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期，本网有三篇文章分别论及泰伯公、季札公、夫差公。读文之后，由于事务繁忙，没有时间发表看法，现在有了空闲时间，所以谈一谈看法，抛砖引玉。
关于泰伯公
吴合林宗长在《道教与吴文化的思考与感悟》一文中介绍：湖南怀化玉皇宫道长吴冬梅说，现在的玉皇大帝，就是我们的始祖泰伯公。这虽然说无证可考，但我相信一点，好人就能成神，好人就能成仙，坏人就是魔鬼，不遵循大道，违背道法自然就是魔鬼。
这一点本人深表赞同，自古以来，神都是由人所封，无论关羽还是岳飞，都是由皇帝所封。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形势下，神也是由民间所封，比如阿里山神吴凤。
民间传说，玉皇大帝也是姜子牙所封（姜子牙所封的玉皇大帝姓张），而姜子牙本人也被吴泰伯的侄孙周武王封到齐国为第二等级爵位的侯爵。而周武王封泰伯后裔虞仲（周章的弟弟）为第一等级爵位的公爵，可见吴泰伯为玉皇大帝，毫不为过，甚至要超过玉皇大帝。当然这是玩笑话。
从口号上讲，道教并不是以度天下人为己任，佛教在口号上是以度天下人为己任。但是本人认为，理应推广中国道教文化，甚至理应推广中国道家文化（是帛书甲本所书的老子原文《道德经》，而非后世的通行本《道德经》，二者之间有部分观点是截然相反的）。
这不仅仅是因为吴合林宗长在文中所列出的四点理由，而是还因为道教也在推崇道德。道教的道士在平时虽然做的是画符念咒做道场，但是道教更强调这些画符念咒做道场的道士要道德高尚、品行端正，认为如果道德品行上出了问题，画符念咒不仅不能通神，而且会伤及自身。这就是说，推广道教，就是在推行道德，就是在推行品行端正。这是与任何时代的主旋律都相呼应的。虽然画符念咒做道场，要收取劳务费，但这比现在的医疗产业化与教育产业化所造成的恶果要好得多。
通行本的《道德经》强调无为，强调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治，无为而治。而帛书甲本的《道德经》则是相反，认为使百姓谨慎，则无不治。实际上，从常识来看，也不可能是无为而治，不可能是无为而无不为。而道教正是遵循了帛书甲本老子《道德经》原版的基本思想，有所作为，而后成事。
比如道教的打坐静养，这是无为还是有为？看似清静无为，实际是以意导气，是有为，而且还要舌抵上颚，吞津运气，不仅是有为，而且是很有讲究的有章法的有为，完全不是无为。
孔子赞泰伯为至德，人们不知道孔子是在什么年龄的时候赞颂泰伯为至德，不知道孔子是不是在四十五岁之前说的（孔子四十五岁时，吴王阖闾攻下楚国国都，吴国声威大振），也不知道孔子是不是在五十五岁之后说的（孔子在五十多岁的时候，才读到《周易》）。在孔子研读《周易》之前，老子早就研读过《周易》，《周易》显然不是一本“无为而无不为”以及“无为而治”的书，《周易》处处显示有为，而且是有讲究有章法的有为，所以老子的《道德经》原版正统，也不可能是在强调“无为”。
在孔子读《周易》而震惊之余，孔子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孔子的思想变化，并没有改变泰伯为至德的看法。而吴泰伯，更不是无为的典范，而是有为的典范，虽然吴泰伯三让王位，这并非表示泰伯无为，因为泰伯让王之后还有立国的行为。
所以，推行真正的正统原版道教，推广有为于天下的道教文化，而不是尊崇被后世的统治阶层篡改的《道德经》，是中华民族的重任，也是吴氏宗亲的重任。能够完成这样的重任，被全世界人民封为玉皇大帝，也完全不为过。
关于季札公
吴李才先生在《被遗忘了的汲黯<论季子>》一文中，提到实现文景之治的汉景帝的大臣汲黯与平息安史之乱的唐代宗的大臣独孤及对季子的看法是“四非”，非孝、非公、非仁、非智。虽然从季子的行为来看，季子是有刚愎耿直的一面，在“孝公仁智”方面是有不够完美的一面，但是称之为“非孝、非公、非仁、非智”，则实为有过。
按照古制，王位继承制度，在兄终弟及的情况下，少弟死后，由长兄之子继位。所以寿梦所立的兄终弟及政策，并没有大错，关键是错在季子的三哥余昧，余昧去世的时候，在季子拒绝王位的情况下，没有遵照古制，把王位交给长兄之子姬光，而是交给了自己的儿子王僚，从而酿出大祸。
可以设想，按照吴王寿梦的计划，王位第一人选是季子，第二人选是姬光，以兄终弟及制，这样的计划都可以实现。甚至可以设想，寿梦对王位继承的第一人选就是姬光，因为寿梦口头上让季札继位，而季札又明确拒绝之时，知子莫如父，寿梦不可能不知道季札就是一根筋扛到底，而寿梦仍然要求兄终弟及，其用意很可能是为了励炼姬光，避免姬光在尚未成熟的时候走上王位，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然而老三余昧打乱了寿梦的计划，虽然经过内乱的波折，姬光还是走上了王位，而且还当上了霸主，但在道义上，总是有一些欠缺，而且有损泰伯让国高风的名声。
所以，吴国之乱，关键在于余昧，而非季札，至此，吴国的一切还在寿梦的掌控之中。只是到了伍子胥力推夫差，吴国才到了寿梦的掌控之外，这己经是寿梦去世六十五年之后的事了。
关于夫差
有一篇网文《勾践是怎么利用卑鄙手段战胜夫差的》，认为夫差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他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他落伍了，于是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实际上夫差并非错在放走勾践，而是错在对民生的疏忽。勾践送来半熟的稻种，做为一国之主，对于种子这样的民生重大问题，不加谨慎，这是不可原谅的。谨慎的做法自然是对于勾践送来的种子只用于一部分田地，而不是全国的田地，吴国稻种的来源不可能只有越国一家，而只用越国一家，这是夫差犯下的大错。夫差之后的大错还在于，对于送来假种子的越国不加以惩罚与消弱，对这种不仁不义不坦诚的行为，无动于衷，无为而治，不知道夫差是不是读了并顺从了被篡改之后的《道德经》，似乎是希望于道德的感染力对越国与越王勾践产生影响，这是夫差的大错。
夫差这样的错误，一方面使吴国人民对于取得霸主之位的夫差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一方面使吴国人民对于夫差的道德判断力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动摇了吴国立国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在封建制度之中难以存在纠错体制的情况下，吴国王室成员之中，没有人站出来，象公子光抗击吴王僚那样，清理门户，让夫差及时退位，力挽吴国于狂澜。这才是吴门的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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