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军事思想探微

苏全有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河南新乡453002)

摘要：吴佩孚作为近现代史E著名军事家，其军事思想内涵丰富，主要表现是运用战略战术得当和注重舆论工具，其中治军思想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体现在将将、用兵和官兵教育等方面。

关键词：吴佩孚；军事；思想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近现代史上著名军事家。他由一名勤务兵迁升为北洋军阀直系的实际首领，并率兵百万，威镇四海，遥控中央，带出一支训练有素、强有力的军队，具有相当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军事思想。事实上吴氏也确有“常胜将军”的誉称，正如《向导》周报所评论的：吴在军事上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这不仅是他在几次大的战争中表现出惊人的指挥才能，而且在训练、教育军队上也表现了组织才能。可见，吴佩孚的军事思想是值得探讨的。

吴佩孚年少时，家境贫寒，为此，只有l3岁的吴佩孚便开始穿上了水师营学兵的军装。年幼的吴佩孚不仅有军旅生活的实践，而且还对古代兵书和一些军事小说兴趣浓厚，他最喜爱看的是《三国演义》和《精忠说岳传》。水师营里，又有长官借给他看过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所著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因此，他衷心敬慕关岳，私淑戚公，忠君爱国的思想根深蒂固。为了能“报效祖国”，提高自己的军事修养，他不仅饱读中国古代军事名著，而且深入研究了战争中的战略战术。得一斋主人著《吴佩孚战史》上称：“吴氏与古代兵书，研究极深，如所谓司马法、六韬、孙子兵书，以及权谋术数点验，凡涉于兵家者言，无不精熟，而长于易”[1](P150-157)。由于吴佩孚在青年时代对古代兵书的喜爱与研究，掌握了系统的军事理论，结合中国近代的战争特点，将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融会贯通，巧妙地运用战略战术，在几次重大的战役中都战胜了对方。一时他的军事方略大为时论所赞许。胡适在日记中曾这样记载：“吴佩孚用兵确有天才，全是从《三国志》、《列国志》、《说岳》、《水浒》等书得来，但变化应用全是他的天才。”的确，吴氏在几次重大战役中运用的战略战术之妙实为他人所不及。

对于吴佩孚一生经历的几次重大战役中的用兵问题，得一斋主人在《吴佩孚战史》上是这样评价的：“吴氏用兵智勇兼全，人所尽知，至其素日之专精军事地理，注重军事教育，以及知人善任，调度有方，则固已无须言，而临时之机智百出，或利用兵士心理，或借敌之力，因计为计，或顺应天时，或避实击虚，声东击西，则诚算无遗策，有不可方物者。”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采用了灵活机动的战术，更多地使用地雷来消灭敌人。他自以树枝装人形，施放爆竹，诱奉军空放枪炮；或以少数兵力，散列阵势，以为诱敌之计，待奉军中计前进，往往误触地雷 被炸而死。吴佩孚还把地雷布置于防线要隘处，而置炮于其上，或屯聚满载之车辆，以少数兵士守卫，敌军以望远镜遥窥，见有大炮或车辆，而守兵甚少，则必分遣重兵趋夺，于是守兵相机退却，及敌军冲上夺炮与车，炮则木制，而车土非沙土即火药，此时侦者于隐处，从容放电，轰然一声尽成齑粉。“奉直战事，奉军死伤最多，即中地雷之计也。”吴佩孚在战术上善于先用弱兵，后用强兵，这一战术曾在大会战中起过关键作用。第一次奉直战争中，吴佩孚不愿以实力与奉军对耗，尤爱惜其精兵，认为无牺牲之价值，故纯以老弱在前，而处处以奇制胜，遂使奉军不敢前进，逃散的奉军，无不称吴佩孚为神人。直皖战争中，吴佩孚采取“掏心战术”，亲自率兵为主攻，直趋皖军大本营，并令东、西两翼配合主攻包抄。这种“擒贼擒王”的战术稍有不慎就会被敌人分割包抄，各个击破。吴佩孚率兵以一挡十，勇敢善战，出敌不意，截断皖军退却之路，大获全胜。当时的目击者说，吴佩孚用兵；诚有天才，临阵如无事，兼旬不暇而不疲，精力胆量，实少其比。

