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知青，是67届的高中生。1968年的时候，他从城市下乡到农村；1978年的时候，他又从农村返回到了城市。回到城市的时候，他30周岁。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我们用十年的时间，转了一个大圈，现在又回到了原来出发的地点。十年前，我们出发的时候，一无所有；十年后，我们回来的时候，仍然是一无所有。我们没有钱财，没有地位，没有房屋，没有老婆……而最最要命的是，我们没有知识和技能！这无异是在我们今后的生活道路上设置了无穷的隐患。这也是历史对知识青年的讽刺和嘲弄。
我觉得这话是说到了要害的地方。这些话也使我想起了另一个知青，他叫吴亮。
一、他崩溃在考场 吴亮，男，1954年出生，69届初中生，1969年11月去云南西双版纳农场，1977年返城，返城时其父已经官复原职，时任上海市某县县委书记。
返城以后，他凭借着父母的关系，进了一家由她母亲任党委书记的国营大工厂，在这颇具规模的大工厂里，他只能当一名普通的工人，淹没在了几千名同样是普通工人的人群里。
凭他的知识和技能，也只能当一名普通的工人。如果不是父母的关系，他连这样的厂都进不了。一同从云南回来的知青中，还有许多人在为生活的着落奔波。相比之下，他还是比较幸运的。
但他毕竟是县委书记的儿子，他不甘心当一辈子的普通工人，就像在这以前他不甘心在云南务农一辈子一样，他仍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继续改变现状。
他决定参加1978年的高考，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拼搏上面。从心底里说，他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命运，而不是靠父母的力量来改变，他懂得，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创造的景色才是真实的。
在角逐高考的群体中，他是弱者，他没有读过什么书，该他读书的时候，他能够读到的是大字报和毛主席语录。而同他一起参加高考的人群中，不乏老三届的高中生。显然，他们的竞争不在同一起跑线上。
他的心理压力又很大，因为他是县委书记的儿子，县委书记的儿子就不能考砸。老百姓的儿子，考砸也就考砸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老百姓；县委书记的儿子如果考砸了，事关父母大人，对父母的威信都会产生影响。
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又比较脆弱，他带着恐惧失败的心理进入考场。语文卷被他勉强应付过去后，面对展开的数学卷，他彻底的傻眼了，他好像是面对着一份从未见过的天书，不知道该如何对话，该如何应答。当他察觉到周边的竞争者处于专心的艰难跋涉路程上的时候，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失败是在所难免了，因为他已经无力再跋涉，连再前进一步的力量，也没有了。
充斥在他脑子里的不再是数学题，而是父母的指责，社会的嘲笑，前途的灭亡……他觉得教室开始旋转，脑子里“嗡”地一下充满了热血一样的东西。
这种现象可解释为崩溃，绷得过于紧张的弦必然会断裂。他失去了知觉，这个严酷的世界暂时在他的脑子里失去了几天的时间。
二、他“傻”掉了 我再次见到吴亮的时候，已经是1989年的秋天，那是一个将近中秋节的日子。在这以前，我和他于1974年在莘庄见过一次面，他从云南回来探亲，我从青海回来探亲。算起来，我们已经有15年没见面了。
我有事有求于他。1989年的时候，他父亲已经弃政从商，经营着一家很著名的有限公司。我试图获得他帮助的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在这里是不值得一提的。我把自己揭露得再深刻一些的话，我去找他也有攀附权贵的心理活动的影响。
由于他的新的居住地离开莘庄有30公里，所以有关他的传闻我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传闻说他已经“傻”掉了，他之所以“傻”掉，还是源自于那次考试的失败。
传闻中的另一内容是：他的工作单位是县检察院，由于他“傻”掉了，所以现在并不上班，而是在家休养。
一个“傻”掉的智力障碍者，竟可以端检察院的饭碗。我思忖，这还是和他父亲的权势有关。
为了获得他家的地址,我先找到了检察院，人事科的一位同志接待了我。如果寻找的不是吴亮,人事科的同志也不会接待我，最多是把地址告诉我就算完事了。但是因为寻找的是吴亮，人事科的同志觉得有必要对我提个醒。
