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辈口述历史（从一九二0年 到 一九八三年）

现在流行口述历史，老人们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讲述出来，形成文字，留给后代，让后代以史为鉴，让历史告诉未来，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家族文化与中国历史的传承与沉淀。

今年春节期间，我拜访了一些长辈，聊天之中，听到了我们家族中的一些历史。

我们家在安徽省安庆市，1920年代，因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我祖父从江淮大学肆业之后，就开始做生意，后来与他的四哥一起开布店，生意稍有起色，就又开了一家分店，当时经济发展迅速，金融活泼，几年之后，兄弟二人的生意渐渐红火起来。到了1930年代初，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在安庆的南水关有一块房产要出售，面积约四千平方米，就去了解了情况，于是兄弟二人决定买下这些房产，用家族的积蓄以及一部分借款，购置了这个房产。当时，家里的其它的兄弟还反对，说借钱买房子，不好。有的读书的兄弟还说，我不需要房子，我只要一块砚台，就可以行走于人间。

房产买下来之后，生意更红火，我祖父还当了安庆布业商会会长，当了会长之后，还积极发动与参加反对日货运动。那个时候，九一八事变己爆发，全国抗日热潮风起云涌。后来淞沪大战爆发，我祖父还要求参军，报效国家，但因年龄太大，己年过四十，所以被劝退了。

没过多久，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并且沿着长江向上游推进，眼看日本军队就要逼进安庆。家族里的人以不做亡国奴相号召，开始准备向湖北武汉转移。那个时候，安庆城里面的人，因为不富裕，所以大部分人都没有走。而据有的长辈说，他们家当时是在乡下，没有通公路，他们家就没有离开过家乡，而且整个抗战八年，也从来没有见一个日本人，因为地方太偏僻了，只是家里面住了很多从城里跑来躲避日本军的亲戚。

我祖父的长子，也就是我的大伯父，是在国立八中上学，而国民政府高官张治中将军当时主政湖南，因为他是安徽人，所以他号召安徽的学生尽可能的转移到后方，所以，我的大伯父，随着学校里的同学们，步行到达湖北，再从湖北，经过步行以及乘船，到达湘西，继续学习功课。后来学校里闹学潮，学生反抗教员，我的大伯父也参加了学潮，学潮之后，我的大伯父转学到了国立九中，地点是在四川江津。这是后来的事了。

我以前看过一本书，介绍国立八中的历史，其中有一个情节：国立八中的学生们，排着长队，从安徽安庆步行到湖北的一个街市，露宿在街头，早上醒来，每个人都发现自己的枕头旁有一块小饼子，于是喜滋滋地吃了饼子，继续上路。这应该是当地的湖北市民看到这一群安徽小朋友如此艰苦地经过这里，心生怜爱，所以晚上偷偷地送来的小饼子并且分发好了，一人一块。

大伯父跟着学校走了，家族里的其它人，也分批到湖北武汉，而家里布店里的货物（也就是布匹）也用邮轮送到武汉。不幸的是，不久邮电局寄了一封信过来，说装了这批货的轮船，在九江附近的江面上，被日本军队的飞机炸沉，货物全部沉入江底。邮局的这封信，一直到文革时期还保留着，之后红卫兵抄家，这封信就不知下落了。

那个时候，准备转移的市民，政府还给每个人发了难民条，我祖父的四哥用一辆牛车，载着家里的人和物件，从安庆的西门出城（那个时候，安庆的西城门还在，城门到解放后才拆掉），准备到华阳镇上船，因为那个时候，轮船己不在安庆停靠，只能在几十公里之外的望江县华阳镇码头上船。在去华阳的路上，遇到国民党兵的盘查，要检查车上的箱子，车上有很多箱子，只要随机查其中一只，由于一时没找到钥匙，我祖父的四哥冒着雨，打着伞，到附近的老乡家里，借了一把菜刀，用刀背把车上的一个箱子上的锁砸开，让士兵检查，然后通过，到达华阳上船，驶向武汉。这个情节，在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上见到过，国民党以防谍为由，要求检查，还以此为由，把逃难的老百姓的东西扣留或扔掉。

与我们家有联姻关系的安庆胡玉美豆板酱公司（现在是安庆市著名的老字号传统企业），他们的工厂没有撤离，据说只是胡氏家族的人撤到了四川。在当时，胡玉美的掌门人是胡子穆，胡家比他小一辈的男丁，也就是胡家的子侄辈，一共有十九个，而我们吴家的子侄辈的，一共有十三个人。也就是说，我父亲一辈的堂兄弟共十三个，而我父亲的堂姐嫁到了胡家，胡家的一位闺女也嫁到我们吴家。据说，胡子穆曾经感叹胡家的小孩不争气，他们家的子侄十九人，有好几个人都喜欢唱戏，都学戏去了，没去读书，胡子穆称赞我们吴家的小孩，有很多人都肯读书，有的上了大学，当了教授。

