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国学大师吴宓

　　             吴宓少年时期住过的老屋。

　　2007年12月，在一个阴霾的冬日，站在位于吴氏家族陵园的吴宓墓前，心情格外沉重。墓碑上“文博古今、学贯中西”八个大字，难以道尽这位大师一生中对中国文化所作出的贡献。这位84岁的老人，中国国学大师、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在文革时代，度过他一生最为悲惨的晚年，走完了他“第三个28年”，如今静静地躺在这里。墓的四周松柏环绕，荒草萋萋，寒风拂面，我不禁唏嘘。

孤守人文精神的智者

    文博古今、学贯中西的吴宓，是中国近代著名诗人、著名红学家和知名学者，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先驱者。吴宓原名玉衡，又改名陀曼，字雨僧（亦作雨生），泾阳县蒋路乡安吴堡人，为陕西望族吴氏家族人。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21年学成回国，任南京国立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开设“中西诗之比较”等课，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在南京任教期间创办《学衡》杂志，任总编辑，其宗旨主要是提倡国学，兼介欧美学术，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形成对峙之势，别成一派。
　　其后吴宓在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期间，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方案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使清华大学外文系很快成为国内第一流系科。1928年，吴宓兼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吴宓先后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南岳文学院、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任教。1941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抗战胜利后，1946年吴宓在武汉大学任教，并兼任《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主编。建国后，吴宓曾在重庆磁器口的四川教育学院任教，不久因该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师范大学前身），此后一直在西南师院任教。期间曾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和西南师院院委会委员。
　　1966年，“文革”爆发，吴宓被打成“牛鬼蛇神”，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大量日记、文稿、藏书被洗劫一空。老人被架上高台示众，被人推下来跌断左腿致残，此后半年之久不能起坐。1971年吴宓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其胞妹吴须曼将吴宓领回陕西老家，终于使他得到了家庭的照顾和温馨；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
　　吴宓一生在学术方面贡献巨大。他在中国开创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他对《红楼梦》研究造诣精深，享誉中外；吴宓终生从教，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培养出大批学有所成的知名学者，如钱钟书、季羡林、李健吾、曹禺等皆出其门。

独立不倚的先觉者

    吴宓是泾阳人，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秦人耿介、正直之风。
　　吴宓主持《学衡》，他撰写发表了《论新文化运动》长文，反对激进派将“洗澡水和孩子一气泼掉”，主张存旧立新。鲁迅先生撰《估“学衡”》予以反击。而此后中国学术界一直将吴宓定位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现在回过头来看,吴宓在强大的新文化运动潮流面前，不人云亦云，明哲保身，而是以冷静、理性的学术精神、独立不倚的思想和先觉前瞻的洞察力,指出五四运动的偏颇之处，实属难能可贵。这正如吴宓先生写的：“热肠濒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
　　仁与义是吴宓的两大特点。吴宓早年就读北京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有一个擅写诗的好朋友吴芳吉，两人曾共著《两吴生诗集》。吴芳吉早年去世，吴宓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吴芳吉遗属的责任,几十年如一日。
他生活简朴、乐于助人，对学生经济上的求助,他有求必应。他自云：“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他目的，亦不望人报答。”在西南师院的岁月，发工资那天他最忙，忙于填写济助亲友、学生的汇单，自己却所剩无几。
　　吴宓与陈寅恪教授的友情至深至厚，两人建国后长期天各一方。1961年8月,吴宓乘火车赴广州抵中山大学探望陈寅恪教授。陈寅恪书《赠吴雨僧》诗4首，其中有“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之句，未想竟一语成谶，两人此后再未能谋面。1971年，吴宓被遣送至梁平农场劳改，当时他已右目失明，左目患白内障，但他却还挂念着挚友的生死安危。1969年“文革”之中，陈寅恪与夫人唐筼相继被迫害致死；时过两年之后,1971年9月8日，吴宓向中山大学发出一函，探询陈寅恪夫妇的“生死情况”,不想已成阴阳两隔的“生死叩问”。
　　吴宓崇尚学术，热爱教学，治学严谨。1956年，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1000余册稀有的外文图书全部捐赠给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在他临终的前一年，那时的他已是双目失明，卧病在床，而当他听说本地许多中学因为外语教师缺乏而无法开设外语课时，他还疑惑地说道：“他们为何不来找我？我还可以讲课。”
　　吴宓的学问空前绝后，逃不脱曲高和寡的厄运，一生的寂寞常人难以想象。在文革中，吴宓受到批判，但他依然不改耿介性格。对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他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翁维谦在《哭吴宓教授》中写道：“少壮峥嵘老倔强，辞章典雅语铿锵。中西博学真才子,今古娴通自大方。”正是吴宓一生的写照。