首先，他证实了吴亮的“傻”掉是真实的，但是吴亮“傻”得有些特殊。他能够制作出质量很高的黑板报，画图画得特别好。但是他处理不了除了黑板报以外的其他事务,他特别想要参与其他事务,也感觉到了领导在用各种方式阻止他参与，为此他很苦恼,他怀疑到了自己的智力也许是出现了障碍,他一直试图在证实或否定这个自我的判断。检察院的同志提醒要我注意的就是这一点。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吴亮的思维在某个地方断路了，如果一旦出现接通的情况,也许会变好,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变得更糟糕。我对检察院的同志说：你放心吧，我会掌握的。
三、他的理想是当个画家 根据检察院同志的指引，我来到吴亮家附近的时候，已经是午饭时分。
我犹豫了一阵：到底是在外面吃了饭以后再找上楼呢，还是马上就上楼？犹豫一阵后，决定还是不吃饭就上楼。于是就在沿街买了一盒月饼和一袋水果，提着它们上了五楼。
按响门铃以后，在没有回应以前，我有些紧张：也许他不在家？也许？——在门打开以前，有太多的“也许”可以设想——也许他已经在记忆里把我彻底地抹去？
1963年的时候，县委从闵行镇搬迁到了莘庄镇。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班级来了一个新同学，他刚在门口一露面，就用他的身高显示了与众的不同，他明显的比我们要高出半个头，个子高高的他，面对着全班同学好奇的眼光，他显露了小姑娘式的一份腼腆。
他就是吴亮，他的性格是文静的。他很快就融进了班级的同学群里，同时又适当的保持了一份与众不同，因为他毕竟是县里面干部的子弟。他画画的天赋在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下课以后，他会利用老师留下的粉笔头，三下两下就在黑板上画下一个警察抓小偷。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我们长大；“我的理想是，长大了我要当一个警察……”沙沙的铅笔声，流露着我们最初的思想。我们的童年，有太多的天真，有太多的憧憬和理想。男同学憧憬着将来要当一名解放军战士，手握钢枪去履行最神圣的职责；女同学则憧憬着成为舞蹈家和歌唱家，张扬手臂去歌颂伟大的祖国。而吴亮,他的理想是将来要成为一个画家；当然,小时候的他，还只想着要画警察和小偷、解放军和美国佬。
在《我的理想》的作文里面，全班四十多个同学里面，写到了解放军，写到了科学家，写到了艺术家，写到了工人；但是似乎没有一个人写到“将来我要去当一个现代化的农民”。
如果那时候谁能够别出心裁地写出将来要当农民的作文，我估摸着会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当众朗读的。因为在63年的时候，这样的思想还没有萌芽。当然这种“伟大”思想的萌芽，也不是小学生所能够承担的。
大概是到了1965年的时候，《少年报》上开始宣传邢燕子了。五年级的我们，对这样的宣传还难以理解到什么。我当时那比较模糊的想法好像是：1.农村也需要知识；2.如果想当英雄人物，就应该别出心裁，不要再走别人已经走过的路。
这第二点想法当然是比较隐秘的。我现在重新审视当时确实已经萌发的这种想法，其实是从自我的原始人性去理解和揣摩隐藏在壮举后面的真实动机。在我看来，英雄们也不可能作出纯洁的无私奉献，当他们作出奉献的时候,他们也在等待回报,当然他们等待的不是物质的回报，而是精神的回报。从这一点上去分析，他们的精神境界就比一般的人要高。
我把这话说得再白一些：英雄人物同样希望得到名声的张扬，这也许是壮举的动力之一。我这样理解不一定对，但是我总觉得，任何人做了好事，总是希望别人能知道，英雄人物也是如此，无非是这如此不便宣扬罢了。
邢燕子下乡的时候，还称得上是一个英雄的壮举；等到了轮到我和吴亮等辈下乡的时候，就实在是算不得什么了，连一朵小小的浪花都起不来了。
四、他们被扫地出门 当我按响 502室的门铃以后，有些担心这一家的主人是否已经把我彻底地从记忆里抹掉；当门打开以后，我看到高个子的吴亮堵在了门口。他确实没有立刻就认出我来，而是先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我，问我：“你找谁？！”
还没等我作出回答，他的眼睛已经是突然一亮，说：“你是顾建一！”
他的脑子并没有坏掉，如果他的脑子已经坏掉，那么他肯定不会认出我来。退一步讲，在他的记忆里，不可能把对我的印象彻底的磨灭。我有这样的把握。
1969年的10月，我先去了黑龙江；同年的11月，他去了云南的西双版纳。一个在最北端，一个在最南端，天南地北，相距遥远。开始的时候，我们之间还有些信件的往来；慢慢的，通信就断了。
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在下乡以前形成的。
那是1967年的年初，冬天还没有过去，春天还没有到来。红卫兵对他们家采取了突然的行动，勒令他们家在24小时之内从县委的大院搬出去，因为他父亲吴古林是一个被打倒在地，又被踏上了一只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们全家被这突如其来的革命行动搞得措手不及。吴古林在当权的时候，家里所有的家具都是由县委的后勤部门负责供给的，等到被红卫兵扫地出门的时候，他们真正的一无所有了，甚至连银行存款也被冻结。
