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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与中国第一艘航母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8-5-23           ★★★

  

曹锟贿选两年后,建立了海陆空三军的张作霖,筹得充足军费,以巨款接济浙江卢永祥和广东孙中山(六十万元大洋),以巨款(一百四十万元大洋)贿买冯玉祥倒戈。

 

江苏督军齐燮元为了夺取富裕的上海而向卢永祥开战,孙传芳则为了夺取浙江的地盘而从福建杀入,卢永祥腹背受敌,不得不通电下野。张作霖借口与卢永祥有联盟关系,向直系宣战,17万奉军分五路杀进关内。

 

在洛阳的吴佩孚虽然此时也有海陆空军,但直系内部四分五裂,洛阳新编练的部队尚未形成劲旅,几十万大军的军饷未有着落,加上曹锟贿选在全国舆论面前声名狼藉,所以极不愿在此时开战。但吴佩孚心存故主曹锟,难忘旧情,只得硬着头皮乘专车入京。在四照堂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亲笔点将,六十名将官一一分配任务,分兵三路,对抗奉军。

 

吴佩孚因军饷无着,不得不滞留在北京筹款,听到前方九龙口失守的消息,匆匆赶到前线督战。在山海关前线,直奉两军主力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直军在死顶硬拚之际,天天盼着冯玉祥的西路军能得手,吴佩孚出京之后,冯玉祥判断吴佩孚无法迅速取胜,立即决定倒戈,全军连夜回师北京,在孙岳的接应之下,控制北京,软禁曹锟。

 

吴佩孚早知道冯玉祥不可靠,因此让他担任脱离主战场的西路,并且让胡景翼的部队监视他。吴佩孚出京督战时,选来选去,选中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防守北京。吴佩孚万万没有想到,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已经秘密结成了准备倒戈的联盟。

 

在第2次直奉战争刚刚发动的时候,冯玉祥、王承斌、胡景翼、孙岳等人就设想了两种计划:一种是吴佩孚打胜了,他们就将自己的军队集中到榆关,阻止吴军再回来,同时逼迫曹锟任命吴为东三省的巡阅使,这是排吴不倒曹的计划;另一种是吴佩孚打败了,他们就回师北京,发动政变。这是曹、吴并倒的计划。

 

1015日,王承斌和冯玉祥在古北口会面时,预见了战争形势的发展将不利于吴。19日,冯玉祥接到总部参谋长张方严的急电,催促冯部按预定作战方案迅速发起攻势,以策应榆关方向的作战,电文中有“大局转危为安在斯一举”的一句话。

 

同时,冯玉祥看到战情报告,得知直军在榆关之战中牺牲惨重,已势衰兵竭。在此情况下,冯玉祥认为回师北京的机会已经到来,便电令孙岳迅速将驻防大名的军队调回南苑,同时下令所属部队将后队改为前队,即刻回师北京。

 

冯军沿途割断电线,封锁消息,并以昼夜兼程70公里的行军速度,迅速杀回北京。1022日晚9时,冯军第8旅旅长李鸣钟、第22旅旅长鹿钟麟两部率先开回北京。随后,陕军胡景翼师也开进通州,隔断了吴佩孚与京东方向的联系。

 

1023日,陆军检阅使兼第11师师长冯玉祥、陕西陆军第1师师长胡景翼、大名镇守使兼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联名发出了呼吁和平的通电。在电文中,他们把直奉战争说成是吴、张两人的“私斗”,痛斥吴佩孚“凭战胜之余威,挟元首以自重,揽国柄以掌握,视疆吏若仆从,逞一人之忿,兴孤注之师……,业经电请大总统明令惩警以谢国人,停战言和用苏民困”。冯玉祥在此采用了倒吴而暂不倒曹的办法,还想利用曹锟这个傀垒总统来收束前方的军事,以制止吴佩孚的反抗行为。

 

