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写于2011年父亲节）

    我知道，今天是父亲节。

    但是，我的父亲已经埋骨九泉。我想念我的父亲，我想倾尽我全部的情感呼喊他，我想跪在他的面前，让他抚摸一下我鬓角的白发……但是，这，已经没有可能了。     
    我的父亲一生历尽苦难，历尽坎坷。     
    父亲三岁那年，我的祖父参加了红军，从此转战于安徽、湖北，在父亲七岁那年，就阵亡于湖北英山。父亲、母亲（我的母亲是童养媳）跟着祖母，远离家乡，沿门乞讨。那时反动武装甚多，有国民党正规军，有“自卫团”，有“猎虎队”。我的曾祖讳步青。反动武装来我家“清剿”时，总是嚷着：“抓到吴步青，熬油点天灯；抓到吴步青的儿和孙，斩草又除根！”曾祖父腿脚不便，房下侄儿们让曾祖躺进棺材，抬到江南的彭泽避难。曾祖母在家留守，遭“猎虎队”毒打，九死一生。祖母带着我的父母，乞讨时还得隐姓埋名，住破庙，住村坛，时时露宿街头。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以后，才敢回到家乡。 
    回到家乡又能如何？孤儿寡母，受尽欺凌。父亲还不到十二岁，母亲年纪稍大，两人下地干活，祖母则给人家纳鞋底、洗衣服、舂米磨麦，艰难度日。就这样苦苦支撑至解放。 
    按照常理，解放了，烈士家属，应该过上好日子；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完全如此。土改时，政府追认祖父为烈士，发给800斤大米，颁发了“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南方老根据地”证章。父亲参加民兵，任民兵中队长；合作化运动中，又先后担任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后来又任大队书记。但那时候“运动”多，1959年，像大多数担任领导职务的基层干部一样，我的父亲一夜之间成了罪人，成为“大跃进”中诸多错误的责任人。批斗，抄家，集体拘禁。直到两年之后方才平反。我还清楚地记得，平反时工作队把抄家时抄去的衣服鞋袜清退归还我家的情景。那些清退归还的衣服早已被穿旧穿破，鞋袜更是无法再穿；但父亲全都接收过来。我当时很不理解；现在知道，父亲并不稀罕这些破衣烂衫，他追求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和平衡。
    但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又一次成为冲击的对象。这次是说我祖父的烈士是假的。一批“革命分子”，上蹿下跳，写信给徐向前，写信给吕正操，要徐老、吕老证明我祖父是因为叛变革命遭枪决。这一次一闹又是两年；两年后又是平反。 
    从祖父1928年参加革命，到追认为烈士，再到1968年“革命分子”说他是叛徒，最后到1971年平反，整个就像一场喜剧。时隔40多年，与祖父同龄的人多已作古，而另一些比祖父后出生数十年的人，却站出来指证他是假烈士。历史开了我祖父一个天大的玩笑，同时也深深的伤害了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最看不到光明的时候，他也从未怀疑过党的正确。在他的心里，党是正确的，但他自身的冤枉也千真万确。这就造成父亲思想深处的迷惘。为什么国民党抄过的家，共产党还要再抄一次？为什么自己按照上级领导指示办事，却要承担该由上级领导承担的责任？退一万步，就算上一代是假烈士，难道还要自己这一代来承担罪过吗？这些翻来覆去的折腾，这些他怎么也摆脱不了的迷惘，严重地伤害了父亲的健康。他常常一个人深夜抽烟，然后是支气管炎，然后是肺气肿。58岁那年，他就早早的离开了那个喧嚣的世界。 
    父亲去世时我不在身边，等我回到老家，父亲已经静静的躺在临时借来的棺材里。他嘴唇紧闭，眼睛却若合若开。那是1985年正月，寒风刺骨。我跪在棺材前面，百年老屋的冰凉而潮湿的地面刺激着我患有关节炎的膝盖，痛的钻心。等我从地上爬起来时，我又一次重重地跪倒在地上。堂兄堂弟们把我扶到房里，扶到床上，整整一宿，我都在钻心的疼痛中一动没动。昏暗的灯光伴着冬夜的寂静，隔壁母亲的抽泣比嚎啕大哭更让我心痛。我在双重的痛苦中睁着双眼，眼前老是晃动着父亲若合若开的眼睛和紧闭的嘴唇。父亲是想向我暗示什么？从那天晚上到今天，我始终没能想出个结果。 
    父亲去世已经26年。26年，9500多天，但我回想起来却有如昨日。父亲出殡的那天，凌晨五点，我跪在地上，跪在“出力”(我们家乡把抬棺材出殡叫“出力”）的兄弟叔侄面前，双手捧着10双草绿的力士鞋，10条白色毛巾，拜请他们沿途小心，不要惊吓了一个一辈子受尽了太多惊吓和委屈的老人。那时，我怎么也控制不住满眼热泪，忍不住痛哭失声。 
    此刻，泪水又一次溢出我的眼眶。父亲，我虔诚地祷告人的灵魂能独立存在，那样，我就终有一天能再见到您，还有我的母亲、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和所有已经故去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