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钊创立越南高台教

本网原有一贴：吴文昭创立高台教（越南本土第一大宗教）

http://worldwu.com/Article/news/zonghe/200912/6187.html

此贴的吴文昭 就是本文的吴明钊，或称吴文钊

本贴内容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许文堂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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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教的创立应归诸几位灵魂人物。首先是吴明钊（Ngo Minh Chieu,1878-1932）又名吴文钊（Ngo Van Chieu），他是身受越、汉、法三重文化洗礼的知识份子，接受法国在西贡的殖民学校Chasseloup-Laubat 训练之后，进入殖民政府官僚体系。在1920 年，他在派赴富国岛（Phu Quoc doi）任知府职的期间，因为参加扶鸾（Pho Luan）而感受灵召，从此热中此道。在1924 年他调回西贡时，即以此类聚会的灵验而号召了不少人，其中许多是传统知识份子或在殖民政府中任职。

根据吴明钊传授的扶鸾降神方式，乩笔多次以‘AAA’的身分出现，表达了建立新宗教以普度世人的期望，因此一群士绅头面信徒正式向交阯支那殖民政府登记成立新宗教，并在报纸刊登广告。但是吴明钊的姓名并未在此一公开信中。据称，由于新任总督Alexandre Varenne 力邀吴明钊进入总督府第二局服务，而第二局职司情报，因而致使一些高台教的上层神职怀疑吴为殖民政府搜集教内情报，指其‘背叛’，而逼迫吴交出权力。

建教伊始即蒙上分裂的阴影，高台教的宗派主义也一直成为日后的发展阻碍。以吴明钊而言，他在1928 年退出殖民政府，迁到芹且（Can Tho 越南坚江省省会迪石市以东的港口城市）另立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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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高台教：一个混育宗教的探析

许文堂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一、引言

一个新兴宗教的产生往往是因为该社会原有的宗教信仰已经不足以抚慰一些人的精神，因而藉着一种‘更新’的教义解释来吸引并满足信徒。‘更新’可能是某些基本教育的重新解释，并非新创的教旨，也可能是一种新创的宗教以更符合该社会需求的教义来回人民的精神层面。

一九二○年代在越南南部出现的高台教（Dao Caodai）无疑是一种非常特殊并加上民间信仰的产物，它混合了儒、释、道、基督教义，并加上民间信仰，甚至有类似穆斯林的祈祷仪式，不仅包容了东西古今的圣哲增添了神秘的奥义教派色彩，使其在农村得以迅速的发展，成为越南境内的第三大宗教，这可能得力于其领导阶层，朴实的教义，严密的组织，应许或应验的乩言。高台教义混合了各派教义，它也融合了越、华、柬、法等各种族的信徒，容纳了各种可能性的发展。

最特别的是高台教对独立自主的追求，在法国殖民者统治下的合作与抵抗，第二次大战期间和日军的合作，战后和越盟、南越各属政府的关系，无不充满神秘色彩，反而不若其教义的简明。

问题是，如果不是因为战争，使高台教徒的民族主义立场在选择合作对象时与共产党徒不同，高台教在日后就能得以兴盛的发展？

一个统合性的宗教，可能意味其信徒的世界观的高度发展，宗教的社会性也相对的扩展到理性境界，何以这样的一种宗教能在越南农村迅速的传播，得到上百万的信徒？它的信仰基层（substratum）为何是建筑在农村？批评者或者认为其理论混沌幼稚，符合宗教哲学境界较低的民众易于各取所需。由于战乱以致相关资料有限，且不易取得，世人对于这个原欲普度众生的宗教也更难以深入了解，本文为对此一混育教义的宗教作初步探析。

二、大道三期普度的开启

越南长期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因此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即使西力东渐之后，对于由欧洲传入的天主教的接受过程亦颇为雷同。因此，在越南民间社会的精神生活中，儒、释、道、耶各教及民间信仰可说是主要的潮流，但是在1920 年代，越南南部却出现一个新兴的宗教──高台教，它统合了儒、释、道、基督四大教义，并接纳民间信仰中的神只作为其教义中的使徒，这种开放性的综合教义（syncretism）使其得以迅速发展，并确立自身在越南社会及宗教史上的特殊地位。