    由于冯军秘密回师北京,曹锟在23日上午接到通电后才知道冯军回京。随后,孙岳率兵进宫,以保证“总统”的安全,同时,逼迫曹锟表态,给吴佩孚一个适当的名义让他体面下台。24日,内阁通过决议发表四道命令:一、停战言和;二、撤消讨逆军总司令等名义;三、解除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使及第3师师长等职;四、任命吴佩孚为青海垦务督办。

 

1025日,公府卫队曹世杰旅(曹锟的子弟兵)被缴械,从此,曹锟便处于冯军的直接监视之下。同日,冯玉祥、王承斌、胡景翼、孙岳等人在北苑召开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胡、孙二人分任副司令兼第2、第3军军长。

 

另一方面,吴佩孚在榆关前线接到冯玉祥1023日通电后,当时大吃一惊,但又疑心是张作霖捏造出来的假通电,以迷惑军心。24日,查明情况属实后,吴佩孚又寄希望胡景翼未必加入政变之事,即任胡为第3军总司令取代冯,并派张敬尧到通州传达命令结果,胡景翼把张敬尧扣留起来。

 

    25日,一切真相大白,吴佩孚才把前方作战任务交给张福来主持,自己率领第3、第26师各一部约8千余人乘车回救北京。26日,吴佩孚把司令部设在天津,军队到达杨村布防,对冯军采取守势,以待后援。

 

此时,吴佩孚唯一的希望就是调动齐燮元、孙传芳的军队由津浦路北上,调李济臣、萧耀南的军队由京汉线北进,两路夹击进攻北京。

 

北京政变后,津浦路成为直系军阀贯通南北的主要交通线,而山东督理郑士琦,是一个对直系怀有敌意的皖系军阀。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如果放弃榆关停止对奉系的战争,把全部兵力调到津浦路上来,就有可能控制这条交通要道,以便与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各省的直系力量连结起来,使自己战败后转入到一个进可以取、退可以守的机动地位。可是,吴佩孚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仍把主力摆在榆关不动,自已仅抽调少数兵力回救北京。而此时,榆关直军因为北京发生政变而军心动摇,已不可能与声势方张的奉军相抗衡。

 

在此期间,由于北京政变后情况不明,各省直系军阀对吴佩孚还存有幻想。因此,在102627日,萧耀南、齐燮元、孙传芳、马联甲、周荫人、杜锡圭、蔡成勋、杨树庄等人纷纷发出了助吴讨冯的通电。萧耀南派出陈嘉谟师、寇英杰旅;齐燮元派出陈调元师;孙传芳派出孟昭月、张允明两旅;马联甲派出田锦章旅等,分别由津浦、京汉两路北上拨吴。

 

但是,各省援直军尚未开动,冯玉祥、胡景翼的军队即已到廊坊,准备进攻天津。此时,在天津做寓公的张绍曾,看到吴佩孚的地位十分危险,便充当中间人,奔走于北京和天津之间,协调冯、吴言和。这种调停仍无效果。

 

1028日,榆关战事发生急剧变化,由平泉、冷口入关的奉军张宗昌部,从翼侧占领滦州,截断了榆关直军的归路和榆关与天津之间的交通干线,因此,榆关的直军土崩瓦解一般从榆关溃败下来。31日,奉军占领了榆关和秦皇岛。缴获了直军枪枝3万余支,吴佩孚多年经营的直军主力至此也已基本瓦解。

 

112日,冯玉祥的军队由廊坊东进,占领了杨村和北仓,俘获了北京援吴的鲁军旅长潘鸿钧。吴的司令部由天津被迫移至军粮城。这时,奉军张宗昌、吴光新等部又南下攻占唐山、芦台。吴佩孚在军粮城也不敢久留,便打算由津浦路南下另找出路。在此期间,山东督理郑士琦突然宣布“武装中立”,派兵到沧州、马厂一带阻止吴佩孚率部假道通过山东。同时,郑士琦还派兵南下炸毁了韩庄铁路,以阻止江浙援吴军通过山东。

