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岛湖美景。

二十、胡宗宪抗倭有功  平海盗祥达升官

        明嘉靖时期的东南倭寇之乱，本身也是一种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历史现象。它的发生，首先与明政府的海禁政策有直接的关系。由于明代手工业的发展，国内的丝绸、棉布、茶叶、瓷器等各种产品在海外，尤其是近邻的日本，有极大的需求市场。但由于明朝政府主持的国际贸易—所谓“贡市”，其意义主要在政治上而不在经济上，因它的规模既微小得与海外市场的需求量不成比例，在实行过程中又弊病多端。这样，民间的海运通商，就有巨大的利润可求。正如《海澄县志》注⒆所载，富商“输中华之产，驶异域之邦，利可十倍”。但这种海上贸易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商业活动。它与同时期欧洲人的海上贸易一样，有机会抢掠即抢掠，是以武力为依托的海盗式商业活动。大抵是一些敢于铤而走险的不法之徒，他们的手下，又积聚了大批破产失业、冒死逐利的流民。明政府为了维持沿海地区统治秩序的安定，同时抱着狭隘的保守心理，不愿国内的物产为外国所用，因而长期奉行海禁政策，阻止民间的海运通商活动。其结果，都是刺激了海盗集团向武装走私和武力劫夺的破坏性方向进一步发展。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在此之前，政府军鞭长莫及的近海岛屿，有许多已成为海盗商人的根据地。这一年，浙江巡抚朱纨出兵捣毁了其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即以许栋为首的集团所盘据的宁波双屿港。许本人下落不明，他的部下，徽州人王直逃到日本，成为海盗商人的首领。据表《海倭议后》，他“据萨摩洲之松浦津，潜名号，曰“京”自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时时遣夷汉兵十余道流动滨海郡县”。《明史·胡宗宪传》也载曰：“直初诱倭入犯，倭获大利，各岛由此日至。”至此，原来只是国内的偶然伴有抢劫掠夺而以武装走私为主的海盗活动，演变成为纠集外国强盗在本国领土上烧杀抢掠的暴行，其商业性已经消退。倭寇中的大多数首领与一般成员虽是中国人，但由于日本海盗的加入，这就使国内的叛乱和外国势力的侵略交织在一起了。这一场骚乱，延续了十几年，给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浙江军民被杀害者达数十万人。

        其实，欧洲史上的事实，同样可以说明中国历史上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的发生，既伴随着文明与科学的进步，也伴随着野蛮与血腥；既伴随着光彩绚然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人权宣言》，也伴随着开拓殖民地、买卖黑奴、杀戮土著。历史的可悲之处在于：当十六世纪，欧洲国家的君主对本国野心勃勃的海盗商人给予充分支持，和他们一起梦想发现一块殖民地（正是在明代）荷兰人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中国海盗的最终愿望都是衣锦还乡，求田问舍，纳捐做官，外带讨一群小老婆。因此，受到鼓励的欧洲海盗在别国的土地上胡作非为，而受到阻遏的中国海盗却纠集了外国海盗，在本国领土上滥施暴虐，成为他们的同谋和帮凶。资本的本质运动是逐利而不是追求道德上的正义，这是不应忘记的事实。我们承认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的海盗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但绝不能因此忽视了海盗的残暴行为本身又带有巨大破坏性，更没有理由否定中国人民抗击倭寇侵扰的正义斗争。

        倭乱期间，浙江任巡抚的，依次为朱纨、王忬、李天宠。都未能平定倭寇之乱。后朝廷派胡宗宪任浙江巡抚，才算平定了十多年的倭寇之乱。

        胡宗宪（1510—1565），字汝贞，安徽绩溪人，嘉靖十七年进士，三十三年出任浙江按察使（监察性的职务），三十四年擢升为浙江巡抚。按明代官制，往往在一些重要地区设巡抚一职，虽然出属于监察系统，但实际上是当地军政的最高长官。

        胡宗宪对平定倭乱的基本看法是：即必须松弛海禁，允许人民下海通商，否则沿海终无安定之日。于是他有一个大胆的决定，派人去日本，一方面探察倭寇大本营的实际情况，由于胡宗宪机警多谋，敢于任事，在战场上不计安危，通过三年多的方方面面的努力，于嘉靖三十六年设计诱擒了倭首王直（歙县人）、徐海（歙县人）陈东、麻叶等。胡宗宪也因功迁升兵部尚书。

        倭寇虽平，但作孽尚存，不能斩草除根，从明朝到清朝，直到进入民国，仍然未能解除海盗之乱。

        自洋务运动开展之后，民间海上贸易活跃起来，但清政府的海禁却仍然我行我素，公开不好经商，只好暗中走私，中法战争以后，海上走私猖獗，海盗加入参和其中，两广沿海百姓，苦不堪言。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海防军队朽烂不堪，许多水师官兵都是花丛酒阵中的英雄，但拿起刀来作战，就会全身发抖。

