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10月2号，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主席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

　　第二着棋：火力侦察。

　　国庆节后的两个多月，时间是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又与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是第五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

　　第二天下午，我照例去和他谈“参政”。这是从1957年开始的，主席曾告诉我，你的知识面要广，不要只限于搞医疗护理工作，要关心国内外大事，要认真看参考消息，要善于摆出自己的观点等等。从这时候起，我便有意识地多注意参考消息中的一些事，和主席见面时有时也谈谈。后来一直延续到了六十年代初，自从主席让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同志深入到基层去搞社会调查之时起，主席就要求我学着搞些国际问题，兼做部分国际问题秘书的工作，比如：他给我专门订了一份中文版的《参考资料》和后来又增订了一份英文版的《News》供我阅读，每天必需去向他汇报；在他接见外宾时，主席有时认为需要，专门批准我可以留在现场聆听他和外宾的会谈内容；有时主席还给我看一些外交部和中联部的有关文件；有时他让我和他一起读英文；有时他让我骑着自行车去西花厅把文件直接交给周总理等等。我深知他老人家的苦心，是想让我这个新手的功底打得厚实些，因此，我也很努力地在攻克这个新堡垒。

　　我们看的《参考》分两种。一种是现在一般人都可以看到的小开张的我们叫一张纸《参考消息》；另外一种是《参考资料》其内容比前者多是供首长们看的，有上午版，下午版各一本，还有一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每天定时送来新出版的当天资料，这三本加起来可能不止十几万字。从此，我便开始每天把《参考资料》当成教科书一样认真阅读，然后，每天找到适当的时间去向主席汇报，在交谈中，我发现他对国际上每个国家以及每个地区的问题了如指掌，非常熟悉，来胧去脉讲得头头是道，我问他：“主席，外交方面的事已经分工有人管了，你还这么操心干吗？”

　　主席说：“我一直没有放松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当个主席那能只顾国内不顾国外，要兼顾。以后，我要多抓抓国际外交上的大事，否则，时间就来不及了。你以后在这些方面也要多看些东西和我多交谈，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在主席的言传身教之下，我已经多少学会了一点从《参考资料》中看出点国际上的重要问题、微妙问题、苗头问题，并且知道在哪一个时期、主席关注哪些问题。

　　这天下午我进了游泳池的大厅，主席正在看书，我说：“主席，你休息一会吧。”

　　一般他不想跟人讲话，他就继续看书，要是他想讲话，就抬起头来看你一眼，听听你讲什么，感不感兴趣。我给他讲了一段参考消息。然后我说：

　　“昨天你和斯诺谈了那么长时间，一定很累吧？”

　　主席放下手里的书说：“我和斯诺谈话不累。别看他是个高鼻子，我们早就有交往，比较熟悉，深谈过多次。从1936年在陕北时，这个年轻的外国记者就闯进了中国红色政权首府的所在地，他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转了好几个月，后来他还写了本《西行漫记》呢。让外国人对外国人进行宣传，这种做法，有时说服力比我们自己在那里吹作用还大呢。”

　　“1939年他又来见我时，他能针对当时国共合作中的问题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作宣传，表明澄清当时的舆论混乱。这种做法我是欣赏的。所以我和他谈了抗日战争中我们党的内外政策，并且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一直打到中国取得全面胜利。当时我还对我们的邻国日本向他作了深刻地分析。我告诉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如果主席把书放在茶几上，不停地讲话，连烟都忘了抽，这说明他谈兴正浓。我过去把他脑后那个落地灯关了，免得灯烤他。我说：“斯诺对中国革命是有所了解的了？”

　　“不只是了解皮毛，而是有比较深入的接触。”

　　“四、五十年代你们来往过吗？”

　　“没有，各忙各的。新中国刚成立就忙抗美援朝，搞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那时真正是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堆成山。我们刚推翻三座大山，前面又出现无数的山等着去推平，这就是历史。”说到这儿，他咯咯地笑起来，好像历史在跟他闹着玩似的，告诉他过了这个山就下到平原，可好不容易翻过去，发现前面还是山，主席看着这些山只好笑了。

　　“主席，你们又相见是什么时候，我怎么想不起来啦？”

　　“就在我们的困难时期，1960年。那次我和他谈了九个小时，谈了我们分别二十年来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受到了新中国变化的震动，在我们分别的时候，他认为这次是满载而归的。我想大概差不多，否则他写不出《大河彼岸》这本书的。”

　　我开玩笑地说：“知我者，斯诺也。”

　　主席说：“非也。”

　　我说：“是也。我记得64年国庆节后到65年初，在那段时间里，你又见了斯诺，谈的内容相当广泛对吗？”