 

与此同时,阎锡山出兵石家庄,截断了京汉路的交通,豫、鄂等省的援吴军,也都被阻止不能前进。这时,吴佩孚所盼望的两路援军都落了空,自己南下津浦路又受阻。正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幸亏吴佩孚的幕僚刘永谦和华甲运输舰舰长为知己交,在最后关头拉着吴佩孚,率领幕僚及卫队,登上早准备好的华甲舰,浮海而去。

 

渤海舰队的“华甲”号运输舰, 原是“中国”号奥匈帝国商船,后由东北联合舰队改造为水上飞机母舰。此舰最多搭载8架水上飞机,型号为法国“施莱克”FBA-17FBA-19,用于空中巡逻和轰炸任务;238人基础舰员,常备200支步枪和14艘汽艇;最多可舰载1000名左右士兵用于登陆作战。此舰可以说是中国乃至亚洲现代两栖攻击舰的最早的雏形之一。

 

奥匈帝国的“中国”号商船于1900年在英国纽卡斯尔劳沃克的威厄姆·查理森船厂建成,采用英国“奥尔登堡”型商船相似设计。奥匈皇储遇刺后引发的欧亚战火,导致许多海外德奥舰船无法安全回港,纷纷选择投靠第三国港口。1914730日至1917314日民国北京政府抗议德国无限制潜艇战,而宣布与德奥断交,已有3艘奥匈帝国商船和8艘德国商船滞留在中国港口,在此期间,以上商船因在协约国(主要是英国)的监督下无法离开回国,继而被民国政府扣船接管。为方便管理,民国海军为以上船只设定临时船名,其中,奥匈帝国的“中国(China)”号商船被命名为“华甲(Hwah Jah)”号。1917814日,中国对德奥宣战。同年1013日,以上船只被正式没收,由民国海军部管理。

 

1921830日,“华甲”等9艘商船被海军部抵押借款,约期三年归还。此后“华甲”号被出租给美国政府用于美中远洋运输。19244月,由于以上大多数商船为补充军饷变现,海军租船处撤销,“华甲”号被拨给招商局用作海员训练船,同时担负交通部训练船。此后,“华甲”号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编入渤海舰队,被当做运输舰使用。

 

吴佩孚在舰上召集文武幕僚20余人,检讨过去,并商议今后步骤。兵败之余,穷无所归,会上大家都不发一言,最后还是张其锽,执笔草拟了五条意见:

一、取消武力统一中国之政策。

二、改变御下态度,宽容政客要人,苟有主张之士,虽政敌亦应敬重之,尤不可加以斥骂。

三、放弃洛阳根据地,另行选择据点。

四、亲贤远佞,起用新人才。

五、筹款300万元为经费。

在这五点意见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点。在直皖战争前,吴佩孚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倡导和平统一的时候,他就博得一般人的热烈同情和支持,而在第一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吴佩孚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武力统一主义者。在吴佩孚的直接策划与指挥下,战祸遍及于湖南、福建、浙江、四川、广东各省,他在势力范围扩大的同时,也将自己置于各方势力的共同讨伐之下,从而最终必将一败涂地。

 

吴佩孚看过之后,略加考虑后说:“很好。五项高见之中我可以采纳其四,就只另选根据地一点,我看大可不必,我们还是回洛阳去”

 

吴佩孚原打算在山东登岸,回到洛阳,然而山东督军郑士琦拒绝吴佩孚登陆。 1112日吴佩孚一行乘“华甲”号由吴淞入长江,14日过南京,1117日抵达汉口。吴佩孚一手提拔的湖北督军也不欢迎吴佩孚留在武汉。19241119日吴佩孚黯然离开了武汉,弃“华甲”号运输舰而乘京汉火车经郑州径返洛阳。

 

