记云：“无馀都，会稽山南故越城是也。”
　　这样看来越人是属禹的后代治下，史称三苗族。
　　
　　据：正义舆地志云：“越侯传国三十馀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为子，号为於越。
　　后至允常子勾践立，始为越王。越在春秋时是中国东南的一大王国，勾践灭吴后挥兵北上，于徐州会合晋齐得等诸侯朝周，成就了春秋霸业。此时是越的最盛。到了战国时期，国力衰微，而子民也开始有了分支。其中一大支为古越人，后来在赣闽及沿海地带活动，汉时在武夷山建立了闽越王城。疑有过海者成了台湾高山族的祖先，溯江而上至贵州，湖南等地，而在四川又与古巴人的文明碰撞。而一小支来自于闽粤一带的古越人，则于公元前217年进入了古徽洲地域，在汉时被称为：山越人。他们就是古徽洲原始土著。
　　
　　徽洲东南角有天目山山脉，连绵一带而隔浙江，西北角有黄山山脉与池洲相隔。而境内两山余脉错综，形成一个个小盆地。古徽州土著先民就生活在一个天然封闭的环境里。这种情形一直到汉末三国时期。吴主孙权为了扩己势力，溯新安江而上征山越，才敲开了古徽洲的大门。
　　据《三国志》中《吴主传》载：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又：使贺齐讨黟、歙，分歙为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县，以六县为新都郡。
　　嘉禾三年（234）诸葛谨率军进攻丹阳山越，重兵围压之下，山越数万人出山，其中强壮男丁补兵，余下的成为编户。在孙吴统治的几十年中，山越人大体与汉人趋于融合。而山越人被分割开，时间的`推移也在同化着山越人，好勇斗狠之习得到了约束，这也为以后的几次大迁徙的汉越文化的融合打下了基础。
　　
　　相对开放后，因为古徽歙的灵山秀水，而战乱又难以祸及，因此不断有北方世家迁至。到了晋末时，徽洲已有了一些大族聚居，如：
　　汉初长沙五吴芮第三子浅，封便顷侯，析居黟县，是徽州吴氏一世祖。
　　西汉末，丹阳县令方竑因王莽篡权，为避乱，从河南迁居歙县东乡，成为徽州方氏始祖。
　　197年汉龙骧将军汪文和避乱渡江南迁，孙策授其为会稽令，遂居于歙县，为徽州汪氏一世祖。
　　东晋初考功员外郎黄积任新安太守，卒葬郡西姚家墩。其子黄寻庐墓就居于此，成为古徽州黄氏一世祖。
　　胡氏祖东晋时迁入歙县，至六世祖胡明星居黟，此为徽州地真正胡氏。
　　东晋初，程元潭出任新安太守，遂居屯溪区篁墩，是徽州程氏始祖。
　　这六大姓加上后来大迁徙而至的王和李，并称徽州八大姓。
　　
　　说起徽文化产生的温床，不得不提三次大迁徙，这是晋、唐、宋时期，北方氏族迁居徽州形成的三大高潮。晋时之永嘉之乱，唐时之安史之乱，宋时之靖康之乱，迁徙之族历来志谱皆有记载。这三次都是一些大族为了避乱而来，为东、西、南、北、中的各种区域文化在这一狭小地区的融合发展创造了条件，原先单一的山越文化逐渐发展成有本质差别的新安文化。特别是宋朝南渡后，北方的大族十有八九迁至了江南，吴越文化已和徽文化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宋时虽国力日衰，征战连年，但宋主皆崇文，而文之盛达到了一个新高峰，足以和周汉相比。当时，江南与徽歙名士云集，受北宋儒子俱讲私学居多影响，南宋时书院极盛，学风蔚然。而就是在此时，古徽洲产生了影响中国近千年的程朱理学。到了明清，新安理学被拱为天律一般，这是下一帖专门要叙述的。
　　
　　而以族为建村的生活方式也是徽文化产生，发展，变化的一个条件。
　　有方志载：“千丁之家，不动一坯；千丁之旅，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
　　而《徽州地区简志》又有：迁徽氏族多以自己的始祖或迁祖为中心，集居繁衍，形成宗族，常以族姓命名居住地。当原居地发生地狭人稠矛盾後，始分居他乡。一般一族聚居一村，也有按房系分居几村，有的累世同居。”
　　这样一来，有了以族为单元的祠堂，牌坊，书院，族谱，契约文书也随之而生。而以族系管理的这种体制在后来发扬光大新安理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明清徽商的异军忽起，徽洲人有了强大经济实力做后盾，族立私学大兴，请名士司孰，以至后世名家叠出。
　　而民居这时也是综合不同地区特点的建筑风格，而不断完善着，最后形成了独特的徽派建筑。徽商的崛起后，又因为形势所迫，产生了妙绝天下的徽派三雕和独具一格徽派盆景。
　　
　　徽洲的岩溶地貌又为砚，瓷器等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
　　松岩之苍劲和南唐李廷圭的徙徽，又产生了名垂千古的徽墨。
　　
　　在宋以后的几百年里，理学的大昌又后启了新安朴学；秀丽的山水又启发了新安画派；各地族人的智慧又促成了新安医学的光大。而在和皖西南文化的对话里，又产生了桐城派，和京剧的前身：徽剧。
　　
　　至此，表征徽文化的各枝叶尽呈极茂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