　　“那是，谈了举世闻名的中苏、中美关系，还和他提到‘第三世界’的问题。从60年到64年只有一十七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中国不被别人了解而受到冷淡。可是世界总不能永远让美苏一直霸占下去，我们的革命道路与经验对‘第三世界’是有用的，这个工作需要做。另外，还谈了原子弹。我们一定会有的。联合国也一定要进去的，但我们需要时间。”

　　“主席，我发现了你一个秘密。”我说：“你为什么对斯诺那么感兴趣，并且把这种友谊保持了40年之久。我想试着猜猜主席的用心可以吗？”

　　主席听了我的话，眼睛一亮，显得有些意外，他歪着头看着我，然后笑着说：“请讲。”

　　我说：“你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呢。我发现你每次和斯诺的交谈都是为着实现某个远大的目标而展开的，并不是为了让他单纯地了解你，而是通过让他对你的了解逐步深入地理解、消化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和中国如何搞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等等。再通过他去向世界介绍、宣传新中国，而斯诺对中国的知晓，以及得到主席如此这般地信任与厚爱，在世界上又会产生非同一般的反响。在斯诺的身心里接受到你身上放射出的吸引力，吸住他向往中国并乐于为中国办事。”说到这儿，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问：“我讲的对不对？”

　　“请接着讲。”

　　我说：“你在许多结识的青年人中选中斯诺这个思维敏捷，有头脑，有抱负，能说会道的对手，你们谈得废寝忘食，谈得投机，亲如兄弟，使你们的友谊很自然地得以发展，结果把世界的注视从四面八方引到中国来。”

　　“看来你是读过斯诺的书喽？”

　　“读过，没研究过。我是在说你对斯诺的研究呢。”

　　“接着讲。”

　　“身为记者的斯诺有职业特权在各阶层人士中穿梭，与持不同观点的大大小小人物交谈。选这样一个人为中美关系公开牵线搭桥比任何人都合适。他熟悉中国，又了解美国，办得成就办，办不成小事一桩，不犯太多的嫌疑，何况斯诺是在按您的意图行事。这本身就具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功率。请问，您的秘密我破得怎么样？”

　　“不错喽，起码你是个勇敢者，采取主动进攻喽。”

　　主席跟我说那次他对斯诺讲：“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最后他又风趣地加了一句：“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

　　我说：“你的这个红娘找得不错，他的交往还挺广。”

　　主席说：“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在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呆不住的。”

　　主席说的“火力侦察”是指如何突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因为二十几年来两国的关系已经僵到极点。

　　毛主席有时喜欢把自己的用意通过同外国人在谈笑中用他们的嘴传出去。

　　1959年3月主席在武昌东湖宾馆住着时就接见了老朋友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交谈后送走他们，主席的兴致很好，当时天气又晴，我就提议出去散散步。他欣然同意。

　　从住地走过一片梅林，顺小径转向东湖边，他突然问我：

　　“你敢到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吗？”

　　我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莫名其妙。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那是条闻名的大河，在美国。你怎么想去？”

　　主席兴致勃勃地说：“我刚才告诉了外国朋友，我想去密西西比河游泳，尤其是到宽大的河口附近游泳会更有意思。”

　　“那好呀，我也跟你去。”

　　我当时傻乎乎的，想不到主席这句话有深刻的政治含意。实质上，他是在向大洋彼岸发出一个信号，我们应该改善彼此间的国家关系了，这对我们都有好处。

　　主席这种东方式的、隐晦而精于谋略的信息一直没有受到美国人的重视，西方人在这方面的粗疏真是到了极蠢的地步。从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到70年代主席把美国记者斯诺请上天安门，美国人都不明白毛泽东要干什么。

　　基辛格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情过后我才终于明白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

　　斯诺在作上述这个判断的时候，他理解毛泽东本人亲自掌握中美关系的真实时间，已晚了十几年。

　　是啊，现在人们不妨细想想，毛主席那时为什么不说去游尼罗河，亚马逊河，而非要游密西西比河呢？

　　第三着棋：毛主席在捕捉战机。

　　一年以后，也就是1971年3月21号，由毛主席决定派出的我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28号开始的世界第三十一届乒乓球锦标赛。

　　代表团一离开北京，主席就对我说：

　　“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对我讲。”

　　3月21号这一天，主席像着了魔似的躺在床上三四个小时睡不着。平时起床总有一套事要做，比如穿衣服，擦脸，漱口，吸烟，喝茶等等。这些天他觉得做这些事是多余的浪费时间，马马虎虎地做完就看文件。这天，他因为几个小时睡不着，决心不睡了。我来到他的卧室，刚打开台灯，他就说话了，只一个字“讲”。