后来,1928年,北伐军击败奉系军阀,张作霖遇刺,少帅张学良接管奉系军政。同年在张学良批准下租给张本政的政记轮船公司,改名“中华”号,次年开始商运。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号被日军强征,用于军运,改名为“榆林丸”,1945121日在台湾高雄被美军飞机轰炸沉没。

 

洛阳是吴佩孚的根据地,吴既然回到洛阳,反吴的人认为这是纵虎入山,非常不安。陕军第三十五师长憨玉琨联合山西军队发动偷袭洛阳,吴佩孚手下无可战之兵,不得不仓促离开洛阳,先到郑州,怎知在郑州还未落脚,又接确报,胡景翼部自北方开来,吴佩孚只好匆匆南下信阳,126日登上了河南湖北交界处的风景胜地鸡公山。吴佩孚上鸡公山后,鸡公山又变成全国注目的一个地方。

 

然而胡景翼认为河南已是自己的辖区,怎肯在卧榻之旁容一只老虎,他就任河南督军之后,立刻通知吴佩孚请他离开鸡公山。

 

1228日吴佩孚带病下鸡公山,向湖北进发,可是萧耀南拒绝吴佩孚入境,破坏了路轨,吴佩孚被迫在广水下车。有道是墙倒众人推,吴佩孚入洛阳,上鸡公山下鸡公山,走遍了半个中国,茫茫大地竟无容身之所,昔日他被人歌颂,被人拥护,如今则被人驱逐,被人挡驾。在患难中才看得到知己。当他走投无路时时,湖南赵恒惕伸出了友谊之手,请他前往湖南。四川的杨森也派人来迎接他。

 

吴佩孚和赵恒惕,虽然立场敌对,政见不同,然而私交却毫不受影响。现在赵恒惕邀请吴佩孚假道湖北前往湖南,但是假道湖北也很困难,最后乘兵舰决川号和浚蜀号到湖北黄州住了下来。

 

冯玉祥的倒戈是段祺瑞牵的线,所以冯玉祥控制北京后不得不又把段祺瑞请出来。段祺瑞再次登台,组织执政府。19252月段祺瑞派王揖唐到了黄州做说客,想劝吴佩孚入京,为己所用。吴佩孚知他来意,不让他有开口的机会。段祺瑞见软来不行,就来硬的。他密令海军司令许建廷率领长江舰队八艘前往黄州,希望能一举捉住吴佩孚。

 

幸亏这一偷袭计划被前海军司令杜锡珪获知通知了吴佩孚,192531日午夜吴佩孚接到电报立即率领随从人员登上决川、浚蜀两舰,大风雨中启碇向湖南出发。吴佩孚于192534日安抵岳州,多亏赵恒惕雪中送炭,吴佩孚就暂时在岳州住下了。

 

以前张其锽在吴佩孚的幕府中仅是客串性质,由客串而正式加入吴佩孚的班底,不是在吴佩孚虎视洛阳,声望如日中天之日,而是在冯玉祥倒戈,吴佩孚由天津出海泛舟之时。从山海关兵败到暂栖黄州、岳阳,吴佩孚亡命奔波,无兵无权,是吴佩孚最困难的一段时期。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其锽一直在吴佩孚身边,协助他安排行止。

 

吴佩孚到达岳州,在决川舰上一住七个半月。在此期间,各省代表络绎不绝,无兵无权有无钱的吴佩孚,居然一跃成为十四省联军总司令,这真是一个奇迹。

 

由于奉军南侵,在吴佩孚的提议下,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组成四省联防,“联防不谈政治,仅以保境安民为目的”。不久河南、山西、陕西也加入四省联防,使四省扩大到七省。皖奉结合,直系将领人人自危,深感还是需捧吴大帅出来。孙传芳为了夺回被奉军抢走的地盘,组织了苏、浙、闽、赣、皖五省联军,并与七省联防合流,推吴佩孚为盟主。这样一来,吴佩孚便成了十二省联军总司令。

