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库尔勒集结

我第一次到库尔勒修建机场的8572工地，是1968年的八九月，作为机械队1601工地代表参加本队文化大革命。虽然是大家推选的，但我队转业军人占一半，在"转业军人掌大权"的情况下，彭德怀的兵尚且比林彪的兵矮三分，何况"支边青年要锻炼"呢？他们把我当作小孩，我也乐而不闻其事。这次库尔勒之行的最大收获，是经历了一次完整的日全食，并把可笑的"忠字舞"带回了1601工地。我们早已知道9月22日将要发生日食，真到了那天却忘了。日食的时候，猛烈的大风突然刮起，飞砂走石席卷了大地，天地一片漆黑，几分钟后才复见光明。情景神奇而震撼，让我领悟了一次大自然的威力。跳"忠字舞"的时候，我队有个"九二五"起义的材料员，是五短身材的矮胖老头，他煞有其事的舞姿，让每个人见了都忍俊不禁。当时觉得"忠字舞"比"早请示"、"晚汇报"更幼稚可笑，但是这是政治任务，谁也不敢怠慢。

这次到库尔勒将近冬季了，施工渐渐减少，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接连不断。眼下又开始了所谓"小评论"，队里却恰好发生了一件事。我们队新来一名西南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马平，打扫卫生整理宿舍时不慎把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扔进了垃圾堆，有人要借题发挥，刨根问底。我当时是大家推选的"小评论员"，联想到在我们所住的十二连就发生过一位女支青挂蚊帐，敲钉子时钉子穿过板壁，从粘贴的毛主席画像的眼睛里透了出来，她难以承受巨大的压力而悬梁自尽的惨痛事件，坚决不同意小题大做，经过几番辩论终于平息了此事。

十二月，我进疆后第一次探亲，三年多"积蓄"是当月工资除去借的饭菜票还剩25元，到二十一团团部开了通行证，好说歹说预借了往返路费150元，女朋友给了我150元，我和另一个支青终于踏上了归程。正好二十一团机运连有辆车去大河沿拉粮，我俩坐在了车箱上。在凛冽刺骨的冬日寒风里，虽然身穿皮大衣，却还是冻得受不了，我们就把装包谷的麻袋盖在身上，到大河沿车站已是浑身包谷粉渣，冻得哆嗦着连话都快说不出来了。一会儿火车来了，我们硬挤上了车，十多个小时里，我们在车门边一直站到柳园。

5、特别能战斗

1970年探亲回疆，领导安排我到库车境内的依奇克里克油矿，配合二十一团三营施工，这一去就是五年。

依矿位于库车县东北一百多公里山沟里。在维语里，依奇克里克是"野山羊出没的地方"，高山峻峭，白云缭绕，山峰层层迭压，红黄色岩层夹杂着油脉倾斜着冲出地面，山背后是原始森林和草场。一道细流在宽阔的河床中淌过，一旦洪水来临，才真正显露了它狂暴的野性，有石油勘探人员在1958年奔腾的特大洪水中牺牲了生命。发现地下有石油后，石油工人打了二百多口油井，年产原油八万吨，有六七千石油职工家属在此工作和生活，矿区就像小城镇似的，商店、邮局、新华书店、粮站、影院等等，虽然简陋却应有尽有。二十一团三营有四个连队，近千名职工，我女友所在的十三连在油矿主要从事房建，十四连和十五连在东高点修路和平整井场，十六连在西高点平整井场。从公路折进矿区的山口往下看，石油住宅去尚有模有样，三营部和十三连、十四连住宅区就一副破落相，是土坯房时代的贫民窟。这也是过去兵团单位的一大特点。我们机械队的两台斯大林100推土机，主要在十四连和十五连配合施工，有时也直接配合油矿帮钻井队搬家。钻井队搬家，如果不是太远，几十米高的井架就不放倒，整体搬。十来台大拖拉机串成两行，一声令下，拖拉机同时猛然起步，几十米高的井架就徐徐移动了，场面蔚为壮观。