吴佩孚用兵打仗，不仅注重战略战术，而且还非常注重争取舆论和从精神上瓦解敌人。如直皖战争之前，接连发出指责皖系之通电、檄文，列举段祺瑞、徐树铮罪状：“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柄，破坏统一。”I3 等等。他注意人心向背的作用，努力获得社会舆论

的同情与支持，以此来鼓舞士气，瓦解和动摇敌人的军心。吴佩孚认为这是“先礼后兵”。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采取了相似的手法，在战争中都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吴佩孚军事思想较为丰富，特点明显，其中治军思想占有突出的地位。

一、将将

吴佩孚爱将，众所周知。在他看来：盖得一良将，即可得无数精兵也。用兵打仗，将领的作用不可低估，因为他们需要在危机关头，巧用机谋，冲锋陷阵，身先士卒。吴佩孚选将，标准严苛。他认为，凡为将之道，冬不披裘，夏不衣葛，暑不挥扇，寒不围炉，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士心。他不允许其部将敛财私蓄，作为将领，有钱就必须用在创业和养兵练兵之上。因此，吴佩孚有倡廉的美名。吴佩孚提倡手下的将领爱兵，注重官兵之间的感情交流，要求将领与士兵要“一力一心，生死相依。”并且在战斗中，将领还要一马当先，冲杀在前。吴佩孚本人就是如此，他曾说，在战场上就是碰到了拿破仑，他也不会害怕，以此来鼓舞士气。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致，瓦解敌人；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吴佩孚为了驾驭部将，还把将才分为“天将”、“地将”、“神将”、“威将”、“猛将”、“勇将”、“儒将”、“大将”八种，每一类都规定了严格的标准和要求，以此来激励将领进取向上。

二、用兵

吴佩孚一生战事频繁，南征北战，极善用兵。吴佩孚认为“用兵制胜之道，全在士卒之不畏死。”如何才能使士卒不畏死，重要的是将兵的人应不畏死，只有把将帅的生命与士兵的生命平等对待，才能使士兵不敢自爱其生命，才能有“效死之心”。兵不畏死固然重要，但军心不齐仍不能制胜。要使官兵精诚团结，还必须学会鼓舞士气。吴佩孚非常注重鼓舞自己军心，懈敌人士气。战斗中若遇到敌人军心涣散，则是出击的大好时机，主将一呼，军队继后，各军响应，山岳震动，敌忾为摧，方足以制敌于死命，最终决胜。吴佩孚用兵极注重部队的整体素质，他常常借用关羽五百精兵破曹兵三十万、岳飞以八百精兵破金兵六十万的例子来醒示自己：兵贵在精而不在多。使用精兵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历史上众多以少胜多的战例皆是如此。所以吴佩孚多年来训练出了一支精锐的部队，战斗中也多次出现以少胜多的战例。一支精锐的部队如何形成，除了训练有素以外，还必须纪律严明。同时也不可使士兵太富、太贫、太闲、太浪。他认为兵不可富，因为富则思家；兵亦不可穷，穷则生怨；兵不可闲，闲则生惰心；兵不可浪，浪则放心生。所以训练部队要“教法善，操法勤，立法严，立赏宽，令出肃，成功巧，法之明。”他要求士兵实行“六戒”，即戒酒、戒色、戒财、戒气、戒烟、戒赌。在纪律方面，吴佩孚本人就是一个严肃的纪律执行者。他对士兵的要求也是如此，对于违纪军人，定然绳之以法，决不姑息。由于他赏罚严明，他的士兵大都秋毫无犯，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部队的战斗力。严格训练的结果，使他的士兵不仅勇猛有序，而且内聚力极强，打起仗来，颇有死战精神。

