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1300年前，唐朝时期，有一位自称小司马的史学家司马贞，在读了距今2100年前的司马迁写的《史记》中记载的距今3200年前的春秋吴国先祖泰伯的事迹之后，经过深思细考，在他的《史记索隐》中写下了中肯而准确的评价“泰伯作吴，高让雄图”。

评价泰伯的历史名人，目前看来，有孔子、司马迁，司马贞、李白、朱熹，而在历史上，尽管孔子似乎在极力赞美泰伯，但是韩非子、墨子、荀子、庄子，都没有评论过泰伯，后来的王阳明，也只是提到过泰伯。

孔子评价泰伯的内容，大家都很熟悉：“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认为泰伯达到了道德的巅峰，认为这是人类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当然，后来在西汉的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孔子成为至圣先师的时候，似乎是孔子最敬重的吴泰伯，按道理应该是被推崇得无以复加的程度了。但是实际情况是，直到东汉末期，泰伯庙才被建立起来。

当然，至德中的“至”字，古代不止一种意思，一种是极度的意思，比如，至亲、至交、至诚、至圣、至高无上、至理名言，一种是到达与达到的意思，比如，至此、自始至终，一种是一定与必定的意思，比如何至于此。明确地说出至德是极高道德的，是朱熹，孔子与司马迁没有明确地说出。如果要与朱熹唱对台戏，那么就可以认为至德是达到了道德，意思是达到了道德的要求了，够得上是称为是有道德的人，算是有道德的人了。泰伯之国是句吴，泰伯之德是够德，够德之人创建了句吴之国，很合适。或者是至字的第三个意思，认为泰伯的行为，必定是有道德的。

这种“达到了道德”，在古代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现代来说，尤其是现代中国来说，则是一件非常值得提倡的事，因为，达到了道德，等同于守住了底线。“不穿破底线”这种最低道德，在现代中国，可以认为是一种最高道德了。

所以说，如此看来，弘扬至德文化，也可以说是弘扬底线精神，坚守做人底线的精神，这也确实是一种这个时代在大声疾呼的声音，可谓时代最强音。

而司马迁对泰伯的赞美，一是表现在司马迁把孔子的话复述了一遍，除此再无评价，二是把吴太伯世家放在描述王侯将相的三十篇世家之首。从这两个方面，司马迁自己不用任何言语，而给予吴泰伯以高度的评价。当然，也有人认为，司马迁把吴泰伯世家放在第一，实则有其它的理由与用意，其它的理由是吴国是所有诸侯国中资历最老的西周姬姓国，所以放在第一，而其它的用意是，司马迁过分强调属于吴地记忆的泰伯，目的是强化吴地的人认同自己的汉人身份，以免从心理上对抗汉朝朝廷。

司马贞对泰伯的评价，如同本篇开始所示：泰伯作吴，高让雄图。非常明确，非常干脆。

而李白对泰伯的评价，也很明确，但与司马贞相反。李白诗中有言：泰伯让天下，仲雍扬波涛。清风荡万古，迹与星辰高。李白说得很明白----泰伯是清风，清高。而司马贞说也很明白---泰伯是雄图，是雄高。（当然也可说，李白说泰伯是高清，司马贞说泰伯是高雄，只是不要理解为是高清显示屏以及台湾高雄就是了）。

关于清高，有人说“没听说过玩女人是清高”，相同的意思是“没听说过追逐名利权柄是清高”，而雄图的意思很明显，是图雄，是在决一雌雄之中要求是雄，要的是对手是雌，要的是一群小弟小二与一群小妾小三。所以从泰伯“自号句吴”这一的历史记载的不可否认的真实事件得出的结论，司马贞称为是“作吴图雄”之高让，是雄高不是清高，是雄才伟略高瞻远瞩之雄高，不是花鸟鱼虫悠悠南山之清高。

朱熹对泰伯的评价表现在对孔子之言的解释：至德，谓德之至极，无以复加者也。三让，谓固逊也。无得而称，其逊隐微，无迹可见也。朱熹承认至德是至高无上的德，而对于三让，朱熹的解释是“固逊”，逊的本义是“逃遁与退让”，后来引伸为“谦虚与恭顺”。但是朱熹在此所说的逊，是“逃遁与退让”呢，还是“谦虚与恭顺”？从朱熹的后一句话就可以辨明----其逊隐微，无迹可见也。可见朱熹所说的“逊”，是“逃遁与退让”之行，并无“谦虚与恭顺”之意。因为谦虚恭顺，与隐微无关，只是态度而己，只有行为，才可以产生隐微的效果。可见，朱熹对泰伯的评价，是认为泰伯三让（退避）的行为，表现了泰伯的至德，与有没有谦恭的态度关联不大。