高台教（Dao Cao Dai）是一般教外人士对该教的称呼，所谓的‘高台’是指至上之神的居所，至上之神或以名之，可称作‘高台仙翁’或‘高台上帝’（CaoDai Thuong De），教内神职人员则称之为‘Aá?’，祂代表了上天或上帝或造物主对于人类的第三次普度，因此教名为‘大道三道普度’（Dai Dao Tam Ky PhoDo）。所谓的第一次普度是指在两千五百年以前，分别由佛教之燃灯古佛（Nhiem3Dang Co Phat），道教之太上老君（Thai Thuong Dao Quan），儒家之伏羲（PhucHi），及基督教之摩西（Moses），代表开启。第二次普度是由释迦牟尼佛（Sakyamuni）、老子、孔子、耶稣分别创教，以救世人。现在乃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普度，由上帝决定统合所有宗教，消除世界的隔阂，建立一个天上地下皆为博爱公平的世界。由于祂超越了所有的宗教，故谓之为大道。

高台教的创立应归诸几位灵魂人物。首先是吴明钊（Ngo Minh Chieu,1878-1932）又名吴文钊（Ngo Van Chieu），他是身受越、汉、法三重文化洗礼的知识份子，接受法国在西贡的殖民学校Chasseloup-Laubat 训练之后，进入殖民政府官僚体系。在1920 年，他在派赴富国岛（Phu Quoc doi）任知府职的期间，因为参加扶鸾（Pho Luan）而感受灵召，从此热中此道。在1924 年他调回西贡时，即以此类聚会的灵验而号召了不少人，其中许多是传统知识份子或在殖民政府中任职。

根据吴明钊传授的扶鸾降神方式，乩笔多次以‘AAA’的身分出现，表达了建立新宗教以普度世人的期望，因此一群士绅头面信徒正式向交阯支那殖民政府登记成立新宗教，并在报纸刊登广告。但是吴明钊的姓名并未在此一公开信中。据称，由于新任总督Alexandre Varenne 力邀吴明钊进入总督府第二局服务，而第二局职司情报，因而致使一些高台教的上层神职怀疑吴为殖民政府搜集教内情报，指其‘背叛’，而逼迫吴交出权力。

建教伊始即蒙上分裂的阴影，高台教的宗派主义也一直成为日后的发展阻碍。以吴明钊而言，他在1928 年退出殖民政府，迁到芹且（Can Tho 越南坚江省省会迪石市以东的港口城市）另立支派。

黎文忠（Le Van Trung, 1875-1934）也是西贡Chasse loup-Laubat 学校出身，殖民官吏的便利使其在经商获利不少，但无度的挥霍损害了他的健康，幸而吴明钊的降神及乩笔使黎文忠幡然悔过，决意信奉高台，并成为担任头使（Dau Su）的重任，负责建立圣堂。

1926 年11 月黎文忠在距西贡西北九十公里的西宁省鹅坚县慈林寺将此一佛教寺院转化成高台教的第一个殿堂。此时高台教已有信众一万多人。1927 年3 月，黎文忠并依神启在龙城（Long Thamh）黑婆山（NuiBa Den）附近购得百公顷林地，开始建筑高台圣殿。

这座号称为高台教的梵蒂冈的圣殿（Holy See）建筑可能是由来自西班牙迦太隆纳的耶稣会士Pedro Martino 协助设计，这名耶稣会士自巴塞隆纳建筑学校毕业，是西班牙建筑大师高第（Antonio Gaudi）的门人，将西宁圣殿建筑外观设计有如主教教堂，内部则是雕龙巨柱的彩绘，极富特色。

1929 年，新任的交阯支那总督Krautheimer 决意干预这股日渐庞大的宗教力量，以各种理由进行调查，最后将黎文忠投诸狱中，但仅一日即因各方声援，而将黎释出。这些不必要的阻扰宗教自由，使高台教内逐渐升起一股反法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日后爆发出来。

黎文忠在 1930 年担任‘权教宗’（Quyen Giao Tong），暂摄教宗之职，直到　1934 年11 月1　9 日蜕化。5其后一年，西宁教派推出人称‘德护法’（Duc Ho Phap）的范公稷（Pham Cong Tac, 1890-1959）为继任领导。

范公稷（Pham Cong Tac, 1890-1959）也是西贡Chasseloup–Laubat 中学毕业生，曾经在西贡海关担任低层文员。1925 年间，范公稷及其诗社友人沈迷于扶鸾召神，终于得到高台上帝AAA 的指示，与吴明钊等人成立高台教。

　1926 年9 月2　9 日，范公稷等247 人宣布成立高台教，　10 月7　 日并将一份法文宣言送交交阯支那殖民政府要求立案。此后范公稷一直和黎文忠是西宁教廷成立的最重要力量，因此，在黎文忠蜕化之后，范公稷即以协天台护法一职，成为领导为数高达两百万高台信众的最高权力者。