生命中最后一年

    记者不久前在西安一所普通家属院内，见到了已是92岁高龄的吴宓的胞妹吴须曼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老人精神矍铄，思维仍十分清晰。老人向记者回忆了她三去重庆接吴宓回乡之事和吴宓回到西安和泾阳后生命中最后一年的点滴。吴须曼回忆到：重庆兄妹重逢，相见泣不成声。见他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衣服只有两三套，被褥单薄，唯一的财产就是布满书架和箱、桌的中外书籍。一件蓝布面的棉袄，上面多处缝补，可见年月之久。回西安时吴宓怀中抱着一个红色小木箱，里面装满了他的日记，那就是他的宝贝。
　　由于十年“文革”期间对吴宓的批斗、殴打、凌辱和恐吓，从身心上对吴宓造成了难以治愈的伤痛。回到泾阳半年多后，其左目亦逐渐失明，几乎成了盲人，有时执笔续作日记，然写出的许多字却是重叠在一起的。更为严重的是从几年前开始,吴宓的精神即出现了障碍。在泾阳时吴宓的神志时而清醒，时而恍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神志昏迷中他喊道：“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我是吴宓教授”，是他已感到就要与人间永别时用生命最后一股力、最后一口气息宣布自己的人格！教授之称，在俗人眼里一文不值，而在吴宓心中，那是学识、人格、价值和尊严的象征。“我是吴宓教授！”喊出的是对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残酷迫害的声声血泪控诉和最严重的抗议！

吴宓故居亟待保护

    在吴宓先生去世30年后的2007年末，记者驱车来到距咸阳市泾阳县十数公里的安吴堡（现称安吴村），这座传说中鼎鼎有名、富甲一方的吴氏家族的城堡。
　　在当地工作人员的引领下，记者前往吴宓的故居。推开两扇较新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两座残破不堪的旧房子。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其中一间破旧的偏房就是吴宓的故居，是吴宓所属崇厚堂西院唯一保存下来的老房子,而另一间已是后来推倒重修的土屋。令记者惊讶的是，这间吴宓故居里现在还住着人，住在这里的吴姓老者告诉记者，他们家是土改时候分到的房子，那时房子还有雕花的木格子门窗，后来这里一度被作为公社食堂公用，木格子门窗等都被拆下来卖了毁了。如今记者看到，这座房子仅剩下大梁、石柱、石礅等还是原来遗留下来的，房子的墙壁等全是后来重修的土墙，被主人家当作厨房和储存杂物的地方使用。记者随后又来到吴宓少年时读书的地方———吴宓书
房，一处被杂草包围的房屋，现在也属于村里一位牛姓人家所有，但已荒废很久，无人居住了。曲折地找到主人的兄弟，拿到钥匙，打开房门，里面一座小小的房子，一个小院子荒草丛生，房子依稀还可见当年的模样。牛姓房主告诉记者这里被小偷光顾过好几次，值点钱的匾额、雕花的门窗等都被偷走了。吴宓故居残破失修、无人管理保护的现状令人寒心。
　　稍值得欣慰的是对吴宓故居的保护已经开始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在泾阳县旅游局，记者见到了刚刚起草完毕的安吴古堡景区景观体系建设的初步规划，在里面吴宓故居将被作为安吴古堡景观的一部分——文学名家文化区来恢复重建。设计构思是恢复吴宓故居、峨阳书院，建设吴宓纪念馆，展现一代文学大家的风貌。我们期待，吴宓故居的残破现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改善，使所有来这里瞻仰这位国学大师的人们可以重睹吴宓故居当年的风貌，聊寄追思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