一般的井场平整和道路修建，无非挖方填方，工程量大些，毋庸赘述。难度大的是有两道山梁要劈开口子，道路就由此而过。第一道山梁开挖深度18米，十五连的职工在山梁开凿了隧洞，直径1.5米，到中心部位再按设计分左右几个药室，装硝胺炸药8吨。爆破那天，全连都到安全地点躲避，我们在远处一个视线良好的山头观看。时间一到，只见山梁猛地鼓了一鼓，腾起一片烟尘，脚下一阵颤动，一声沉闷的爆炸声，爆破就结束了。回去一看，山梁已经面目全非，但看上去似乎效果不好，土层依然覆盖在山梁上。以后的施工发现，岩石山体已经破碎，但有的岩石体积巨大，互相齿合交错，施工难度依然很大。连队只得一层层地再打小炮眼爆破，工期延长了。第二道山梁开挖60米深，油矿的工程设计人员反复计算论证，方案如同第一道山梁，但装硝胺炸药20多吨，十五连施工作业几个月，爆破效果似乎与上次差不多，做成了夹生饭。但是这道山梁两边几乎是峭壁，怎么才能把推土机弄到山顶上呢？修坡道是唯一之选，但我们到修好的坡道前一看，不禁倒抽一口冷气，由于环境的限制，坡道的长度没办法增加，坡度估计有近40度，并且里高（岩石）外低（填土），推土机开上去就歪着，人坐在驾驶室里就像躺在靠背上，只能看到天而看不见路，一档加油门，排气管直冒黑烟！我们有一个机车组长，是部队转业来的，试开了不到二十米，"实在上不去！我还要命呢！"就气哼哼地把推土机开回了家。连长指导员急忙去做工作，他躺在床上背转身理都不理。

看着营、连领导和连队职工焦急万分的模样，我琢磨了又琢磨，决意再试一试。我和我队另一位支青张福祥商量后，我先上，到顶之后他开另一台推土机再上。我的办法是推土机倒着上，这样才能看到路，也安全些。推土机冒着黑烟、撅着屁股倒行在坡道上，人几乎就是站在仪表板上了，操向杆轻轻一拉，推土机就一栽，十分惊险。到了山顶，职工们不由自主地拍手叫好，我出了驾驶室，腿肚子都软了。如果爆破效果好，这样的冒险也许就这一次。但实际上因为爆破效果还不如第一道山梁，推土机为了躲避爆破，每天都得上下一次，特别是发现链轨多处铸钢零件开裂，电焊不能解决问题，又没有新件更换，万一在坡道发生断链，或者是操作上有个失误，后果都不堪设想。

那段时间，发生的险情不止一次。在大山梁的路面高度接近半山腰的设计高度时，我抓紧时间吃完午饭，又上了机车，一点一点地把破碎的岩石清出路基，以便下午职工们打炮眼。推土机的推铲在岩石的表面刮出沟痕，配合施工的职工突然发现岩石上有个小洞，里面有炸药。"可能是昨天放炮留下来的吧，"他到炮工那里拿来雷管导火索，准备点掉它。这时连长走了过来，"不能乱点！"连长拿起一把打炮眼用的"挖耳勺"掏了起来。只见小洞越掏越大，炸药越掏越多，最后竟从里面挖出性能良好的两吨炸药。这是整体爆破时没有炸响的炸药，如果这时点响，整个连队全完了。

有一次，我开推土机平整井场，准备把一个几乎风化成粗沙砾的十几米高的小山包切去一小半。连队有三个职工配合，他们在上面用钢钎把沙砾捣下来，让我把底下的土方推走。突然，一大片山体垮塌，那三个职工连滚带爬，甩出去好远，而我恰好贴近山脚，沙砾顿时把推土机埋了起来，动弹不得，却正好稍微露出了另一边驾驶室的门。假如垮塌再严重一点，就不知如何收场了。