范公稷成功的发展了几位法籍信徒，其中一位作家Gabriel Gobron 被任命为‘接引道人’（Tiep Dan Dao Nhan），代表高台教出席了1936 年的伦敦世界宗教大会（World Congress of Religions），1934 年巴塞隆那（Barcelona）及1937 年格拉斯哥（Glasgow）的世界灵学大会（International Spiritualistie Congress），使得高台教的世界知名度大为提高。

数目庞大的信徒和日渐高升的民族主义独立倾向，使殖民当局采取格外严密的监控措施。尤其在‘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新越革命党’、‘越南国民党’以及‘印度支那共产党’相继成立以来，证实加强防范的必要性。9此时，流亡日本的尊室强柢（Cuong De）及其‘复国党’（Phuc Qu?c）找上范公稷，寻求支持。另一方面，法国警方对于西宁圣堂的搜索行动，则更加强神职人员的民族情绪，使高台教倾向与复国党合作，藉此得到日本的支持。10终于，护法范公稷对于信众加入‘复国党’一事表示同意。事实上护国党虽以长期流亡在日本的强柢亲王为首领，却处处受日本‘黑龙会’的节制，表面上以民族主义的号召，却只能拥护‘大东亚共荣圈’的日军政策，利用日军力量推翻法国殖民政府，希冀从而得到独立自主，实无异于幻想。

1941 年5-6 月间，在三名日本外交人员访问西宁圣堂不久之后，殖民当局逮捕范公稷为首的六名高层神职人员，将他们流放至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直到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方才释回。

1946 年至1956 年之间，范公稷不仅是高台教的最高领导，也积极介入政治，希望为越南寻求和平。但是越共的暗杀活动，以及吴廷琰政府的宗派战争使得范公稷选择避居柬埔寨，但仍然掌控西宁高台教务，直到1959 年5 月蜕化。

三、高台教的组织

高台教具有相当复杂的组织机构，其神职人员阶层森严，差堪比拟梵蒂冈天主教。

中央系统包括八卦台、九重台、协天台、以及职司社会服务的福天及职司宗教教育的普济两大机构。

八卦台（Bat Quai Dai）可说是高台诸神所在，并非一个实体机构，而是教宗与高台神灵佛仙圣沟通之所，通常要经由扶鸾降灵，以乩笔下达指示，成为高台教的最高立法机关。

协天台（Hiep Thien Dai）则可形容成司法机关，其最高职掌是接法（TiepPhap）开法（Kai Phap）、显法（Hien Phap）、保法（Bao Phap）。最高职位由护法（Ho Phap）一人，及上品（Thuong Phap）、上生（Thuong Sanh）各二人，以及十二　时　君的辅佐。护法的权力有如教宗，上品及上生则如同枢机主教，而十二　时　君则如红衣主教。

上品职掌接道（Tiep Dao）、开道（Khai Dao）、显道（Hien Dao）、保道（BaoDao）。

上生职掌接世（Tiep The）、开世（Khai The）、显世（Hien The）、保世（BaoThe）。

协天台的第二层品秩则可分为：

接引道人（Tiep Dan Dao Nhan），同于正配使（Chanh Phoi Su）。

掌印（Chuong An），如同配使（Phoi Su）。

监道（Giam Dao），如同教使（Giao Su）。

改状（Cai Trang），如同教使（Giao Su）。

承使（Thua Su），如同教友（Giao Huu）。

载士（Si Tai），如同礼生（Le Sanh）。

律使（Luat Su），如同智使（Tri Su）。

九重台主管宗教行政事务，教宗（Giao Tong）是最高权力象征，代表上帝，

是其子民的长子，领导信徒进入高台普度。

教宗之下设掌法（Chuong Phap）3 人，

头使（Dau Su）3 人，

正配使（Chanh Phoi Su）3 人，

配使（Phoi Su）33 人，

教使（Giao Su）72 人，

教友（Giao Huu）3000 人，

礼生（Le Sanh）人数不限。

正智使（Chanh Tri Su）3 人、副智使（Phu Tri Su）及通使（Thong Su）人数均无限制。最下层则为一般信徒。

九重台之下设九院：吏（Lai）、礼（Le）、和（Hoa）、户（Ho）、粮（Luong）、学（Hoc）、农（Nong）、工（Cong）、医（Y），其职能约略与传统政府部会的功能相同。

福天（Phuoc Thien）的创立较晚，于1938 年设立。其职司是社会服务，因而所赋予的品秩位阶也较低，在中央是开道（Khai Dao），省级单位为芝天（ChiThien），县为教天（Giao Thien），村社为行天（Hanh Thien）。主要工作是协助孤寡贫病的信徒在生老病死过程遭遇的困难。