三、官兵教育

对官兵的教育一方面体现在传统的封建忠孝思想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军事教育上。吴佩孚从小就爱“五常八德”的封建教育，这使得他在修身养命的人生哲学中，以忠孝为本，他认为君权时代“忠”字专属于君，“吾人处事，凡我忠心之奉为主宰者，皆以中心为诚恪对待之。”为了“忠”字，他坚贞不渝。在当时的尽忠之道就是要“保国卫民”、“爱国御侮”、“同仇敌J ”、“义无反顾”。他的这些思想在官兵教育问题上得以体现。他要求自己的部队“既是民国人，即当立志恢复民国之真正共和，要想恢复民国共和，须先恢复中国一贯相传之忠孝。”只有这样，才能有良好的结果。所谓孝者，即“经过地方，秋毫不犯，舆情欢洽，父母闻之，衷心愉悦为孝”。反之，“若纵兵殃民，众怨沸腾，辱及父母，既为不孝，且为不忠”。他还认为“战阵不勇为不孝。”“如遇战时，同仇敌忾为孝，畏缩不前为不孝。”f41(嘲-29)对士兵进行忠孝教育既可以促成士兵奋勇作战，知晓为谁而战，又能严明军纪，决一死战，从而增强战斗力。吴佩孚认为，军人若能忠孝两全，便是实践了五常八德的全部要求。但到“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又主张部队要“大仁大勇”、“好勇好学”、“勇而有礼”。要对内能仁，对外能战。这体现了他的爱国思想。

在军事教育方面，吴佩孚非常注重军队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在练兵方面。吴佩孚一心想武力统一中国，连年的内战，使他认识到，要武力统一中国，必须有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军队，为了练好兵，他号召各路军官，要勉励部下学习岳家军冻不折屋、饿不扰民的严明军纪，学习岳家军以寡击众、以少胜多、运用之妙在乎一心的灵活战术，他认为：练兵须先养成吃苦耐劳的良好习惯，比如农民种地，播种以后，非勤耕勤作，方能长出好果，非下一番苦功夫，才能丰收有成。练兵之道，也应如此。吴佩孚练兵还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方式，既培养了有高深技术的军官和专门技能的±兵，又训练了一大批少年兵，以为部队的后备力量。在教育方法上，他依照军队与学校相结合的原则，成立了学兵营和幼年兵团。他对士兵的教育在军事知识与技术上完全按照军官学校所开设的课程。此外为贯彻他的忠孝思想还开设有《孝经》、《孝书儒行》、《国耻小史》、《义勇小史》、《黄石公三略》、《蓬莱诗草》等课。这样的教育配合着练兵，使士兵的战斗目的明确，技艺过硬，智勇双全，战无不胜。这一支精悍的军队为他军所不及。就连他的政敌段祺瑞也承认，无论是什么兵，只要到了吴佩孚手里，就能打胜仗。1921年5月28日，吴佩孚派其新编练的“学兵队”到郑州车站迎接两湖巡阅使王占元，时逢倾盆大雨，而队伍严立不乱。王占元十分感叹地说：“说起来真惭愧，人家是什么军队，咱们是什么军队。”这充分说明了吴佩孚训练的部队素质之高。

吴佩孚居官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时刻，正值社会大变动时期。吴氏从小接受了“仁义、礼、智、信”和“忠、孝、廉、耻”教育，并且成为封建道德传统的维护者和执行者。因此，吴佩孚治军的基本宗旨和任务，当然会由其地主阶级的本质属性所决定。他对军队的教育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吴佩孚生活的年代又是封建道德传统走向末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兴起之时，辛亥革命的爆发，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吴佩孚是一个有思想、有学识的北洋派直系的灵魂人物，他的思想主流是儒家的道德，而支流则夹杂着西方的民主、共和观念。他常以“学贯中西”自诩，认为自己既然已经成了一个民国人，那么就应该为真正共和而奋斗。他努力把封建时代的“忠君”思想引伸为“保国卫民”。尤其是日寇入侵以后，他坚决要求共赴国难，“爱国御侮99，力抗入侵者而置生死于度外。他曾批判英美派蒋介石柄政以后给中国带来的冶丝而焚的局面，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弄得乱七八糟，又忠告汉奸汪精卫“勿组政府，重滋纠纷”，并坚决拒绝与汪合作，“决不与之同恶相济”。这是吴佩孚顺应历史潮流，表现出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他这种对人伦及社会关系的深刻审视后的理性思维，具有某种超时空的积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l】苏全有．论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胜奉败的原因们．社会科学战线．1994，(5)

【2】胡适日记：下册【M=I．北京：中华书局，1985．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直皖战争【D】．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4】中央新闻社．吴佩孚军略书牍合编【M=I．上海：世界书局．1923．

【5】章君谷．吴佩孚传【M】．台北：传记文学社．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