　　“讲”是“开讲”的简单说法。所谓“开讲”就是让我向他报告《参考资料》中一些国际上的大事。我把我看过的参考的内容一一说给他听。他认真地听着，两眼看着我。我坐在他床旁对面的椅子上。我讲的这些只是前一天下午版的情况，当天的参考还没送来。因为当时还是早晨六点钟，人们还没上班呢。听完我的汇报，他不耐烦地说：

　　“告诉徐秘书，催催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一出来立即就送来，我等着看。”这时，他才心事重重地起床，穿上睡袍，擦脸，漱口。我给他服当天上午该吃的药，他用手掌握成勺状，我把药往“勺”里一倒，他看了一眼，送到嘴里，喝口水一仰头全吞了下去。

　　这时我给他打开床头的壁灯。屋内的光线立刻亮了一倍，然后把要急办的传阅件递给他，给他点上一支雪茄烟，紧接着我就去给徐秘书打电话，催“清样”。

　　机要秘书徐业夫同志是位长征干部，我们都称他为徐老。他是位憨厚、老实、兢兢业业、言语不多的老同志，有时讲几句话也都是大实话。

　　我打电话把他叫来。一进值班室的门他就冲着我说道：

　　“好家伙，护士长，主席怎么还不睡觉？你们怎么了，打了差不多一夜的电话，一个劲催文件，催清样，主席怎么这么急？”说着，他摘下眼镜揉揉红肿的眼睛，显然这几天他也没睡好。

　　我跟他开玩笑说：“你去问问主席急什么。我想，昨晚主席准是想你了，所以才让我给你打了差不多一夜的电话。”

　　我说：“你就别走了，就在这儿等着，主席有事不就不用打电话了。”

　　“不行。”老实的徐秘书连连摇头说：“我这几天都没睡好，我得赶快回去睡一会儿，要不然送文件的一来我又睡不成了。嗯……这样吧，他想了一下说，“我交待新华社，清样一出来就立即送西门收发室，你让值班的警卫他们去取，比送到

　　我办公室，我再骑车送来要快些，行不行？帮个忙吧。”

　　我感到此时徐老正在跟他的瞌睡虫奋力拚搏。看着他那双因缺觉而昏昏的眼睛我说：

　　“听你的，你说的还有不行的？就这么办，祝你做个好梦。我尽量不打搅你。我是不是该告诉主席，你缺觉缺的厉害？”

　　“你真顽皮。你这个护士长，可不能这么讲。”

　　徐老走了，我回到主席卧室见他正靠在床头抽烟。我禁不住好奇地问：

　　“主席，你怎么这么关心乒乓球代表团的反应？”

　　主席说：“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呀!这是在火力侦察以后，我要争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不是铁板一块。”

　　这次派出的球队是六年来第一次在世界上露面。

　　果然，中国队重返世界乒坛，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第四着棋：毛主席下了决心——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世乒赛期间，主席说了，要我认真看参考，把全部情况及时向他汇报。那阵子我每天跟他谈参考和有关的情况反映材料，直谈得口干舌燥，嗓子疼。

　　有一次参考里有这么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就跟主席说了。这条消息的大意是说4月4号，美国队3号选手格伦·科恩去场馆练球，出来之后找不到车，结果上了中国队的汽车。科恩吃惊地看着一车中国人有些尴尬地说：“我知道我的帽子、头发、衣服让人看了好笑。”科恩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当时中国的乒乓球队队员庄则栋站起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表达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于是庄则栋把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也非常高兴，想回赠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

　　那时候中美关系十分僵，双方都处于敌对状态，庄则栋的举动可以说是相当勇敢的。

　　就这么一条花絮，主席听后眼睛一亮，立刻让我原原本本地把这条消息念了两遍。听完了，他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的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听了主席的话，我心里也挺高兴，心想，这条消息我算选对了。国际上的事很微妙，但这件事看来办到了主席的心坎上。

　　4月6号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毛主席递给我一份文件让我看。这是一份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文件上周总理已经圈阅，并批了：“拟同意”三个字和一些批语。毛主席在自己的名字上也亲自划了圈。这说明大局已定，意见一致，不邀请美国队访华。主席要我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那些天，我的直觉告诉我主席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主席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十一点多，我和张玉凤陪主席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睏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睡去。但他突然说话了，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我给王海容打电话(王海容同志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声音低沉、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如果是平时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听不懂的。

　　我一下子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4月7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传给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我按主席现在说的办，显然与已批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会办错。主席平时曾交待过，即：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我当时很为难，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主席的意思传错了，人家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主席醒过来说我没说要这么办，那还了得？我岂不是“假传圣旨”？可一想到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团的反应，又觉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作出了新决定。我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还了得？怎么区别？怎么办？我又无人再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录音机，再说，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呀!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证实主席现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证实呢？我得想办法让他再主动讲话。

　　当时，主席坐在床边上，两手重叠趴在胸前的饭桌上，头枕在胳膊上，我坐在主席的对面。张玉凤坐在他的左边。

　　我决心冒一次险。我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主席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

　　主席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他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主席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我可真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电话通了，我把主席的决定告诉了她。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是划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

　　“就是变了!”