王阳明提到过泰伯，未加过多的评论，说的是一位姓华的人（华氏）把书院让出来给华氏的老师做教室，有泰伯之风。虽然并无直接评价泰伯之意，但也有间接评价泰伯之意，意思是泰伯如同华氏，首先是没本领不够当老师，然后是，愿意把地方让出来给本领够的人做教室。

由此看来，王阳明也认为是能者上，而不是德者上。人们常说：古人说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有德者居先，无德者让退。独夫弄强必亡，得人心者得天下，唯德者居之。这句话来源于周文王与姜太公的对话。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

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

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

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意思是，能够同利共财的，能够排忧解难的，能够同甘共苦的，能够生利的，得天下。否则，失天下。

对此，周文王很高兴。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诏命？”乃载与俱归，立为师。

对比后来的吴国亡国之时，也有此天命一说，天把越交给吴，吴不受，天把吴交给越之时，越不敢不受。如此就把“夫差释放俘虏以及俘虏倒打一耙”的忘恩负义不知感恩的事实给挡过去了。夫差与勾践，谁有德，谁失德。谁居之，谁居先，历史中明明白白。

王阳明把华氏让出地方做教室，称之为如同泰伯。有德者居有教室（天下），无德者退出教室（天下），华氏退出教室，但不是无德，也非有德，而是至德，可见，至德，可以称之有大德，极有德，如同道家所说的两极相通，大巧若拙，大音希声，所以说大德无德。也可以称之算是有德，够得上有德，达到了讲究道德的高度，守住了底线。虽然华氏不才，但是也算是有贤德的了。从王阳明看来，就是这个分寸。华氏让出教室，就算是达到了道德的极点了吗，就达到至德至圣出神入圣的地步吗，显然不是。慷慨而己，人之常情。

王阳明提到过泰伯，也提到过“吴”，做过以下论述：吴楚在《春秋》亦徐越而已矣，吴以泰伯之后而称王，楚以祝融之后而称王，故《春秋》亦以待徐、越者待之，猾夏则举号，慕义则称人，及其浸与盟会，亦止于称子，曾不得以本爵通焉。盖待之虽恕，而其法固未始不严也，然则僭伪者，其能逃于《春秋》之斧钺邪。

王阳明在这里想说的是：吴楚虽然是强国大国，但在孔子看来，实际上和徐国越国是一样的蛮国，只仅仅是在他们侵扰中原的时候，才给他的称号，比如百越，他们不进攻中原，那么他们在中原这里，连个名字也没有，只管称其为百越，虽然越地（中国南方）有一百多个部族，但不知道其具体的名字，除非哪个部族进攻中原。而且，只仅仅他们在慕义的时候，才称其为人。意思是他们在进贡（慕义）的时候，才称其为人。如果即没有进攻，又没有进贡，就算是来参加会盟，也仅仅称他们是“子爵”，虽然宽恕他们，但实际上也是对他们严加防范的。他们要是敢无礼不逊，哪里能逃得过《春秋》之刀斧利刃的剖析明了，放在阳光之下，搬上历史的审判台呢？简单地说就是，他们要是无礼不逊，哪里逃得过一顿臭骂呢。

而韩非子、墨子、荀子、庄子，都没有提到过泰伯，甚至庄子在他的《南华经》中，专门有一篇《让王》，里面有十六个推让王位的故事，唯独没有泰伯推让王位的故事。庄子对泰伯三让王位的态度，可见一斑。

庄子所言的让王，意思比较明白，是让出王位的意思，而现在的关于让王的说法，从语境上看，似乎是指“在让的方面，可以称王了，或是指在让出王位方面，可以称王了”。如果是这样，让王倒是可以称之为“逊王”。逊是逃循避让之意。在舍弃方面，是可以称王的，是没人能比得上的，是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庄子在《让王》一篇中，整篇不提泰伯，很显然是他看到的泰伯后来的行为----自号句吴。泰伯并没有做隐士，没有逃避责任，而仅仅是“让贤”。让天下于有德者居。这可以说是够得上有道德了，虽然不是有德到可以居天下的程度，但至少可以在天下有所居处，而非独夫民贼，无处可居，也上不了天堂，只能下地狱。