我们家族一大家子老老小小几十口人，在武汉集中之后，由于战事紧张，又开始向湖南转移。本来我祖父打算把家里人送到武汉之后，再回安庆继续做生意，连家里的床铺都没有动，就等着回来住的。但是日本人很快占领安庆，于是不能回安庆了，南水关的四千平米的房产，只交给了一个女佣打理，她靠着出租这四千平米的房屋的租金，度过了抗战的八年。

这位女佣姓戴，我还见过她，她到1970年代末才去世。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安庆也在搞防震，所有市民不能待在屋子里，即使晚上睡觉，也必须到外面的帐篷里过夜。而戴奶奶（那位姓戴的女佣，我们叫她戴奶奶）则死活不肯离开她住的房间，说我死就死在这里，哪里也不去。街委会派来一个身体很结实的小伙子来帮忙劝她出来，她也不肯，后来大家也就由着她，只是那一年，安庆并没有地震。

我们家族的人离开湖北后，到达湖南益阳马迹塘山田畈，在那里租了房子住了下来，我的父亲就在这里出生的。所以有人说，我也算是半个湖南人。我父亲对湖北湖南也很有感情。胡玉美掌门人胡子穆家族的一个嫁到我们吴家的闺女，就在这个地方，因为给小孩洗澡要烧开水，在拎一桶开水的时候，不慎跌倒，被开水烫伤，之后医治无效而不幸客死他乡。

那个时候，据说整个家族带了八千块大洋出来，但是不能坐吃山空，所以，家里的成年男丁迫于生计，曾到贵州广西等地做各种生意，经营各种业务，据说还在一个贵州的农场加工烟草，烤制烟叶，而家里的妇孺，也跟着到处流转，颠沛流离。大约在1940年代初，我大伯父从大学毕业，有了工作，在桂林的电力部门任职，也就有了收入，于是一家人就转移到桂林，当时我祖父的母亲，我的太奶奶与几个长辈，住在大旅馆里，而家里的其它人，挤在离大旅馆不远的一个很小的房间里住下来。

后来战事吃紧，一大家子人又转移到贵州独山。

抗战胜利后，家里人准备回到故乡安庆，由于人员分散在各处，为了相互联络，当时我的五伯父才是十七八岁的刚成年的小伙子，家里人让他到长沙联络亲戚回安庆，没料到在长沙的亲戚己离开了长沙，没找到亲戚，又与在贵州的家里人失去了联系，后来不知道经过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可能是个到处打短工再到处流浪的过程，五伯父又回到了安庆，与家人团圆。

我们家是在抗战胜利一年之后，到了1946年，才回到安庆。到了1949年安庆解放时，我的大伯父，在武汉政府机构任职，于是他随着政府机关到了台湾，后来担任了台湾的经济部次长，是台湾改革开放的先驱之一。在当时，我父亲那一辈的人当中，我的一位伯父参了军到了四川。我的一位姑姑也参了军到了广西。据说我姑姑参军时，我奶奶不知道，后来参军随部队离开安庆之后才知道，于是我奶奶和我祖父大吵一番，因为，我姑姑是我奶奶的唯一的一个女儿。

解放之后不久，我们家四千平米的房屋被没收，只留下一百多平米的房子，由我们家族的人居住，其它的房子由政府房产局出租给其它人，租金归房产局，只是，这些租房子住的人，都知道这房子是我们家的，对我的祖父都很客气很尊重，有什么事了，还找我的祖父出面调解。后来，文革之后，政府又归还了约二三百平方米的房子。由于当初这四千平米的房产是用家族资金购买，所以当现在只有四百平方的房子的时候（归还的二三百平米加上原来自住的一百多平米），由十几个堂兄弟姐妹共同分割，平均每人只能分到大约十八平米的房产。

