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季札推让王位之举，评为“延陵季子其天民乎”， 对于延陵葬子之事，孔子评价“延陵季子其于礼也，其合也乎”，孔子还对季札评价“季子能以义正人，可谓善改矣”，季札去世，孔子亲自手书“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个春秋古字（现存于江苏丹阳季子庙）。

 

孔子在此所称的“君子”一词，在先秦古籍中，比比皆是，“易”经中有“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一说，在孔子心目中，君子是“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具有在道德与学识两方面的理想人格。

 

虽然没见到孔子对季札的徐墓挂剑之举有过评论，但孟子说“有诸己之谓信”，这是对季札的徐墓挂剑之举的最好的定义。不一定要说出口并遵守，才是信，而是自己心中认定并遵守，才是信，司马迁则认为季札有“仁心慕义无穷”之德，有“见微知清浊”之才，是一位闳览博物的君子。

 

以上是儒家体系中的重要人物对季札的常见评价，然而，对于儒家体系中最为重视的孝行，这些人物对季札均不着一字，后世的吴氏宗亲与吴地学子，也对此避而不淡。

 

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古今中外，并无完人，儒家体系中最推崇的人，是周文王姬昌，孔子称其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谓至德。”然而实际上的真实情况是，殷纣荒淫无道，八国叛之，但姬昌不叛，并且对纣王说我去降服他们，然后姬昌率周国之兵征伐八国，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势，使八国归顺于纣王。这也使纣王很高兴也很放心。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八国归顺，其实并非归顺于纣王，而是归顺于周国，经此一举，周国己经把这八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所以才有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势。但是即使如此，周国仍然服事于殷，没有向纣王开战。孔子认为这是最有德行的事情。

 

这并不是因为孔子是殷国王室后裔，周文王不攻伐殷王国，而孔子就说周文王的好话。

 

孔圣人以此而称周文王为至德，其实是话中有话，如同孔圣人以三让天下而称泰伯为至德，也是话中有话。孔子称泰伯至德，并非指泰伯放弃王位而至德，其实是称泰伯三让之背后的孝行与诚意为至德。同样，孔子称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事殷”为至德，并非指周文王不攻伐荒淫的纣王而为至德，而是指周文王奉行中庸之道而至德。

 

中庸之道即为中用之道。行为有实效，才叫有真的诚意，才为真的诚实，否则，即使是动了真心，起了真怒，上了真火，但是如果在行动上不能成功不能实现，仍然不中用，仍然不为真诚。而说到中用，周易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时之用，大矣哉”。时机是最中用的，天时地利人和之中，天时是最中用的。所以，孔子称赞周文王不伐殷纣为至德，实际上是称赞周文王讲究时机是至德之举。时机不到，决不动手，至死也不动手。所以，做为历代有吞殷之志的周王，周文王死了也不伐殷纣，直到纣王举兵攻伐徐国，以巨大的代价获得惨胜之后，周武王才牧誓八国，率八国联军伐纣，这时纣王国力虚弱，只能派出大量的徐国的俘虏兵上战场，最后在牧野之战，俘虏兵临阵倒戈，周武王一战灭纣。这其实是周文王的至德之功----等待时机之妙用。

 

然而在周武王灭纣之前，周文王所扮演的角色，如同现在的五毛与鹰犬鹰爪，看上去是在替恶人做事，看上去是在出卖良心而求荣求利求安。如同现在的人评论那些五毛与鹰犬是“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现在看来，孔子则高度赞扬那些“为了等待时机而装睡的人”为至德。

 

虽然周文王扮演过五毛与鹰犬的角色，但这不妨碍他被称为至德，但似乎不象是个高大上伟光正的高富帅白富美的完人。同样，吴泰伯因为诚与孝而被称为至德，但是按照儒家的标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历史上记载泰伯无后，这从儒家的标准来看，泰伯虽然非常孝顺，但还不能算为至孝，因为无后所以可以称之为大不孝。所以，在儒家体系中，也不能称泰伯为完人。

实际上，儒家本意并非说“无后为大不孝”，只是后人对儒家的误解。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意思是，舜帝娶了老婆不告诉他父母，就是不孝，但君子认为这相当于告诉了，意思是舜帝还是很孝的。可见，在孟子看来，泰伯无后并非不孝。

 

对于季札，他做到了有诚有义有信有才有三让有礼制，然而不顺从父意，则难以称之为孝。古人云，千孝不如一顺。孝顺二字，失去了顺，孝字则逊色不少。

 

关于孝与顺的关系，现代的人很容易解决，孔子也明确地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令，又焉得为孝乎”。汉朝赵歧也认为“阿意屈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可见，孝并非顺，该顺则顺，不该顺则不顺。