 

奉军战线过长,孙传芳连连获胜,直系的声势一下子又超过了奉系。19251021日,吴佩孚回到武汉,萧耀南前倨后恭,热情迎接。吴佩孚选汉口东北的查家墩为总司令部址,成立“讨贼联军总司令部”,任命张其锽为秘书长。联军的声势虽大,然而各人都有自己的算盘。张其锽于各路将帅之间,对外缔结盟约,对内调和将帅间的矛盾,在“苦心弥缝”之中,难免受人猜疑诽谤,张其锽却从不自我辨明。

 

吴佩孚“讨贼”的矛头可张可冯,没想到这时北方出了一件大事。冯玉祥勾引张作霖的新派将领、掌握精锐奉军的郭松龄,倒戈攻打张作霖。张作霖措手不及,险些彻底失败,虽然在日本人的协助下击溃了郭松龄,但也大伤元气。张作霖死里逃生,恨透了冯玉祥,于是频频向吴佩孚表示友好。奉系的山东张宗昌和直隶李景林接连派代表联络张其锽,把拥戴吴大帅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一天吴佩孚和张其锽在查家墩司令部的露台上商量是否联张。看到张作霖元气大伤,想想还是冯玉祥可恨,吴佩孚轻轻地吐出一句话:“乘人之危非君子”

 

只此一句话,决定了吴佩孚联合张作霖,共同讨伐冯玉祥。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几路大军的夹击之下,渐渐支撑不住。冯玉祥为了保全实力,自己出国赴苏联,把部队交给张之江、李鸣钟。张之江和李鸣钟决定投靠吴佩孚,抵抗张作霖,向吴表示愿率部听命。消息传来,查家墩总部一片欢呼。国民军投诚,等于讨冯目的已经达到。利用国民军共同讨奉,岂不是稳操胜券。没想到吴佩孚说,“人无信不立”,不接受国民军的投诚。尽管张其锽等高级幕僚劝他,但他抱着“信义”的原则,不允许再提讨奉的话,继续进攻国民军。

 

当北中国风云变幻的时候,安定了三年的湖南也发生了政变。赵恒惕主政湖南期间,湘军编成了四个师,第一师师长贺耀祖,第二师师长刘铡,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即后来日军南京大屠杀之前的南京保卫战的国军司令),其中第四师的力量较强。湘省西南边区有一商埠,名叫洪江,凡驻扎洪江的部队一向被人视为肥缺。赵恒惕派叶开鑫部驻防洪江,使唐生智心存不满,向赵恒惕提出,要和叶开鑫换防洪江。赵恒惕本来以为凭自己的威信可以服人,却不料唐生智为人年青气盛,加上有小人挑拨离间,唐生智竟然翻脸,集中军队迫向长沙,赵恒惕认为他难以理喻,如果率兵相抗,必致湖南又遭战祸,于是决心退位离开。吴佩孚虽然愿意援助赵恒惕,但是赵恒惕为了避免同室操戈不愿向北洋军求援,悄悄地离湘到了上海。

 

唐生智在衡阳获知赵恒惕让他代理省长,立即率领湘军第四师的主力部队,浩浩荡荡开赴长沙,并向驻在岳州的叶开鑫师进攻,同时派人向吴佩孚表示友好。

 

当时吴佩孚下面有两派:一派主张联唐,承认唐生智的既成事实,让唐生智控制湖南,可以作为湖北的屏障;另一派则主张帮助赵恒惕,赶走唐生智。吴佩孚最痛恨犯上作乱的人,决定声援叶开鑫,联合进攻湖南。

 

张其锽劝吴佩孚放弃过问湖南的事,湖南的事让湖南人自己去了。张其锽屡次劝吴佩孚说:“唐生智虽然不足惧,可是他如果投靠了广东,其力量就不可侮,因此纵然打下了长沙,打到了衡阳,可是湘省的局部问题将演为南北问题,这是不可不重视的。” 张其锽看到了广东的革命军政府已扫平了陈炯明的叛乱,后方巩固,日益强大,不可为敌。