解放后，由于粮食是配给制，成年人每月配二十五斤粮食，我祖父性情耿直，当时就说二十五斤吃不饱。结果被当做不服从分子而被批斗。

一九六0年大饥荒时，由于我们家都是在城里，所有没有人饿死，但是都吃不饱饭。据我外祖母说，那个时候，有一次，她在路边手里拿着一个烧卖正准备吃，突然一个人从她手里抢走了那只烧卖跑掉了。据我的一位语文老师说，他当时是在市委上班，每天接触的汇报材料都是各地粮食大丰收，根本不知道还有大饥荒这回事，有一次，他的一个熟人告诉他：乡下饿死人啊。他还大吃一惊，觉得不可信。后来他回忆说，那时他到乡下去视察，乡里的干部还给他们每人送一袋黄豆，而他们在田间地头吃饭时，有很多乡下小孩围着他们看。他说，他当时还以为是乡下小孩没见过城里人，所以都来围着看他们吃饭。他后来才觉得，那些小孩应该是饿了。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车间办公室上班，那时，厂里搞健康调查，我参与帮工人填写健康表，健康表里有一栏是父母的健康状况，包括父母的死因，有一位工人说他父亲是饿死的。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一九六零年，他们家在乡下，一天他父亲从外面回来，走路摇摇晃晃的，象是喝醉了酒，可能是喝了一点酒，回来后就坐在家里的门坎上，靠在门框上，就再也没起来了。他说他们都知道，是饿死的。

再过几年，文革开始，那时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宝书台，搞一台子，上面放上毛主席的书，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每餐饭前也要喊几句毛主席语录。之后就是武斗，当时安庆造反派分为好派与屁派，后来我听说还有逍遥派，即不是好派也不是屁派，什么派也不参加，只管谈恋爱。据说好派与屁派之分是因为对某件事情，一部分人说好得很，于是这部分人就结成了好派，另一部分人说好个屁，于是这部分人就结成了屁派。于是两派开始争斗，先是相互漫骂，然后是相互吐口水，再是相互动拳头打架，再是拿棍子相互斗殴，最后是各自搞到枪甚至手榴弹，相互对射对打了起来，据说有的还是从解放军的手里抢了枪过来武斗。

我的一位同学的父亲说，那个时候，他亲眼看到他的一个熟人在一辆卡车上拿着枪，开了一枪，把另一个人打死了，这个人也是他们的熟人，一枪打过去，那个人一下子扑到在地，死在地上，那辆车很快开走了。那个时候，手里有枪的，有的是报私仇，有的仅仅是因为在不同团体派别，而开枪射击对方。

据说，当时安庆城内主要是屁派的地盘，我出生的那个时期，安庆市里的医院大多数都关门了，我妈妈是在海军一一六医院生下我的，那个时候，这个医院还没关门，这个医院是好派的地盘，这时，虽然己经没有大规模的武斗，但还有零星的冷枪。我四伯母说，我妈妈当时肚子很痛，马上就要分娩了，当时她搀着我妈妈走向医院产房时，不知是谁朝她们打了一枪，子弹打在了离她们两三米处的墙上。好在没打到人，也好在只打了一枪。

以前还听说那个时候，有人从安庆市的宿松县叫来了一批人，带着枪，乘坐卡车来到安庆，准备向安庆城里的造反派发起攻击。不只怎么搞的，消息泄露了，他们的车在安庆城外的集贤关被拦住包围，缴了械，一场大武斗算是没打起来。

后来，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死去，宝书台也拆了，过几年，又搞起向阳院，那个时候，我己在小学了，每个小孩都要有一杆红缨枪。我爸爸也给我做了一支木头的红缨枪。再过几年，是八三年严打。我小时候的一个邻居家的小孩，以前经常在一起玩的，那个时候我上了初中，有好几年没见到他了，后来听说他在严打的时候被枪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那个时候他好象是参加打群架还是什么事，总之，在那件事中，他的行为是最轻的，最不严重的。结果他被枪毙了。其它的人，反而没被枪毙。

听说那个时候，枪毙了人，派出所还要到被枪毙的人的家中索要五分钱的子弹费。不知道他的家人有没有被迫向公安缴出五分钱的子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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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人口述历史，也许比书上的历史更细致更真实，更能透露出人事的真谛。

    能够敢于出来说历史的，都是好样的。因为人们知道，如果说谎，说了一个谎，就要再说一百个谎来圆这个谎，纸包不住火，何况很多当事人还活着，都可以出来做证。而不敢出来口述历史的，人们只能对其无语。

    古人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记录历史，不仅可以让后人以史为鉴，不仅可以让历史告诉未来，还可以有净化社会的作用，可以促进人们以历史的角度看待问题，使人们想到自己的子孙将来可能会面对着这些事情，从而可以使人们的言行得以端正与自律。

     现在，吴氏宗亲的各团体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事，也是纷纷扬扬，所以，很多宗亲希望当事的人能够出来，口述历史，无论是菲律宾的让德堂还是延陵堂，无论是马来西来的宗亲还是新加坡的宗亲，无论是世吴的还是华吴的当事宗亲，无论是泉州大宗祠，还是其它的宗祠，无论是赣东北的还是湘西南，如果宗亲们都能出来说一说历史。就可以把一些纷纷扬扬的事情搞搞清楚，还给宗亲们一片朗朗乾坤，而不是一团稀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