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太伯、虞仲的出奔这一问题前人已有很多论述，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陕西宝鸡与江苏丹徒[1]。笔者也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又“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汉书·地理志下》云：

    吴地，斗分野也。今之会稽、九江、丹杨、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

    殷道既衰，周大王亶父兴梁之地，长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圣子昌，大王欲传国焉，大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公季嗣位，至昌为西伯，受命而王。

    从以上记载来看，太史公和班固二人都认为吴国是太伯、虞仲之后。而今之学者多以为不然，认为吴地远离关中，太伯、虞仲不大可能到达那里的，而认为他们所至之地应距周原不远,即在陕西陇县之吴山附近[2]。笔者认为太伯、虞仲所奔之地当在湖北荆山附近，并日渐向长江下游地区，至西周初期已到达今江苏附近地区，“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3]。说太伯、虞仲初奔之地在荆山地区，主要理由有四：

    第一、对荆蛮的认识。《史记》、《汉书》均言太伯、虞仲所奔之族为荆蛮，荆既是指荆山，只有生活在荆山地区的蛮族才能称之为荆蛮，而蛮也通常是对南方民族的称呼，这在今之学者中已经得到共识。

    第二、其人的风俗是“文身断发”、“裸以为饰”。《左传》哀公七年：“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史记·周本纪》、《史记·吴太伯世家》也都有提及。《左传》作者及太史公之所以如此强调“断发文身”这个词，如要是因为它与中原王朝之风俗差别太大。文献中“断发文身，裸以为饰”的部族主要活动在今天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宋人资章甫而适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庄子·逍遥游》）

    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奥分也。

    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汉书·地理志下》）

    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南国之人祝发而裸，北国之人鞨巾而裘，中国之人冠冕而裳。（《列子·汤问》）

    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因也。（《吕氏春秋·贵因》）
    从以上所举诸例来看，“文身断发”，“裸以为饰”确实是南方部族所特有的。“文身”是为了躲避蛟龙之害，而蛟龙所生之地是在水中，“蛟龙，水虫之神者也，乘於水，则神立，失於水，则神废。[4]”文献所载多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温暖湿润地区，据《吕氏春秋·知分》：“荆有次非者，得宝剑于干遂，还反涉江，至於中流，有两蛟夹绕其船。次非谓舟人曰：‘子尝见两蛟绕船能两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见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宝剑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弃剑以全己，余奚爱焉！”於是赴江刺蛟，杀之而复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土岁时记》云：“汉建武中，长沙人有见人自称三闾大夫者，谓之曰。所祭甚善。长苦为蛟龙所窃。蛟龙畏楝叶五色丝，自今见祭。宜以五色丝合楝叶縳之，所以俗并事之。宗懔引《风俗通》，以为獬豸食楝，原将以信其志也。然则凤凰獬豸，皆食楝，而蛟龙特畏之”。中原地区虽偶有见之，也是在黄河下游水域内，但毕竟不能和南方相提并论，还难以在民众中形成一种风俗。“断发”和裸身则是因南方卑湿酷热之故，直到汉代在长沙以西仍有裸国，《史记·南越传》载：“陆贾至南越，王甚恐，为书谢，称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可见，太伯、虞仲所奔之族的习俗确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特色。而陇县吴山则地处关中陕西省中部西南，秦岭以北方向，其气候应与中原各地一样，似不会常有蛟龙出现，自然也不必“文身断发，裸以为饰”。况其地与周原仅咫尺之遥，对逃亡让国来讲似无多大意义[5]。
    第三、关于“句吴”的解释。《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集解引宋忠曰：“句吴，太伯始所居地名。”尹盛平认为此处的“‘句吴’不是地名，而是族名”[6]，其实，不管其作为族名还是地名都不是问题。《索引》引颜师古注《汉书》曰“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放越耳’。”“句吴”的“句”只是发语词，主要是放在名词的前面作人名或地名来用。这应当是上古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其以南地区的方言，如越王句践,句还可以作“勾”。据《国语·吴语》载句践不许无成，“因使人告于吴王曰：‘天以吴赐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长，王其无死！民生于地上，寓也，其与几何？寡人其达王于甬、句东，……’”韦昭注云：“句东，今句章东浃口外州也。”《十三州志》载“越王勾践之地，南至句余，其后并吴，因大城句余，章（彰）伯（霸）功以示子孙，故曰句章”。《国语越语》云：“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韦昭注曰：“今诸暨有句无亭是也”徐元诰集解引沈镕云：“今浙江诸暨县五十里有句乘山，《括地志》以为即句无是也。”《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还载有当时的封国“句容”和“句陵”，“句容”在会稽，而“句陵”则在长沙县。从以上所举诸词所流行的地域来看，均在长江中下游附近及以南地区。从流行时间来看，从先秦到今天则从未间断。以上诸词的用法，在关中陇县及其附近地区却未见使用。春秋时代吴国诸王自称工 王、工 王、攻敔王、攻吴王，王国维先生指出：“‘工 ’亦即‘工吴’，皆‘句吴’之异文。古音工攻在东部，句在侯部，二部之字阴阳对转，故句吴亦读攻吴。[7]”这一说法得到后来学者的认可。但把句吴读成弓鱼，并认为即 便显得理由不充分，这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句”字的使用。
    第四、从考古文化上来看，现今虽尚未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找到（或已经发现而尚未辨认出）属于太伯、虞仲之族的文化遗址或墓葬，但还不能据此便认为太伯之族在商末到不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据文献记载，古公亶父在选择继承人时其本人当已近垂暮之年，这个时期距离武王伐纣灭商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从而可以判定古公亶父晚年在考古学年代上大致相当于殷墟文化的第三期偏晚或第四期偏早[8]。从今天长江流域的考古发掘来看，到殷墟第四期时，商人的势力已退至长江以北地区，随着商人控制力的减弱，在这一地区短时期内必然会形成真空地带，这恰好为太伯、虞仲奔至此地提供了契机。今之很多学者认为宝鸡 国墓地的发掘为太伯奔吴说提供了考古学佐证，并据此认为太伯所奔之地为今陕西陇县及其附近地区，即为文献中所说的西虞。到康王时期，西虞被改封至今江苏丹徒附近，宜侯夨簋即其证。此种说法可商之处除前文所谈的三点之外，从宝鸡 国墓地自身的情况来看也是说不通的。首先，我们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 国墓地的男性墓主为姬姓族。从葬俗来看，西周时期姬姓墓葬一般没有殉人，而宝鸡竹园沟M13、M7，茹家庄M1、M2均有殉人，其所殉之人包括壮年男子、青年女子、侍妾和儿童，这和姬姓周人墓有所不同。其次，茹家庄M2共出土青铜礼器二十二件，有铜鼎六件，其中五件带有铭文，均言是 伯为井姬