 

吴佩孚因为自己过去曾一再得意于湖南,听不进张其锽的意见。他忽略了自己这次东山再起,已无可战之将、可用之兵,更重要的是他看不到广州新生力量的壮大。1926425日他委任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兼湖南省省长。张其锽是秘书长,掌管着吴佩孚的大印,所有的文书必须张其锽用印后才能生效。张其锽决定不迁就吴佩孚的命令,对叶开鑫的委任令送来盖印三次,都被张其锽拒绝。张其锽这时把行李都已卷好,只准备第二天就辞职而去(张其锽有一个习惯,他常常不睡在床上而喜欢靠在藤椅上睡觉)。没有想到由吴佩孚的夫人张佩兰出面,到了晚上命令嗣子吴道时(吴佩孚本人没有子女,吴道时是吴佩孚弟弟的儿子,过继给吴佩孚)来恳求张其锽,说吴佩孚已经答应了别人,如果再撤销这一任命,面子上实在过不去。吴道时跪在张其锽面前,张其锽不肯用印或是辞职,他就长跪不起。张其锽是个重情义的人,碍於情面,长叹一声只好继续留下。

 

然而,事态的发展果然如张其锽所料,吴佩孚既要北上讨伐冯玉祥,又要南下驱逐唐生智,正犯了南北两面作战的大忌。虽然叶开鑫军攻进长沙,唐生智退往衡州,但是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出兵援唐,从广东、广西打进湖南。1926 62日唐生智在衡州取消代理湖南省长的名义,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前敌总指挥。

 

湖南省局部之争促成了国民革命军提早北伐,吴佩孚于是走上了迅速失败的道路。

 

吴佩孚东山再起,虽然声势很大,但已是他事业生命的回光返照。他刚愎自用的性格越来越显现出来,听不进别人的劝告,在战略和用人上一误再误。他的精锐第三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全被打散,现在的军队数量虽多,战斗力却大不如前。第一仗打河南信阳,被国民军蒋世杰一个师死守了四十多天打不下来。吴佩孚不肯接受国民军的投诚后继续向北京进逼,结果把冯玉祥的国民军推到了国民革命军的阵营中。国民军退出北京,据险扼守南口,冯玉祥以从故宫中的文物珍宝拿出来卖掉换得的1400万元大洋做为军费,抵抗吴佩孚。这时唐生智在国民革命军的声援下连连告捷,南方的告急电报已连连发来,然而吴佩孚不肯把进攻国民军的指挥权交给奉军,自己在长辛店设立总司令部,命令全力进攻南口。192665日国民党中央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誓师北伐。等到了79日,青天白日旗已飘扬在长沙城头,而吴佩孚却被拖死在南口前线。他咬紧牙关说:“南口一日不克,本总司令一日不能南下。”

 

727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率领10万大军进入湖南,决计展开第二期作战计划,以武汉为进军目标。等到814日直奉联军攻下南口,吴佩孚825日赶回武汉,北伐军已攻克了湖南全省,北洋军已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了。

 

吴佩孚一到武汉,立刻赴汀泗桥前线。险隘汀泗桥是武汉的屏障,双方必争之地。827日北伐军发起全线总攻,前仆后继,奋勇冲锋。吴佩孚命令不惜代价,全力死守。他组织了八个大刀执法队,凡有后退官兵,立斩不赦。然而大刀队也终于挡不住北伐军的猛烈攻势,溃兵如潮水般败下阵来。

 

94日北伐军开始进攻武汉三镇,汉阳和汉口接连失守。北洋军大势已去,吴佩孚退回河南。武昌孤城虽死守四十天,但也终于落入北伐军之手。由于北伐军将进攻矛头指向东南方的孙传芳,吴佩孚在洛阳才有了一段喘息的时间。此时吴佩孚已知国民革命军一定得势,抗争无益,于是对各方的拉拢反应冷淡,仅持观望态度达半年之久。