从庄子在《让王》一篇中不提泰伯之事可以见得，在庄子眼中，泰伯让王，根本不是他理想中的逍遥人格，而是一种战斗动作，三十六计走为上，逃循避让与腾挪闪让，表面现象相同，但泰伯是后一种，那是一种战斗动作，与庄子所提倡的，不是一回事。

另外，泰伯让贤，但泰伯并没有进贤（推荐贤能的人），如果泰伯能推荐贤能的人，比如季历之子姬昌，从而让出王位。那么，这种举动，按道理说，应该是比单纯的顺从父意让出王位，更让孔子五体投地崇拜致极了。这更让人看出了泰伯的谦逊，有自知之明，伟大，有舍得之大度大气之量。中国历史上有这种人，这种极高的道德，完全超过了孔子心目中的至圣至贤的周公姬旦，孔子简直要为之呼天喊地激动得擅抖了，如此，估计孔子只能对泰伯封神而后止。

吴泰伯具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精神，符合孔子的入世精神，但孔子称泰伯为至德的理由是“民无得而称”，而非“自号句吴”，无论孔子的至德是极有道德之意，还是够得上有道德之意，都不是指“自号句吴”。撇开孔子而论，泰伯自号句吴，开天辟地，其才能并不亚于季历。

这又涉及到另一件事情

古公亶父真的是从姬昌身上看出了圣德吗？圣德这种东西真的能从小孩子身上看出来吗？这首先是要看古公与泰伯是不是持相同政见。而这先要看古公有没有翦商之志。如果古公有翦商之志而泰伯没有翦商之志，泰伯是要和平，所以泰伯选择离开，或者古公无翦商之志而泰伯有翦商之志，泰伯是要战斗，所以泰伯也选择离开。或者古公泰伯都有翦商之志，但泰伯主张马上动手，古公主张以后动手，那么泰伯也只能选择离开。或者，古公泰伯都有翦商之志，都有开天辟地之心，泰伯奔吴，只是二人共同确定的出于安全考虑的谋略（见《从泰伯先祖看吴氏文化》一文/Article/art/lunwen/201507/19880.html）。然而，如果要看古公有没有翦商之志，那就要看古公的离豳至歧之迁徙的真实动机，是为了避开戎狄，还是为了挺进中原。所以，一切并非一定如同表面上书面上说的那么简单。

对泰伯之事迹，可以有这一种解读，而丝毫不影响泰伯的光辉形象，对季札之事迹，也可以有另一种解读，而不影响吴氏的形象。

季札让王，也可以看做是吴王寿梦的安排，寿梦清楚地知道季札坚守礼制，不会接受王位，但是家国的生存空间的扩张，不能指望季札，而需要调动季札的三位哥哥的积极性，所以安排要季札接受王位，季札不从，就让季札的三位哥哥依次继承王位，让他们在王位上尽心尽力，力展才能与志向。然后在三哥余昧去世之时，按照季札坚持礼制的禀性，一定会把王位让给寿梦长子诸樊的长子姬光。因为这件事，完全符合季札坚守的礼制，而且季札要想做，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季札可以第一天收下王位，第二天禅让给姬光，完美地了结这件事情。

问题就出在余昧与季札身上，因为季札不登上王位，他就没权力安排谁来继承王位，余昧也不会允许季札不在王位之上而在王位继承人的问题上指手划脚，余昧的态度应该是很简单，要么你来继承王位，要么我来安排，因为我现在是一国之主。而季札此时，只要主持朝政，就可以主持正义，如同基督教的圣经中的神所说的，伸冤在我，我是阿尔法，我是哦米嘎，我是一切，你们只有或者蒙冤，或者忍辱，你们不得伸冤，只能由我来伸冤。如同统治者对臣民们所说的，这里只有我才可以杀人，你们不可以杀人，无论是什么冤情什么正义，你们不可以杀人。然而，季札不肯登上王位，连象征性的登上王位一天也不愿意。这是当初寿梦意料之外的事情，如此以礼制之行来眼看着礼制被破坏，也是以礼让谦卑为名做出一件刚愎自用的傲慢事情，如此而酿成家国以后的悲剧，也就在所难免了。因为，季札不登上王位，不可能是因为季札认为余昧之子姬僚最适合继承王位。也不可能是因为季札认为诸樊之子姬光最不适合继承王位。只能认为是因为季札坚守礼制。