井姬鼎铭文

夌姬鬲铭文

    所作，其一铭文为：“ 伯作井姬 亦 祖考夌公宗室，又孝价孝， 保 伯， 井姬用鼎簋”。另出有一件夌姬鬲，铭文为：“夌姬作宝 ”，可见，夌也是姬姓之国，竹园沟 季墓（BZM4）还出有夌伯觯。另有传世铜器陵子盘和陵叔鼎，陵叔鼎铭文：“陵叔作一宝彝”，陵，从夌得声，陵当即是夌。卢连成等认为“夌国或与 联姻，夌伯之女嫁于 国”的观点应该是正确的。M2 位于M1的东侧，研究者认为此墓即为 伯夫人井姬之墓，与M1为异穴合葬墓[9]。这里的“井”即文献中的“邢”，《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邢上古音属匣母耕部，井属精母耕部，二者音近字通。邢为周公之后，自然属于姬姓族，根据周人“同姓不婚”的联姻原则， 国则必非姬姓之国。再次，从文化序列及墓葬年代上来讲，持太伯、虞仲奔西吴（今陇县），康（昭）王时期被改封到苏南地区的说法也是说不通的。通过对宝鸡 国墓地的分析，所勾勒出的 伯世系为：纸坊头M1（文王晚年、武王、成王前期）——竹园沟M13墓主（成王、康王前期）——竹园沟M7墓主伯各（康王后期、昭王前期）——茹家庄M1 伯（昭王晚年、穆王时期）[10]。从以上序列可以看出宝鸡 伯家族世系从文王晚期一直持续到穆王时期都没有间断。江苏丹徒宜侯夨簋却载：“唯四月辰在丁未，王眚（省）武王、成王伐商 ， （遂）眚（省）四或（国） 。……王令 侯夨曰：‘□侯于宜’。”文中提到武成伐商的事，又言宜侯是成王伐商后所封。从此簋花纹形致来看，此簋饰一周圆涡纹间蘷纹，圈足较高，足饰一周夔纹，有四个扉棱间隔。四耳上端有突出的兽头，无耳。这些也是西周早期铜器的特点。诸家多将其归为康王时期[11]，当是正确的。如果宜侯就是 国君主，从陇县迁徙而来，康王之后宝鸡地区就不应该再有 伯墓葬，这就与 国墓地所见的 伯家族世系所存在的时间相矛盾了。
　


宜侯夨簋铭文
    从以上论述来看，太伯、虞仲初奔之地应当不在宝鸡地区。但是在丹徒地区也没有找到考古学上的依据，这就说明太伯、虞仲等人的南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到康王时期才到达丹徒地区[12]。


[1] 关于太伯出奔的种种争论请参见任伟：《西周封国考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 卫聚贤：《太伯之封在西吴》，江苏省文化研究会遍：《吴文化资料选辑》第二辑，1984年。何天行：《仲雍之国——释吴》，江苏省文化研究会遍：《吴文化资料选辑》第二辑。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顾颉刚：《史林杂识·四岳和五岳》，中华书局1963年版。

[3] 《史记·太伯世家》

[4]黎翔凤撰 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形势》，北京 中华书局2004年版。

[5]参见任伟：《西周封国考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6] 尹盛平：《周原文化与西周文明》，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7] 王国维：《攻吴王大差鉴跋》，《观堂集林》卷第十八

[8] 《尚书·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既然文王能在位五十年，表明他即位时年龄尚轻。又《古本竹书纪年》：“文丁杀季历”，季历并非自然死亡。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季历在位时间必然很短。

[9]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10] 田仁孝、刘栋、张天恩等把纸坊头M1的年代被定在武成时期，详见《西周 氏遗存几个问题的探讨》，《文博》1994年第5期。

[11] 李伯谦先生将其定为昭王时期，详见李伯谦：《吴文化及其渊源初探》，《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

[12] 徐中舒先生认为太伯、仲雍是被周人派去征服江汉小国，以壮大周人实力，为伐大邑商做准备的，后来可能因为楚国的兴盛而由江汉东徙于吴。详见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虽然太伯、虞仲奔至江汉的具体原因未必如徐先生所言的那样，但徐先生认为太伯、虞仲初奔之地当在江汉流域，亦即后来周人所言的南土之地的观点则应当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