 

19274月,张作霖借口要南下与革命军决战,从背后杀到洛阳。吴佩孚于是移驻豫西的巩县,想避开战端。他喘息未定,冯玉祥部由陕西出动,奉冯双方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奉军又向吴佩孚提出让防的要求,张学良请吴佩孚移居自己控制的郑州,吴佩孚当然不肯去自投罗网,所以继续不理不睬,不战不走。两次不理,奉军就不客气地来夺防了。吴佩孚手下的一点屡败之兵,无法对敌,于1927516日匆忙地离开了巩县,经过嵩山,一路受尽了千辛万苦,来到南阳。南阳是于学忠的防区,虽然于学忠是吴佩孚一手提拔的,但于学忠的第八军派系杂乱,形势并不稳定。吴佩孚与手下商量了半天,最后他决定入川投奔杨森。

 

吴佩孚带领两团卫队离开南阳,当晚在河南邓县的田营宿营,襄阳镇守使张联升(系吴旧部)派人来联络,并商讨渡襄河问题,决定在老河口与樊城之间太平店渡河。由田营去太平店有两条路线,如果经太山庙是条大路,但远五里;经构林关,近五里。第二天(62日)早上出发,由于第一团先头部队走大路很平静,本队及第二团决定改走构林关小路。出发时张其锽所骑的马,忽然狂跳不肯向前。张其锽大怒,接连猛抽它数鞭才肯往前走。正午到构林关午餐后,地方乡绅纷纷拿着纸请吴佩孚题字,吴佩孚不忍心拒绝,于是一一为他们书写。等到午后2点,南冈方面忽然传来断续枪声,张其锽恐怕久等生变,带领秘书处人员先行出发探路。往前走了大约三里,地名灰店铺,遇到一片小树林,张其锽骑马走在最前面,突然从树林中射出子弹,张其锽中弹后急忙翻身下马,结果腰腹间又中弹,于是当场气绝身亡。吴佩孚担心前面有闪失,急催部队前进,果然发现惊人惨剧,张其锽已遇难身死。部队散开,遍地搜索,不见敌人踪迹。后听当地人士说,这是樊钟秀的一伙匪徒,误以为张其锽等人是商旅,想打劫财物,后见大队人马已到,于是四散逃去。吴佩孚见老友惨遭横祸,抱着尸体大哭一场,他请地方士绅代购棺木成殓,寄放在关帝庙内。

 

吴佩孚寄居四川四年多,1931年到甘肃调解回汉纠纷,九一八事变后寓居北平,再也不曾复出了。

 

据说张其锽曾经算出他自己在1927年有一大劫。那年初,吴佩孚在郑州曾派易克皋赴郾城与靳云鹗接洽,易克皋向张其锽告辞时,凄然说:“此别不知后会何时?”张其锽也凄然说:“也许没有后会之期了,我自己流年不利,玉帅也在坎坷中,我自己最安全的办法是回上海闭门著书十年,逃过劫数再说,但我又不能弃玉帅于危难!”张其锽已计划好,陪吴佩孚到四川,对他略加安顿后就回上海,没有想到还是在劫难逃。

 

张其锽和谭延闿在清末即已订交,亦亲如兄弟。张其锽任吴佩孚的秘书长时,谭延闿是国民党的重要领袖之一,两人立场虽然不同,但私交不受影响。张其锽遇难时,谭延闿正在汉口。由于国民党宁汉分裂,谭延闿风尘仆仆奔波于南京、徐州、郑州、汉口之间。等到张其锽的噩耗传至谭延闿耳中,已是6月下旬,他立即托国民军的方振武前往照料,并料理他身后事。直到91日灵柩才辗转运到上海,1128日安葬于苏州的南乡七子山。张其锽的夫人聂其德得知噩耗悲痛欲绝,我的祖父瞿宣颖和祖母接到讣闻后立即从北京赶来上海,日夜劝慰姐姐聂其德。由于担心她想不开,每夜见她房里有响动,就赶紧过来探看。瞿宣颖为张其锽撰写了墓志铭,后来又编订校印了张其锽所著的两份遗稿“墨经通解”、“独志堂丛稿”。