        吴祥达一到汕头，有些渺茫，原是中越边境山中的陆军勇士，突然改成海防守卫，一时难以适应，但吴祥达不害怕。他一方面开始训练军队，整顿军纪；另一方面加强军队的小股战斗手，擒拿格斗训练。开始调查研究，深入边防海岛，走访渔家，在沿海的渔庄小镇上走街串巷，寻找海盗活动的规律。

        海盗杀人凶残，暴力掠夺，人数虽少，但行动快速，灵活机动。他们来得突然，逃得迅速。吴祥达根据海盗活动的这个特点，提出了不用大部队作战，不能用拳头打蚂蚁。而是把大部队化整为零，仿效太平天国军队的“伍伍治兵法”行事，即以五人为一小组，组成战斗小组，来对付海盗行动快速，灵活机动的战斗策略。就是“伍人为伍，伍伍为队，四队为百，莫不有长，而长者得相罚斩，以次而至于伍。”这样从百长到伍长，都对部下操有生杀大权，将领才能指挥大军如一人。

        吴祥达还提出了对付海盗采取另一个方法是：“清野坐困，占候祈禳。”就是坚壁清野，以俟其来；占候祈望，以除病殃。

        吴祥达应用上述战略战术，半年之内两败海盗，迫使海盗远离汕头，不敢轻意上岸，只好盘住在离汕头较远清军鞭长莫及的海上小岛之上。

        有一次，海盗八个人，分别划着两只梭型小快船，经一夜的海上飘泊，天刚亮时，到达汕头城乡结合部的一家小饭店中，他们想着先填饱肚皮之后，再乘机抢劫。

        吴祥达得知情报之后，立即出去六个五人小组，将海盗层层包围在饭店之中。吴祥达只带了二个新兵单刀直入饭店。吴见八个海盗短衣黑眼镜，短枪、手雷藏于衣袋之中，分别围坐在大堂中间的两张八仙桌旁，等候吃饭。

        其中有一个西洋人，银发白须，其须发极象马克思一样，胡须将鼻子以下的嘴巴、前脖子、胸前全部覆盖住了。他目光炯炯，脸色红润，精神焕发地端坐在八个人之中。吴祥达一进店门，一眼就看出那人定是海盗头子。

        几乎在同时，那海盗头子，也看出刚才步入店堂的三个中国人之中，那身材高大，浓眉大眼，脸色祥和，英姿飒爽的少年，定是一个身怀绝技的清军头领。

        海盗头子再抬头向窗外望去，见小饭店周围有人走动，心想：我们已被清军包围了，看形势十分不妙，如何脱身，双方短兵相接，我方人数虽少，有手雷，清兵也占不了多大的便宜，但毕竟我方已被紧紧包围在饭店之中，有覆没的危险。掠财是为了享有财富，窃财而亡命的买卖不能做，中国有句古训“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避免战斗的发生，朝着和而不战的方面努力，安全脱险。

        吴祥达也在想：敌人虽为我所包围，但有狗急跳墙之嫌，我方主动进攻，亡命之徒的海盗拉响手雷，双方死亡相当，我们占不了便宜，而且海盗头子有可能在混乱之中漏网。唐诗曰：“挽弓当挽长，擒贼先擒王。”如果智取贼首，或用谈判方式治服海盗头子，使之以后不敢贸然犯边扰民。那怕是放走他们，也是我们的胜利。估计此时，海盗们也在想如何避免下面冲突，逃离现场的办法。

        不出吴祥达所料，吴走进饭店不到二分钟，那海盗头头洋鬼子就主动走过来用汉语对吴祥达说：“将军，我们可以谈谈吗”？

        吴祥达有礼貌而不亢不卑地站了起来，伸出右手握住了海盗头头的手，说：“当然可以，只要有诚意！”接着吴祥达又说：“你会汉话，我们单独谈行吗？”海盗头子高兴地说：“这正是我要想对你说的！”于是双方都示眼色给手下，让他们都退下守候。

        吴祥达喊来店老板，冲好乌龙茶，并吩咐准备烧好量足料好的二碗“三鲜面”。“三鲜面”又称“三圆子面”一碗面，上面复盖着肉圆子，鱼圆子，鸡肉圆子，再加香菇，海参，是广东汕头著名的特色食品。

        海盗头子先自我介绍说：“我叫瓦德摩尔，荷兰人，外号金勾勾，在中国近海，我的手下都叫我金勾大哥，特别是南海走私已近十年，有时顺便也抢掠中国老百姓的财物，伤害了许多中国人，实在对不起，很抱歉。”

        接着，瓦德摩尔把话锋一转，说：“近来几个月，你们海防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我们几乎弄不到吃的，生存受到威协，所以这次冒死上岸想弄点吃的，希望将军满足我们要求，别无抢劫之意。

        吴祥达，也作了自我介绍，然后严肃地说：“你们在海上走私，有情可愿，但你们用暴力掠夺中国居民的财产，中国人不允许。如果中国人跑到荷兰的国土上去，用暴力掠取荷兰人的财产，阁下有何想法？”接着吴祥达又说：“中国有句古训：叫做上门不杀客，你们这次是来弄饭吃的，我们决不为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