1973年12月底的一个周末，应由依矿派车接十五连职工回矿区回家团聚的汽车没有来。但我原计划是要回家与女儿一起过她两周岁生日的，就同连里三个职工约好，徒步十几公里回家。经过大山梁时，大声同炮工打招呼，让他等我们通过后，再点火放炮。但是就在我们下坡还没有到坡底时，突然炮声响了，一炮连一炮的，大小石块腾空而起，又噼里啪啦地落下来。一个跑得快的，顺利地跑出去了。一个把脑袋抵在巨石根部，准备让其它非紧要部位挨石子，大腿上却中了一发鸡蛋大小的，棉裤打破了，还好伤势无碍走路。我和另一个只好瞪眼看着天空，只要不给大块的石块击中就行，所幸毫发无损，我们把炮工大骂了一顿。

石油工人是很辛苦的。每天天蒙蒙亮，各单位的领导到油矿调度室领受任务后，就带领自己的职工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钻井队一旦开钻就日夜不停，酷暑严冬，日晒雨淋，沉重的钻杆和卡钳，连螺丝帽都硕大无朋。洗井队洗井时原油和水嗤嗤喷出井口，原油浸透了棉衣，没有人退缩躲避的。但是我们兵团职工劳动的艰苦程度一点儿都不亚于石油工人。职工们在荒山旷谷施工，竟是没有一点儿遮蔽。特别是山区风云多变，明明万里晴空，一块黑云飘过来，倾盆大雨淋得全身湿透。骤然雨歇，又是火辣辣的太阳当头照着，在热气蒸腾的环境里劳动，让你搞不清到底是汗湿了衣服还是雨湿了衣服。1970年8月23日，是个休息的日子。一清早，油矿的一辆汽车载着二十来人经过连队，到山里拣蘑菇去了。山里的蘑菇又大又多，味道特别鲜美，油矿上的人有时一人可以拣几麻袋，他们对拣蘑菇的地方秘而不宣、讳莫如深。中午过后，老天变了脸，由阴而雨，竟然下起了大雪，有几个拣蘑菇的人没有回来。我们连队职工全体出动找人，最后找回两个几乎冻僵了的大人，在一个羊圈里，发现油矿一个车间主任的两个儿子，他们在潮湿的树枝前划光了带的火柴，绻缩着冻死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劳动，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十三连有个四川籍的老职工，叫王什么吉的，个子不高，每天竟能打两千二百多土块，也就是说要把至少十几立方的土刨松泡上水，从坑里挖上来再翻一遍，堆成泥堆，表面抹光；然后要麻利地把土块模子涮上砂，两手插入泥中切出泥团，起身将手中的的泥团"啪"地使劲一扣，泥不多不少地满满的填在模子中。每块土块重七八公斤，端起二十多公斤重的模子在平整的场地上一扣，有楞有角的三块土块便打出来了，每天还要把晒得半干的土块码成垛。女支青阿咪平均一天也要打八九百块。打土块的日子，往往是太阳暴晒、地表温度高，这样土块才干得快，第二天才能码起垛，劳动条件极其艰苦。我曾为了给自己家接个小房间而打过土块，累死累活地干一天，不是泥粘在模子里倒不出来，就是倒在场地上缺楞少角，在营部职工家属嬉笑观赏中，我满头大汗地打了九十三块，其它四百来块是营部干部帮我端出来的。

职工汗流浃背大干，连队伙房竟没办法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十三连指导员高金声心疼不已，捐出了自己家仅有的四瓶清油。四瓶清油在当时是十分珍贵的，但在二三百人的大连队还加上营部在十三连搭伙，又能做什么样的饭菜呢？炊事班长只好拿它来炕饼，每个饼子上沾点儿油气罢了。

6、艰难的岁月

1971年初，我住在依矿东高点的十四连，要和女友见次面，须要走七八公里路，傍晚又匆匆走回去，实在不方便，而且这困苦的日子如果两人一起过，也相对容易些。我和女友商量了，打算结婚，向营连领导一说，他们也支持。营部书记员在两张大红的结婚证书上填写了名字、年龄等，登记手续就完成了。结婚虽然是人生大事，筹办倒也简单。我们给父母寄了150元钱，请他们帮我们买被面、床单、枕套什么的。营部给了一间不到十二平米的土坯房，我们请人粉刷了，用铁丝和白纸拉了顶蓬，贴了毛主席像，再把铺板一并，箱子上罩个床单，新房就布置好了。结婚那天，我们选了个最普通的日子，作为自己的节日，也没有举办结婚典礼和喜宴，只是给营部办公室和连队班里分发了牡丹烟、水果糖、瓜子，请他们来新房玩。后来，有人自发的在门口放鞭炮，朋友们川流不息地来祝贺，我们应接不暇，觉得挺热闹的。婚后，我开始自己动手做家具，刚开始的时候，做了一个吃饭的小桌和柜子，式样简单，做功粗糙，新房却有了家的气息。