　　“他吃过安眠药，这话算不算数？”

　　“算。”我肯定地说。

　　“你怎么证明真算数？”

　　“我又反复问过了，赶快办，要不然来不及了。”我也冲着电话大声嚷。时间马上就到午夜十二点了。

　　“唉呀!现在都快十二点了，说不定有些国家已经提前走了，美国队走没走我还不知道呢，得赶快想办法抓住他们。我马上办!”

　　天知道!可怜的王海容那一夜会忙成什么样子。

　　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回去，只见主席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张玉凤扶着他。见我进来，主席抬起头看着我在等待。

　　我把刚才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听完以后他点头表示：“好，就这样。”

　　然后，他才上床躺下。这消息好像比安眠药还灵。

　　第二天主席醒后刚一按电铃，我迫不及待的大跨步第一个跑进他卧室去，要和他核对这件事。我真怕他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说。”

　　“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你还记得吗？”我问。

　　“记得清清楚楚。”

　　“你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你瞧你紧张的样子!”主席并不着急。

　　“你快说呀!”

　　“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喽。”

　　听到这句话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膨胀了一夜的脑子都快炸了，这时才松了下来。我对主席笑着说：

　　“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主席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毛主席确实为中国人民、为中美两国人民办了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

　　毛主席事后曾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象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凶杀，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青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还是有吸引力的。”

　　历史的经历常是微妙的，有时偶然的事件，又引出必然的重要结果。非常有意思，如果美国乒乓球队队员科恩不上错中国的汽车，会有“乒乓外交”吗？看来，在五彩缤纷的国际舞台上，只有巨人的慧眼才能捕捉到这看似平庸而实际上是十分精彩的瞬间。

　　第五着棋：毛主席选择了反共总统尼克松。

　　1968年，美国头号反共人物著称的共和党尼克松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在谈参考时，主席曾多次问过我：“美国新换总统了，你有什么想法？”有一次我给他读了一段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有关中国的话。尼克松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中。”

　　“你把这段话好好记住。”主席说，“从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

　　一年之后，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主席看完当时的一份有关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

　　“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我问。我很想知道根据主席的分析，美国人如何作文章。

　　主席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

　　“是的，美国原来打算打‘两个半战争’。第一战场在欧洲，对付苏联的进攻。第二战场在亚洲，对付东南亚或朝鲜

　　民主主义共和国，防止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主要是防中国的进攻。最后的半个战争是那些不测的局部战争，诸如中东冲突。

　　中苏分裂，大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

　　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

　　“又等，又不等。”主席说，“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

　　这次谈话使我明确了一个想法：美国人会利用中苏分裂，以使国际局势对美国更有利；而毛主席也没放弃利用美苏的

　　矛盾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夺更多的生存空间，突破美国对中国的长期封锁。这三国之间中国和谁“亲近”就意味着那方较量的实力增强。毛主席巧妙地利用了美苏之间的矛盾，他从没想过要先发制人，但他总是处处争取主动，把不利因素变成有利因素。

　　7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主席特别关注竞选情况。有一次他问我，“你选谁？”

　　我说，“民主党比较温和些。”

　　主席说：“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共和党是靠反共起家的，我还要选共和党的尼克松。而且我已经投了尼克松一票。”

　　“为什么？”

　　主席说：“民主党在台上的时间比较长了，从三十年代算起，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民主党在台上长达30多年。为了顺应美国民意，共和党在大选中赢了，尼克松政府在国内搞些平衡，哪怕暂时作出亲共姿态也是可以利用的。看来，尼克松意识到中国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威胁性。这一点，他比民主党的各届领袖们略高一筹。”

　　“你估计谁当选的可能性大呢？”主席问我。

　　我考虑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很难说。我了解的背景资料不多。你说呢？”

　　主席没直接回答，而是说：“你天天跟我吹参考，你怎么就估计不到呢？”

　　“有的材料从参考里是看不到的，很难说谁当选。”