普济（Pho Te）职掌宗教教育及宣传，成立于1936 年。17在中央由协天台的配使（Phoi Su）负责。省级为教友（Giao Huu），县级为礼生（Le Sanh）村社则由正智使（Chanh Tri Su）负责。

此外，高台教也设立域外宣教团（Mission étrangère）推展宣教，但除高棉之外，似乎未能较大的发展。因为法国殖民当局并未许可高台教在北圻、中圻的宣教活动，因此长期以来高台教的发展一直局限于南部地区。

四、高台教的象征与意义

高台教内使用许多的象征符号，各自具有代表意义，分别说明如下：

天眼：高台教以‘天眼’象征最高神只，表达其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神格实体（entity），也具有传统东方的‘上帝’、‘天’的非人格观；表达了无所不在的内在性（immanence），祂既是一元论（monoism）的表征，又统合了泛神论信徒的概念，其他的佛神仙圣不过是其派遣的使徒，因而使得最高神只的实在性（reality）不致产生冲突。天眼又表示神力遍照无所不在，无所不察，祂的供奉位置在祭坛的最上层。

关于祭坛的配置，最上是天眼，其次是诸佛神仙圣，再次一层为灯，左右摆设瓶花、水果，次层则是水杯、酒杯、茶杯，最外层是香炉及左右烛台一对。

花及菓，代表宇宙万物之原生力，是‘精’的象征。

酒，代表生命力的根源，是‘气’的象征。

茶，是智慧的源泉，是‘神’的象征。

烛台一对，象征阴阳两仪之光。

香五柱，代表戒、定、慧、正见、解脱，也象征信徒的五向：纯洁、省察、睿智、顿悟、解脱；或是五种戒律：戒杀生、偷盗、淫邪、妄语、酒醉。

神位的配置方式也依信徒而有所差异，例如下列三式：

一、最为常见的形式，可以略见佛神仙圣在高台教中重要性的序列。

天眼

佛陀

老子 李白 孔子

观世音 耶稣 关公

姜子牙

二、道教信仰和民间宗教的抟揉，各自占有一席之尊。

天眼

瑶池金母

玉皇上帝 鸿钧老祖

太上老君 　文昌帝　君

地藏菩萨 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 普贤菩萨

三、也有简化成单一牌位者，主要是女性信徒供俸。

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象征也经常春秋传、宝瓶、法麈代表。

在信徒则以颜色区分。

太（Thai）部信徒属佛，以黄色象征德行。

上（Thuong）部信徒属道，以蓝色象征宽容，

玉（Ng?c）部信徒属儒，以红色象征权威。

高台信徒分为上乘（出家）、下乘（在家）两种，上乘包括所有神职人员，专事修行斋戒，推动教务。下乘教徒则依教义居家修行。

高台的教义可分为内奥外易两个层面，外易（Exoterism）指信徒每日奉行高台礼仪，在6 时、12 时、18 时、24 时四次祈祷。遵守五戒，行善去恶，致力修身、齐家，对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万物负责。

内奥（Esoterism）是指持斋修行，进入禅定（Thien Dinh），以达炼精化气（Luyen Tinh Hoa Khi）、炼气还神（Luyen Khi Hoa Than）、炼神还虚（Luyen ThanHuan Hu）、炼虚还无（Luyen Hu Huan Vo），终达涅盘，永生高台的境界。

西宁圣堂每日晨晚6 时及12 时四次祈祷礼拜，其科仪进行如下：按部就班，信众互拜，对天眼祭坛跪拜，誓愿，祈祷，捻香，开经，歌诵，如愿。庄严而丰富的仪式性，也是高台教强化信徒宗教情感联系的方式。

五、高台武装力量的建立

1941 年，在范公稷等六名高级神职人员被捕，继而流放到非洲之后，西宁高台教陷入领导无人的境况，法军对高台教信徒的追捕，使得建立自卫武力的问题更为迫切。

高台教的武装力量是由配使陈光荣（Tran Quang Vinh, 1897-1975）所建立，希望藉此力量自保，甚至推翻法国殖民当局，达到越南独立的目标。此时，日本在东南亚的军事胜利，成为一种极具说服力的选择，尤其日军当局对法属印度支那的步步进逼，使这些高台教徒看清法军力量的薄弱，企图揭杆而起放手一搏。

1942 年11 月，陈光荣接洽进驻西贡的日军当局，组织一批青壮高台教徒前往西贡的日军船坞工作。这批为数达一万名的青壮年由日军施以军事训练，其中三千余人形成高台教的早期武力，日后并发展形成一支数量号称高达五万人的军队，并参与了日军在　1945 年3 月　9 日对法属印度支那的突击接管行动。高台教和日本军的联合行动似乎和长期流亡日本的阮朝宗室强柢的促成有关，但是这次的‘胜利’并没能持续太久，五个月后日本即宣告无条件投降，高台军队的战争方要来临。

