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丰吴氏吴重熹因是袁世凯之师受辱
吴重熹(1838~1918),字仲饴,号石莲,山东无棣县(原海丰)人,吴式芬次子。
清同治元年(1862),吴重熹中举人,授职工部,官 至郎中。
他竭诚秉公,政简而事治。
光绪五年(1879)5月,擢河南陈州知府,任内以振兴文化教育为先务,修缮圣庙,建崇经义塾,为官清正,慎于理案判 狱。
历任福建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江西巡抚、河南巡抚等。
宣统二年(1910),吴重熹奉诏北京供职,诰授光禄大夫。辛亥革命发生后,吴重熹解任归寓津门。民国纪年闭门谢客,专事编辑《吴氏文存》《吴氏诗存》《吴氏仕德录》,《吴氏试艺》为国家馆藏名典。著有《石莲谙 文集》《石莲谙 词》及奏议若干卷。卒年81岁。
《袁世凯评传》评:从爱国青年到治世能臣,最后变成窃国大盗。
1876年,袁19岁闲居陈州,爱好是饮酒和驰马。袁乘其先辈丰厚家产的余荫,有钱有闲,自立门户,慷慨好施。
当时陈州府的太守吴重熹,也是袁的父执,常常劝戒袁多读书,少饮酒。袁能将《五经》《四书》背得滚瓜烂熟,吴重熹对袁的才华很赏识,助袁以荫生进学读书,成为袁的受知师。后袁解囊捐资而设立了两个文社——“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自任该两山房“主事”“供给食用”,使陈州一带寒士“多依为生”,而“奔走其门者如过江之鲫”文雅客士,不时在袁“山房”会聚,海阔天空,吟诗作赋,谈古论今,社会动荡,难以平定。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切磋时事,关心国家大事,风流一时,极为热闹,传为佳话。袁自此声名大振,袁令人咋舌之对联曰: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北洋军阀史话》
1878年,袁世凯科场不第,河南学政翟鸿为报复陈州知府吴重熹而取消了项城第一名袁世凯录取资格。据袁静雪(袁世凯的三女儿,原名袁叔桢)回忆,袁世凯落第之后,原想进京走捐官这条路,“可他到了北京,却把那捐官的正事搁在脑后,一味地讲吃、讲穿、讲玩乐。
后袁通过嗣父袁保庆与安徽庐江吴长庆关系加入曾国藩的“庆字营”,即后的李鸿章的淮军。……(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等均是李鸿章为首的淮军系统的重要成员,而当时在位的淮系大员如刘铭传、丁汝昌、周馥、吴长庆等均是袁世凯的父执辈,袁为何不去依附当时在李鸿章幕府,极受倚重的堂叔袁保龄或其他父执,而选择投奔吴长庆,均因袁保庆与吴长庆有“兄弟之好”特殊情谊,是袁算计之中的事。……
袁世凯经营培植北洋军阀集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培植亲信,组成宗派势力,并掌握了一支唯袁命是从的北洋新军,而这支军队“其心理中不知有清廷,而唯知有项城耳”。袁非常崇拜曾国藩“起自团练,创办湘军”的治军方法,并加以发展,在袁世凯手下网罗了一批忠于他的亲信、心腹、死党。其中有的原来就是袁的亲友、同乡或家中用人的子弟,如袁乃宽、张镇芳。有的毕业于清末李鸿章所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被袁委以重用。如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以及段芝贵、曹锟、李纯、王占元、陆建章、杨善德、卢永祥、鲍贵卿、张怀芝等均出身于这一学堂。有的是吸收提拔肯于为袁卖命的淮军旧军官弁,如姜桂题、张勋、倪嗣冲、孟恩远等。有的是出身于袁氏所创办的各类军事学堂,如新建陆军之初,即设“随营军事学堂”,分由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任步兵、炮兵、工程等学堂总办,培养新军干部。嗣后,1902年在保定设“北洋随营将弁学堂”,1905年设北洋军医、军械、经理(训练军需官)各后勤军需学堂。1906年设“保定军官学堂”,训练北洋新军扩军后的军事骨干。袁世凯规定“此后训练新军,所有军中委用人员,应先尽曾习武备暨曾带新军者选择委用”、“迨成军后,遇有官弁出缺,仍先尽学堂毕业之员选充”(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4,兵3)。袁用人的标准是任人唯北洋派是亲。北洋六镇新军的镇、协、标各级统兵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洋系,绝少外省武备学堂毕业生或外省留日学生。故北洋六镇的军事骨干,多是袁氏的门生故吏,视袁为衣食父母。这些人依靠袁的栽培提拔,迅速升任为握有兵权实力的协统、镇统或总兵、提督等要职。在文职人员中也是如此,如朱家宝、齐耀琳、孙宝琦、张锡銮、赵秉钧、杨士锜等都是投靠袁世凯而被重用。经袁“保荐”、“密保”、“特保”等形式向清廷推荐,在短短几年里,由知县、候补道“破格擢用”为各省巡抚和各部侍郎等要职。而徐世昌更是由袁的一个幕僚,飞速地升任为清政府巡警部尚书、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内阁协理大臣,进入清朝的统治中枢。他们依靠袁世凯的引荐保奏,得以升迁,荣获高官厚禄,名义上是朝廷的官员,实际同袁荣辱与共,带有浓烈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至清末,以袁为首的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基本上控制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河南、东三省等省区及中央一些部院的实权,成为清末一大政治势力。
袁掌北洋后,吴重熹为世凯府试受知师,遂擢河南巡抚。……——《徐世昌传》
河南巡抚吴重熹在北洋军第二镇地炮口下宣布河南“自治”。成立“自治会”。奉袁世凯为会长。……《1908远东狂人》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李鸿章去世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电政督办大臣,设行辕于上海,派吴重熹为驻沪会办大臣,控制中国电报总局。由于电报总局连年盈利较丰,为与盛宣怀争权夺利,袁世凯以“电务为军国要政,应归官办”为由,奏请清廷将商股收归国有,遭到各股东反对。清政府决定先把电报改为官办,商股回收价格另行商议。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官督商办电报总局改为官办,但名称和职权都没有变动。光绪三十三年三月邮传部接管电信后,电报总局改组为电政局。
袁当上中华民国总统后,多次派人请吴出任官职,吴闭户不纳。使者复至始被延入,可还没等来人启齿,吴就说:“吾年逾七十,旦夕且死,宁有心依恋利禄耶?”袁闻之默然,最后以公府顾问名义,每月致馈八百元。
吴重憙对袁的复辟活动从未支持。受海丰吴氏影响,吴重憙岳父陈介祺告诫后世子孙,不准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