婚后没有多长时间，妻子就怀孕了。正在她和腹中胎儿需要营养的时候，只生产石油的依矿却什么食品都买不到，妻子的娘家给寄了几瓶蜂皇精让她补养身体。深秋的时候，我下山去了两趟，最远的跑到轮台县阳霞煤矿附近，距离二百多公里，才买回十几只鸡和一百多个鸡蛋。鸡蛋存放在十三连老职工家背阴的小房子里，鸡由我们自己养着，准备给妻子坐月子用。不料后来发生了"鸡瘟"，眼看着鸡一个一个地倒下，干脆全都杀了，全部放到同事家。冬至那天夜里，妻子临盆，我去找医务所的刘医生，他推脱地让我们到依矿医院去。我找来拉拉车，铺好棉被，和十三连卫生员急忙往远处的医院送。正在我对夜间值班医生诉说情况时，这个部队转业的女军医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从床上一跃而起，把妻子从医院门口抱进了产房。好险啊！我后来忍不住向团里告了刘医生一状。我们有了一个女儿，我父亲给取名冬华，意思是耐冬之花。但是我们不忍心让稚嫩的生命同我们一起耐受这困苦的岁月，就把她送回了她爷爷奶奶身边，而宁愿自己承受着相思之苦。

1973年，我在钢筋班劳动的妻子第二次怀孕，已经八个月了，而连队的大战开展得如火如荼，班里的同志给我妻子安排了较轻的活。我妻子看到其他同志费力地抬着薄腹梁钢筋构件的时候，主动上前去帮忙，却因此动了胎气，下班回到家后早产了。那是十一月的夜晚，天已经很冷了，但我们为了省煤还没有生炉子。当同是支青的方医生接生完毕，孩子已经哭出了他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声的时候，炉子虽然生着了火，室内却依然冷冰冰的。我们赶紧把儿子放到微微有了暖意的火墙边，捂得严严实实的，但早产的儿子只活了几个小时，到底没能抗得住严酷的命运，还是夭折了。我们夫妻的泪水汩汩而下，方医生和过来帮忙的朋友陪伴我们度过了令人痛心的离别时光。

说来那段时间真是艰苦万分。据说因为工三师解散，分别并入农二师、农三师，地方上认为二十一团三营也是吃返销粮的，更使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曾经有几个月全营伙房没有一点清油，伙房烧白菜时，把铁皮卡盆放在火墙炉子上，白菜倒进去煮一煮，加点盐就成了。后来，有几个月总算供应清油了，每人每月100克，却有一股浓重的柴油味，简直没法吃。我们采取的办法是把油加热，让柴油味蒸发掉一部分。在炒菜的时候再把清油烧开，滴上几滴水，让油炸散，这样虽然浪费一些，却勉强可以食用。有一年，春节眼看就要到了，依矿给工三营全营分配的肉食只是四个猪头，连队只得紧急到库车买毛驴，那时人们大都没有吃过毛驴肉，红烧了以后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膻腥味。我和另外两家支青约好，大家都把自己家从上海寄来或探家时带回来的"存货"拿出来合伙过年，居然有香肠、火腿、淡菜、酱肉，花生米等，别人看了不免垂涎不已。