战后，英军协助接收南越，并将之移转给重新回到越南的法军，将甫成立不久的‘越盟’（Viet Minh）临时政府视如无物，因此战事立即开启。而临时组成的‘越盟’内部各派势力也未能合作，各为已谋的结果是法军的节节胜利。1945年10 月15 日，法军攻进西宁，劫掠圣城，并杀害5 名神职人员。此时，陈光荣恰巧被越共于月初逮捕囚禁，也因此得以逃过一劫，直到次年2 月间方告脱逃成功。但在5 月间又被法军在西贡堤岸逮捕，面对两面夹攻与灭教之难，陈光荣选择和法军妥协。双方在6 月签订联盟，法越当局允许范公稷等返国，容许自由传教，归还各地所有查封的高台教堂，停止对高台教徒的不公平待遇。至于高台教

武力则停止攻击法军，除保留一部分自卫部队之外，其余编入法军后备武力。

对于越共而言，高台教此举无异于叛国，因此展开惨烈的屠杀报复，大批乡村高台教徒因而被杀。高台教徒也在德护法范公稷的号召下，加入反共行列，捍卫家园。法越当局也将西宁、美荻（My Tho）两省管辖权，包括税收、驻军，交由高台教负责。

　1954 年6 月1　9 日，越南皇帝保大（Bao Dai）任命吴廷琰（Ngo Dinh Niem）为总理，1955 年初吴廷琰先说动高台教派（范公稷、阮成芳）以及和好教派（HoaHao），共同对付平川（Binh Xuyen）教派。至4 月间，平川派黎文远又与和好派郑明世、黎光荣共同组成‘民族解放联合阵线’，企图推翻吴廷琰。但政府军在唐文德领导下，迅速攻进平川教派阵营，瓦解平川的武力，首领黎文远。10月，吴廷琰当选总统，高台军队将领阮青凤（Nguyen Thanh Phuong）不顾范公稷的反对，与吴廷琰谈判解散军队。20自此至1963 年11 月，吴政权被军事政变所推翻前，西宁派的高台教徒基本上和南越政府合作。但它的武力也已自盛极一时的25,000 人，缩减为仅只1,000 人的圣堂警卫。

自 1975 年越共统一全越后，大批高台神职及信徒流亡海外，西宁教廷的情况也难为外界所了解。不过由于高台教长期和共产党对抗的历史看来，信徒必然有段艰困的时期。

六、结论

怀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论《宗教的诞生》（Religion in the making）时指出宗教具有四个元素，即仪式（ritual）、情感（emotion）、信仰（belief）、理性化（rationalization）。21 而我们在对新兴宗教的观察可以得到相同结论，在原有的宗教基础上，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动，群体宗教世界观的增长，前述四项元素再度被强化，往往藉由改变仪式，以达到增强情感联系的方式，从而符合社会性的需求，产生新的宗教性诠释，以证明其正当性与神圣性。

尽管高台教的信徒主要分布在交趾支那（Cochinchine）的农村，但是这个宗教的发展并非基于单一农民阶层的运动，如Jeffrey Paige 所言。如果信徒之中以农民居多，也恰恰符合全国人口农民所应占有的比例。应该注意的是其领导阶层，多半是受法国教育的知识阶级，他们利用高台教受到迫害的压力，更为凝聚了信徒的向心力。高台教系统发展出来的社会福利比佛教或天主教更有效的吸引了一向缺乏政府体制照顾的农民，它不仅提供未来的理想世界图像，也解脱或减轻了现世的苦难。

当然，对于统治当局而言，如此的宗教运动也是一种群众运动、一种社会运动，这样大规模的动员方式又和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兴起有所关联，使得统治者必需面对这个新兴宗教势力。但是不管对于宗教的利用或打压限制，只要此一宗教的哲理或感情，能够满足信徒的心灵，那么此一宗教的生命力即可长存。

由于西宁高台教自始至终与共产党本质不同，使高台教徒在选择合作对象时与共产党不同，因而走向长期对抗的道路，以致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发展受到阻碍。目前，高台教的西宁圣堂虽然依旧开启，但在政府严密的监控下难有发展。海外的高台信徒则分散各地，缺乏高层神职的领导，以及乩笔神谕不再，都是发展的困境。

如果高台教对一九七○年代以后流亡海外的高台信徒，以及‘革新开放’后的越南共产党治下的社会再不能回应其精神层面需求，那么高台教这个宗教的混育将告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