 

当然，对于那些愚孝愚忠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他们可以认定并且也可以一口咬定“上头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你不理解但你必须顺从。即使最后证明上头其实并不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而是在走了几步臭棋，他们也可以说是“输牌不输理”，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实际上，按照道德是为统治服务的观点来看，在儒家设计的道德体系中，把孝放在第一位，是有逻辑基础的。儒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有损”，所以，儒家把自己不受伤，自己活得好，当做是最大的孝。如果人一辈子到死，身体与皮肤都完好无损，那就是遵循了孝道。表面理由是这样父母就不用担心了。而实际的用意，就是不要争斗，因为一争斗就会有伤，一有伤就是不孝，所以不要争斗。这样，只要天下人不争斗，那么，统治阶级的统治当然就稳稳当当固若金汤，这就完全达到了设计道德条款与设立道德标准的终极目标。所以有人大呼：孝就是你要活得好，孝就是你要活得长寿，孝就是你要活得把你父母没活过来时间追回来补回来。这样，百善孝为先，统治即巩固。

 

当然，统治稳固也少不了打仗，一打仗就有伤残与死亡，于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之说就诞生了。因为忠字里面，并不包括着“不能受伤定要长寿”。

 

总之可见，儒家学说体系里面，本来并没有“无后为大不孝”“不顺即不孝“的思想，吴泰伯的无后与吴季札的不顺父意，并不有违儒家孝道。但是泰伯无后与季札不顺，也不值得大力宣扬。

 

但是，即使后世儒家认为“无后为大不孝，不顺为大不孝”，但儒家体系的道德为统治服务的核心并没有变，所以，泰伯三让与季札三让的行为，还是受到儒家的抬举。道理很简单，维护统治在于不争，而争的原由在于资源有限而欲望无限。这里的资源包括权位与财富。如果有人愿意放弃权位甚至是王位，有人愿意放弃财富甚至是一国之财富，那么，宣扬这一点，对于熄灭与减少争端，大有好处，对统治的稳定，大有好处。所以，尽管泰伯无后，尽管季札不顺，仍然要大力宣扬泰伯与季札，不断地予以封号封位，反正这对统治阶层的高层而言，也不值钱，至于这种让权让利之行为，是不是真的好，是不是真的合理与适当，是不在考虑之列的。

 

更何况，在吴国历史之中，泰伯三让王位，季札三让王位，让出王权让出财利，最后让出了生存空间，让出了生存的地盘。这表现出吴王们让出了三个国家，攻取了楚国而又让出了楚国，攻取了越国而又让出了越国，甚至捕获了越王又放回了越王，使得上天对吴国之主是不是有对天下负责任之心志产生怀疑，觉得是不是吴主们是不是想到另外的十一维空间去，最后连吴国的地盘也让出来了。

 

而泰伯季札的后裔子孙，对此，就类似于吴思所言，一般的老百姓，对于统治阶层的态度，是“他们宣讲谎言，我们伪装相信”。尽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尽管“千孝不如一顺”，坐在王位上的人派人宣扬让出王位很好很高，让出王位很高明很聪明，那我就伪装相信好了。你们不提“无后之大不孝”与“不顺之大不孝”，我们也不提好了。我们只遵循“中庸（中用）”之道，学周文王等待时机，天时己到，自然顺天应人，从吴起跳槽到吴广起事，直到吴兆麟挺身而出，出任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总指挥，哪次惊天动地天翻地覆的时机到了，泰伯季札后裔，自然把儒家体系统治阶层扣在泰伯季札头上的“三让”二字踢到一边去，挑起重担，当仁不让，依照天时，替天行道，而后功成而退，彰显天理，而后立地成佛，与王张李刘杨赵陈黄周等老百姓们百家姓们的人民一样的，毫无二致。

 

泰伯季札后裔对三让，是持这样的与万民无异的态度，对所谓的大孝与不孝的要素，也是同样的持与万民无异的态度，而且天下吴氏在家谱中大多奉季札为先祖，以季札并非不是无后，而是其后世极为茂盛，以此补偿季札的不顺之举在孝的定义方面的不足之处。

 

可见，无论季札后裔，还是泰伯之二弟仲雍的其它后裔，都得争取人丁兴旺，以谦逊之心，以怀祖之意，补偿先祖无后之说与不顺之举在儒家的孝的定义方面的不足。这种以补祖之失为念的行为举措，是更高一级的层次上的怀祖之德。这类似于创造现代文明的基督教文明所包含的原罪精神，消除了傲慢之心，履行了谦逊之意，以行至善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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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贴标题见于当代吴氏网导读栏目)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