那时探亲，途中绝对是一种受罪。火车上拥挤不堪，特别是兰州、郑州到徐州一段，过道上都是站着或坐着的旅客，甚至插不进一只脚。车上的盒饭，每份3角，在铝盒里装着，送饭的饭车只有在停车的间隙，在站台上推着卖饭。列车上经常停水，连饮用水都没有，更不要说盥洗水了。厕所里屎尿堆积着，其臭无比。我们在途中都各自带着大小不一的塑料桶，列车一停就急忙从窗口跳出去，在站台上灌自来水，不然，没水的日子，孩子是无法忍受的。我们是始发站到终点站，只要买到票，座位不成问题，如果座位下没有行李，又不怕地面肮脏和空气污浊，倒可以钻进去睡一觉，只是太矮无法翻身。在拥挤的车厢环境里，三天四夜的路程下来，脚都是肿的。有一次，我遇到一位乌鲁木齐商业局干部模样的旅客，在过道里坐在自己的旅行袋上，饭车过来故意撞他的腿，他一次次地避让，终于不耐烦地嘟囔了一句，"这真是受罪。"被车长乘警逮住，"坐人民列车是受罪？"扯坏了他的"的卡"军便装，要他到每一节车厢里站在座席上"消毒"。当他一个多小时后回来时，满脸的无奈和哀伤，但车长的心总算也是肉长的，在列车离开兰州站后，优先给他解决了硬卧铺位。

支青回疆，问题最大的是行李架紧张，大包小包装满了自己的或是给同事带的"的确凉"衣服、清油、咸肉香肠、糖果点心一类的东西，往往把父母长时间积攒的东西搜刮一空。行李多送行的人也多，在虬江路排一夜队，等候进候车室。再排几个小时，上车时又得乱一阵，等到上了车，发现座位上方的行李架已经有人躺着占了，不免大吵一阵甚至大打出手。有一次我们六七个支青一同探亲，邻座的旅客人多势众，行李占了小半节车厢。吵闹中发现对方真正的乘客仅是一个在乌鲁木齐地方工作的女支青，我们就威胁说，不腾出我们的行李位置，途中就把她的行李扔出去，对方才软了下来，反过来帮我们安顿行李。好不容易到了大河沿，运输站和办事处却没法安排大批探亲支青住宿，就一对夫妻一个床地杂处一室混过一夜。回单位的旅途，如果有约好的专车来接，那太好了，就可以便捷的回去；如果有班车，就先上车，再一站一站地挪回单位；如果幸运地有便车，那可能要分去相当一部分带的东西。但是没有班车又搭不到便车，那结局就可能很惨。我遇到农二师的一对支青夫妇，在大河沿等了半个月，硬是没有坐上回且末的车，钱已花光了，只得变卖掉携带的东西，重新买票回了上海。

沉重的劳动和艰难的生活折磨着我们，但我们从未放弃或动摇"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初衷，这种初衷发自我们的内心。在依矿的新华书店，我买到了几本青年自学丛书，其中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我认真地阅读了几遍，并做了读书笔记。书中阐述的基本原理深刻地影响了我，我由此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73年5月，党的十大召开前夕，当时的机械队党支部书记、指导员王同林来依矿了解我们的工作情况，营连领导向他介绍了我的表现，王指导员按支部决定让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可惜这份《入党志愿书》在王指导员去别的工地后回莎车的途中被丢失了。第二年，王指导员回队后又寄了一份过来，让我重新填写。不久，我成为机械队组建后第一个入党的新党员，那时没有预备期，党龄自1974年7月14日起计算。

7、完成包抄任务

1975年5月，我们两台推土机撤往库尔勒。在此之前，机械队一部分配合民丰、且末、若羌工地施工的人员、机械已经到达了。这样，我们机械队的职工和机械十年间包抄塔里木，分别完成了在各地的施工任务，在莎车队部和库尔勒工地集中了。在库尔勒工地的人员机械由二十一团、也就是兵团体制撤消后的巴州工四团代管，完成工四团安排的任务。队里指定一位王副队长全面负责，安排我担任会计统计工作，算是"以工代干"，但是我并没有脱离生产，需要我时我就到推土机或修理组工作。在库尔勒期间，由于机场工程已经基本完工，我们承担的一些工程施工任务，主要是服务于团外单位，相对比较轻闲。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曾经参加过铁门关电站尾水渠、库塔引水干渠、巴州一中、尉犁砖厂和塔什店砖厂、504厂等工程以及一些支农项目的施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