这种以礼让谦卑之名做出刚愎自用之傲的行为，人人都可以看得到，人人都可以看得出来，虽然不是人人都愿意点明，总之不值得成为榜样。

中国有句古话是温良恭俭让，一些人将之看作是温良恭谦让，于是，某些人以为让就一定是谦让，咬定了让就是谦让，泰伯三让就一定是谦让，这如同是无文化的人在谈吴文化，这样没法把吴文化上升为吴学。如同某些书法者，写毛笔字喜欢写繁体字，把鹏程万里的里字写成里外的里的繁体字，却不知鹏程万里的里，它的繁体字写法与现在简化字的里完全相同，而不是里外的里的繁体字。同样的是，海水不可斗量的斗，就是现在的简体字升斗的斗，而不是斗争的斗的繁体字。这样容易被似是而非的东西忽悠过去。不能说看问题很精准。

当然，谦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品德，易经六十四卦中，唯有谦卦六爻皆吉，谦，对于平民来说，更是非常合适的品德，完全是平民百姓的安身立命之本，谦是一种虚心，是不自高、不自大、不自满，不自负、不虚夸、不鲁莽、不一意孤行，不夸大自己的能力，不夸大自己的价值。谦者，逊让也，致恭，而后可以存其位者也，可见，谦得益。

谦是平民的美德，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专制社会，除了皇帝之外，其它一切都是民，将相官僚仅仅是奉禄高一些的奴才而己，所以，谦对于皇帝之外的一切人来说，都是美德。唯独对于皇帝一个人来说，为了家国的生存空间的维护与扩张，不能滥用谦卑。

但是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竞争社会，为了家族生存空间的维护与扩张，同样不能滥用谦卑，对于尚未成家没有子女的找个差事做的人来说，可以多一些谦卑，事情多做一些，工钱少拿一点，以此发扬谦让之精神，当然没问题，而对于有家室子女的人与办厂办店的人，则不同了，他们的后面有几张嘴几十张嘴几百张嘴要等着吃饭，不能以你一人之谦让之德名而使众多的人受到不公。

进一步而言，一个人嘴里高唱着谦让，但在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里，却在尽可能地少付出一点，尽可能地多赚一些，那么，一般的人会怎么看呢，一般的人只能是，行为上嗤之以鼻，言语上则扣之以“什么玩意儿”。 

犹其甚者，在现代民主与法制尚未健全的社会，做为国家公民，如果一味的谦卑，只管高唱谦让，会让某些官僚与统治层产生错觉，以为国家公民并非是一群不可侵不可辱不可愚弄的人。所以，只有大唱高让雄图的公民，才可以让某些官僚与统治层知道，国家公民出让权力与缴纳税款，并非畏缩与进贡，只是从国家建设的大局考虑而慷慨地出让部分权力与部分劳动果实，如果某些人以公权公款而行非公之行，国家公民还有雄图之禀性的，即能慷而慨之又能鹰击长空的公民们，并非不知道“子弹上膛 刺刀见红”为宪政与天经地义而拼搏。

如此这般，才会让社会上下和谐安宁，否则，面对强权狡政，高唱谦让，如同“慢藏诲盗 冶容诲淫”一样，给社会带来扰乱。如同爱因斯坦后来支持核武器，因为他看出了核武器可以给世界带来和平，否则，现在不用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就是第五次世界大战都打过了。

这就是现在弘扬泰伯仲雍“高让雄图”之高尚品德的原因所在，这是这个时代的呼声。

另外，从历史事实上来看，中国人在海外立国的七个建国者，其中有三个就是吴氏宗亲（越南吴权、马来吴阳，印尼吴元盛），这难道不是泰伯仲雍高让雄风的体现吗？这难道是泰伯仲雍谦让清风的体现吗？

可见，无论是从事实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还原真相，还原真理，而不是歪曲掩盖粉饰，正是当今需要大力推行的事。

不仅大力弘扬泰伯至德坚守道德底线之精神，现在正是时候，而且大力弘扬泰伯高让雄图之精神，现在也正是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