 

吴佩孚与张其锽第一次见面时,两人还处于敌对立场,但经过一席长谈就结拜为兄弟,订为生死之交。这是因为两个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两个人年轻时家境都不好,都是苦学成才的学子。张其锽考中了进士,吴佩孚考中秀才后虽然无法继续攻读功名,但国学的根基也是好的。张其锽的学问博而杂,不仅涉猎诸子百家,熟读《墨子》和《庄子》,而且又精研奇门遁甲、六壬,民国时代以奇门遁甲著名于时的,当首推张其锽了,以致有人传说张其锽能预知过去未来。吴佩孚投军前曾在北京崇文门外做过卖卦先生,一生热衷于研习易理之术,对其笃信不移,因此对于张的博学多才,精通术数更为敬重。吴佩孚和张其锽都是极重信义的人。吴佩孚经常自比关羽岳飞,曹锟当初提拔重用了吴佩孚,吴佩孚就始终对他忠诚,把他奉为领袖。尽管后来吴佩孚的声望超过了曹锟,也尽管后来曹锟成了吴佩孚的包袱,他始终不肯背叛曹锟。张其锽受到吴佩孚的敬重与信任,就尽心尽力地辅佐吴佩孚。当吴佩孚的事业蒸蒸日上时,他仅在吴佩孚的幕府中客串,接到吴佩孚的邀请就来到他的军中,事定之后又回到上海的家中。然而当吴佩孚全军覆没颠沛流亡后,直到遇难的两年多时间里,张其煌一直没有离开过吴佩孚。流亡期间,几次曾有亲近的人劝张其煌离开,张其煌都严词拒绝,说现在岂是我自己避难而离开玉帅的时候。吴佩孚和张其锽都是不爱财的人。吴佩孚宣告“四不主义”,其中一条就是不聚私财,也确实未敛私财。张其锽客串吴佩孚的幕府,完全是为了私谊,常年奔波在外,却没有钱寄回家中。张其锽遇难后,他的夫人也只能靠娘家提供生活费和培养五个年幼的孩子。

 

吴佩孚对部下向来不假辞色,虽手握重兵大将如冯玉祥、王承斌之流见到吴佩孚也只能笔挺地站着,他的老部下张福来升到了河南省督军,依然常被他骂得狗血喷头。吴佩孚唯独对张其锽极为敬重。吴佩孚对朋友则以老大哥自命,呼齐燮元为抚万老弟,孙传芳为馨远老弟,赵恒惕为炎午老弟,杨森为子惠老弟,独对于比自己小三岁的张其锽不称子武老弟而称呼张省长。吴佩孚如果对部下说:“去请省长来”,大家知道就是指的张其锽。吴佩孚每当有重大决策,一般都会听取张其锽的意见,然而对张其锽也并没有言听计从,早在两人订交之初,张其锽促成南北停战之后,更打算谋划南北方的统一,然而吴佩孚不能接受这样的方案,既然“言不能悉听”,张其锽不久即告辞而去了。吴佩孚在洛阳虎视天下期间,张其锽在广西省长任上特意写信给吴佩孚,劝他放弃武力统一的政策,提出启用新型人才,“以转移人心风气”等建议。吴佩孚听不进去,等到山海关兵败,在浮海南下时再采纳张其锽的五点意见,为时已经太晚。至于东山再起后,吴佩孚执意不肯听张其锽等幕僚的意见,把唐生智、冯玉祥等推到了广州革命军政府一边,更是他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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