从人上人沦落为人下人，也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吴亮和他的弟弟吴宏在这剧烈的落差中感觉到很是茫然。父母对他们的话少得不能再少，偶尔的几句话也多是数落和批评，批评他们怎么那么不懂事，说他们怎么总也长不大。其实在那一年，吴亮才刚满13周岁，吴宏更小一些，是10周岁。
红卫兵为他们家安排的房子离开我们家不远，这个一个长久没人居住的老宅，是一个阴湿缺少明朗的老宅。当看热闹的人散去以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看着被扔在地上的被褥铺盖卷儿，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商议了一下，决定今晚约吴亮兄弟俩到我们早已创建好了的“革命根据地”去过夜。
所谓“革命根据地”，其实是我班同学杨小虎的家。杨小虎从小就没了母亲，所以他从小学四年级起就开始操持家务，在家中有半个家长的地位。他父亲忙于上班挣钱，又懒于过问家务琐事，再说杨小虎也确实把家务操持得像模像样，他就干脆当起了甩手掌柜，对于孩子们的往来，他也一概不于过问，一直要到孩子们在外面的捣乱“东窗事发”，被欺负的孩子的家长找上门来，他才勉强敷衍几句，过后还是老样子。
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从五年级起，就选择在他们家建立了“革命的根据地”，“根据地”的主要作用是商量策划有关“军事秘密”的行动，其实这是顽皮的男孩子模仿电影故事的一种游戏。时间长了以后，有七八个男同学就结成了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在文革以前对吴亮他们是封闭的，因为他们不是属于我们这个群体的人。而从吴亮落难的时候起，我们反而倒愿意接纳了他。
五、他应该接受美术的教育 吴亮把我让进了屋里。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1989年的时候，拥有这样面积住房的人是具有一定身份和经济实力的。家里收拾得很干净，看得出这是女主人持家的效果。女主人不在家，我也不知道女主人是谁。毕竟已经分别有15年的时间，关于他的婚姻状况，我并没有听说过什么。
他问我：“你是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口气很有些咄咄逼人的气势。
我告诉他，是检察院的同志指点我的这里来的。
“你去过检察院了？”他似乎已经预料到我这寻找的途径。
“去了。”我回答。
“他们说我什么了？”
幸好我对这个问题事先也有所准备。我对他说：检察院的同志说你的黑板报出得好，为宣传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院里的领导很重视宣传工作，他们现在正在酝酿下一个宣传主题，等需要你的时候，他们会通知你到单位去写稿和画画的。
他的脸色缓和了一些。从他的问话和脸色上看，他对检察院的同志存在着一些抵触的情绪，他可能总是在怀疑有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
仔细观察他，当他对话题不感兴趣的时候，眼神有些散漫；当谈到画画的时候，他的眼睛又明亮了起来。他侃侃而谈对画画的体会以后，突然话锋一转，问我：“全中国有几个象棋冠军？”
我有些茫然，但还是如实回答：“一个。冠军嘛，只能有一个。”
“那么全中国下棋的人有多少个？”他又变得咄咄逼人了起来。
“几千万吧，也许，能上亿。”我回答。
“这就对了，如果这几千万人都是为了冠军而下棋的话，那么，中国就没人下棋了。”
我不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他要说的是：大多数人所从事的事业，都不会达到成就的顶峰,也就是他所说的冠军的水平。但是大多数人都乐此不疲地从事着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他们的目的并非是出于功利，而是自身对事业的需要。比如说图画和吴亮的关系,不是图画需要吴亮,而是吴亮需要图画。
他的这个说法是对的。图画的教育是美术的教育，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看懂图画，能够作画的更加是凤毛麟角。这里有一个熏陶和潜移默化的过程，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天赋接受美术教育和熏陶的。
