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山庙在合肥城北35公里的吴山镇东侧的地方。
由于这里安葬着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吴王杨行密，以及后人为祭祀他而建的庙宇，所以这里就叫武山庙~
杨行密(852－905年)系合肥人，字化源。年轻时即怒视朝廷腐败，怜悯民不聊生，二十几岁便揭竿而起，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由于"宽仁雅信，善取人心"，纵横驰骋，屡战告捷；杨行密建立吴国后，又施行一系列优抚百姓的政策，因此深受四方拥戴和敬仰。据《合肥县志》记载，唐朝末年，五代十国时期，吴国的创立者杨行密葬于合肥城北，墓基如山，他的女儿百花公主为护陵守孝，在墓北建庵。所以后人以吴国为号，吴王之墓为山，公主庵为庙，起地名为吴山庙，才有了今天的吴山镇。1995年10月，位于境内的“吴王遗踪”景点被评为合肥“十景”之一。
千百年来，吴山庙几遭战火，历经兴衰。现存庙宇砖墙瓦屋，雕梁画栋，塑像碑刻，庄严肃穆。上庙敬香的人们纷至沓来，连年不绝。庙侧有吴王墓和子杨博及百花公主坟，毫无雕凿修饰之状，足见吴王生前之清贫淡泊。后来因吴山起义，在此建立了吴山起义纪念馆和纪念碑。吴山庙（镇）特产有"吴山三宝"（西瓜、贡鹅、早甜桃）和"吴王贡酒"以及被称为"华夏一绝"铁字书画等。
1926年11月，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李云鹤、蔡晓舟等人，联合国民党人士，在合肥北乡发动了威震皖北的武装起义——吴山庙起义，打响了安徽人民反抗反动军阀统治的第一枪。
这里由于地势较高，成为当年起义军驻扎的地方。在当地老百姓口中，把这块地方叫做“老营盘”。但是在关于吴山庙起义的文史资料里，都被写作“小营盘”。
在北伐战争刚开始之时，中共中央于1926年7月31日发出通知，要求党的各地组织必须动员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号召革命同志到农村去，发动、组织和领导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活动。
同年秋，经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同意，共产党员郑鼎（李云鹤）及聂鹤亭由上海回到合肥，联合进步人士合肥县实业局局长许习庸，策划在吴山庙发动武装起义，以配合北伐军攻打九江。
在这之前，许习庸已在合肥与董柏荣等人酝酿、筹备吴山庙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进攻合肥，并且派董柏荣去武汉，向设在那里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汇报起义的准备情况。此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安徽省宣慰使常恒芳指令共产党员蔡晓舟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董柏荣、许习庸为起义负责人，同意他们按原计划组织武装起义。董柏荣受命后，即按预约暗语电告合肥：“大米速运无锡。”意为同意起义，从速行动。
许习庸接电后，立即派人日夜兼程赶回原籍合肥东乡二十埠，组织民团武装约四十人，组成冬防小队，又派人赶往西乡，疏通刘家郢的自卫队，许习庸本人则前往吴山庙，利用他与合肥驻吴山小营盘部队的连长朱质卿的亲戚关系，进行策反。
11月8日，蔡晓舟前往寿县古渡岗，鼓动民团李雨村率部起义.李雨村手下约有800人、枪数百支，势力可观。通过晓以大义，李答应率部起义，并按预定的步骤选编了近200人在吴山庙集中，计划与起义部队会师后即攻打合肥城。
正当武装起义一切就绪之际，11月11日清晨，合肥县衙突然派出一连骑兵到吴山庙小营盘，命令朱质卿率全连移防合肥城，由于朱质卿毫无准备，加之来者势众，不敢贸然行动，只得率部回城，朱质卿的变故，引起蔡晓舟、郑鼎、许习庸等人的警觉，并决定加快准备步伐，尽快起义。很快便从各地调集了300余人，日夜兼程向吴山庙小营盘集中。到小营盘的当晚便成立了安徽讨贼军第四路军司令部，并推举蔡晓舟为司令，郑鼎为政委，许习庸为副司令，聂鹤亭、董柏荣为参谋长，李雨村为部参议。
根据备战情况和形势的发展，起义军最后定于11月23日凌晨攻打合肥城。23日拂晓，敌军方面连续轰击小营盘。后来获悉，这是军阀、安徽省省长陈调元调刘凤图旅三个团及一个炮兵连和一个机枪连向起义军发起的攻击。起义军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前进，向四十（里）埠逼近，与敌军短兵相接。终因起义军枪械粗劣，子弹短缺，又缺乏战斗经验，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起义部队最终撤退到古渡岗。此役，起义军牺牲四人，负伤多人。部队撤到古渡岗后，探知军阀陈调元除调集正规军外，还调动了寿县、定远、凤阳、合肥四县的民团武装配合刘凤图旅向起义军围攻过来。在这十分危急的形势下，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力量暂时分散各地，伺机再起。起义以失败告终。
当时，起义部队驻扎在小营盘，司令部驻于吴山庙内。追寻着历史的脚步走进庙里，小小的院落里，整洁安静，香火缭绕，据说现存庙宇的面积大约只有解放前的六分之一，建筑主体为重新修建，只有大殿的梁是遗留下来的，上面还刻有字但已模糊不清。在今天，吴王庙这座千年庙宇可算作是代表吴山镇的标志建筑，这座百花公主为祭祀父亲杨行密而建的庙宇，千百年来，历经兴衰。
吴山庙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这次暴动震慑了安徽的反动军阀，鼓舞了安徽人民斗争的勇气，因此仍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吴山庙起义发生的10年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长征到达西北的聂鹤亭时，聂鹤亭详细回顾了吴山庙暴动的经过，还分析了暴动失败的原因——缺乏经验，未能教育和训练好士兵，不知道如何发展与人民的关系和获得广泛的支持。斯诺将聂鹤亭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文，收录进他的又一部记述中国革命的著作《红色中国杂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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