　　主席让我到他桌上拿几份外交部的文件，在我拿来递给他的时候，他没接，而是望着我说：“这是给你看的，你现在就看。”

　　我把这些文件看完，然后放在沙发边的茶几上。

　　“心里有数了吗？说说看。”主席鼓励我说。

　　“我估计可能尼克松会再次当选。”我谨慎地说。因为这些文件中也没明确提出尼克松当选的可能，只是又提供了些背景材料。

　　主席用斩钉截铁的话说：“肯定是尼克松。我要请他到北京来，你看怎么样？”

　　我考虑了一下，反问道：“跟一个反共老手会谈？你不考虑舆论界对你施加的压力？你不考虑自己的形象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些毕竟是个新事物。”

　　“你又不懂了，先啃那些啃不动的骨头，好啃的放在一边留着，那是不用费力的。”

　　说着，主席笑了，我不明白他笑什么，对他说的也似懂非懂。他说：

　　“你给我背杜甫的《前出塞》。”显然，主席看出了我的迷惑。

　　“哪一首？”我问。我当时觉得背诗词比搞外交容易多了。

　　他先背了一句：“挽弓当挽强。”

　　我接着往下背道：

　　“挽弓当挽强，

　　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

　　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

　　岂在多杀伤？”我流畅地背完了。

　　听完了我背的诗，主席说：“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写在诗中。这两句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15年，136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啦!”说到这儿，主席显得精神抖擞，眼睛闪着光，连烟都忘了抽。这些不加思索，出口成章的话看来在他心中已经捉摸得非常透彻。我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我说：“那么说，非尼克松不行？”

　　主席说：“把共和党这个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办了，非找尼克松不可。”

　　果不出主席所料，美国竞选总统的结果表明：尼克松以绝对多数票当选连任。

　　主席教我懂得：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舞台上，谁能掌握主动权，谁就是强者。中国从来不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在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上，毛主席不仅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在战术上他也一次次赢得主动。

　　他在美国这两个字上横向划了一道，一边是大多数美国人民，另一边是美国统治集团。他看清前者是可信的，并寄希望于他们。然后，他又在统治集团这边又划了一道，一分为二，分析民主、共和两党的矛盾。他十分懂得，只要不同利益集团能弄到一起，都是相互需要。主席的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铁板一块，有时很富有弹性。

　　尼克松访华，也受到国内反对派，特别是反共派的强大压力。同时，有的外电评论，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

　　主席听了我对他说的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我当时也还没弄清他用什么妙法解围。我在静静地等待观察。

　　主席对尼克松作了两点出人意料的决定。

　　第一，在主席见尼克松的时间上，外交部一直没作具体安排，看来有可能不好肯定毛主席何时接见。就在总统座机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主席对我说：“你给周总理打个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见他。”外国首脑一到达北京机场时就立即受到接见，这种情况，在以往的外交礼遇上还是较少见的。主席想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对尼克松的诚意和对他的重视。

　　第二，在会谈的时间上，原来只订15分钟，可主席和尼克松却聊了65分钟。主席是想给美国的反对派看看，中国人办事是有理有情的。

　　这两个时间问题，不仅仅是“时间”，而是体现外交上的微妙与策略。

　　在中美建交的全过程中，包括从法国、罗马尼亚、巴基斯坦三条渠道建立之日起，和紧接着的基辛格博士秘密来华的谈判，到尼克松总统公开访华，以及后来的中美双方公开谈判的整个期间，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一起反反复复、来来往往，频繁地到毛主席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每次，他们除了向主席汇报之外，还要同时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一时期，周总理和主席一样睡得非常少，可是总理仍然那样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海容和唐闻生紧跟在总理的身后一路小跑。使人感到精神振奋。

　　人们哪里想得到，在接见尼克松之前，主席患了一场大病，接见当时是大病初愈，就在最近的十几天，他还躺在床上，很少下地活动。我们在与接见大厅只有一门之隔的地方准备了一切急救用品，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连强心剂都抽到了针管里，以防万一。而毛主席与衰老，与疾病作斗争的惊人毅力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他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令人敬佩与感动。

　　接见尼克松的事过去以后，主席曾高兴地对我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的确，那一阵子，中国一下子就成为世界注视的中心。中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建交，中日建交等等。这一时期发生的事都是在毛主席的长久以来的预想计划中逐步实现的。

　　遗憾的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未了却完成他毕生的宿愿，便已乘风归去!

　　他没能亲眼见到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这一天。

　　这些悲壮的往事是颇堪回首的。我仿佛又看到主席在案头用平静、安祥的重重的湖南乡音朗朗读着他刚刚书写的词篇

　　——

　　《咏梅》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