吴亮应该有这样的天赋，但是却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如果历史不是文革的走向，不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走向，那么吴亮又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这就又使我想起表姐李飞的话来：如果不是文革，也就没有上山下乡；如果没有上山下乡，我也不会到云南；如果我不到云南，我也不会那么晚结婚；如果我不是那么晚结婚，也不会嫁给他；如果不是嫁给他，也就不会有现在的女儿；如果不是现在的女儿……
六、哪一件事最触及灵魂 历史，是可以如果的吗？命运，是可以如果的么？
吴亮说了一阵图画以后，感觉到饿了，就从冰箱里找出冷饭冷菜来，略微热了一下，就一个人吃了起来。他全然不顾我就坐在他的对面，也是饿着肚子看着他吃饭。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图画，根本就没有客人是否已经吃饭的意识。他的思维在这一点上和常人是有所区别的。
等快吃完的时候，他的这个意识又突然觉醒了，他问我：“你吃过饭了没有？”
我还能说我没吃过吗？看着他那笨手笨脚的样子，我还能指望他为我做饭吗？经过将近一个小时接触，我已经观察到他的那双手由于握惯了画笔，根本就拿不起锅碗瓢盆。
吴亮兴致勃勃地和我谈图画，是无异于对牛弹琴的。在艺术修养和造诣方面，我无法和他沟通。他侃侃而谈，我只能应声附和，却没有能力扩展表示赞成还是不赞成。多次没有反馈意见的沟通是难以为继的。吴亮也许平时苦于没有倾吐的对象，所以把憋了一肚子的体会感想朝着我倾泻过来。渐渐地，他终于发现我仍然不是一个合适的倾吐对象。他停住了话题，有些若有所失的样子。
知音难觅！我看透了他心底里的意思后，感觉到有些惭愧。
客厅里出现了短暂的沉寂，他突然又猛省道：“你大老远的来找我，不会有什么事吧？”
我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我瞧他那样子，也办不了我想要办的事情，那就还是免提吧。其实这事，应该由他的弟弟吴宏去办。而刚才，在谈到吴宏的时候，他的嘴角滑过了一丝不屑的表情，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是还是没有逃过我的眼睛。
他就有些和我东拉西扯起来：你是那一年离开黑龙江的？在黑龙江的时候有没有恋爱？暗恋也是恋爱！突然，他又想起了什么，问我：“你在农村的这些年月里，哪一件事是最触及你的灵魂的？”
这好像是一篇命题的作文，弄得我有些措手不及：“触及灵魂？哪一件？触及灵魂的事多了，比如严寒，比如惊马，比如发大水，比如扑山火，比如大草甸子……”
我的脑海里好像是放开了电影，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这个人物又更换成了那个人物，参天的松树在镜头中旋转，倒下的树干划破了阳光的折射，使雪原中的松树林变得奇幻起来，长辫子的朱文躲在大松树的后面，对着我嫣然一笑，这带着酒窝的笑，意味着的是？……也不知道朱文现在已经成了谁的老婆。
在这些纷乱的场景里，哪一个是最触及灵魂的呢？我一时难以理出个头绪来。就反问吴亮：“那么你呢？你在农场的那些岁月里，哪一件事情是最触及你灵魂的呢？”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返身到房间里找东西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拿来了一叠稿纸，纸上写满了字。他把稿纸递给我，说：“这是我写的一篇小说,答案就在这里面。有请你认真仔细地把它读完,读完后请你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七、吴亮的故事没办法结束 我饿着肚子读完了这篇小说。吴亮的文笔不算很好，以至多次投稿都被退回来，为此他还颇有牢骚，他不认为是自己写得不够好，而是那些文字编辑们的作风不够好。编辑认为这篇小说还没到发表的水平,可是吴亮坚持认为已经达到了发表的水平。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所以这篇小说就遭到了冷遇。
关于小说的情节，我今天还记得一个大概，也是叙述了一个女知青的坎坷命运。关于这个女知青的命运，我先在这里挑个头，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把吴亮写的故事翻版出来。这是以后的话。
写到这里，我到底是想要说明什么问题呢？也许我想要说明的是人生的机遇和命运的问题，但是我又说不清楚这个问题。吴亮是一个聪敏人，也是一个文静的人，加上他是干部子女,如果不是文革,不是上山下乡，1989年时候的吴亮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难道真的是历史扼杀了吴亮吗？如果是的，那么扼杀的不仅仅是吴亮。
吴亮的故事应该还能够继续下去。我的水平有限，今天就只能写到这里了。
（2003-07-07 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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