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识吴洪            萧海铭/文

很早就听说过吴江吴氏家族及诗人吴兆骞之名，只是由于资料匮乏、见识浅陋，过去对邑内这一名门望族知之甚少。《吴江文博》出版后，余得邮阅，并从二期连载之《从全孝翁说起——吴江吴氏家族初探》文章中，才知道了全孝翁吴璋及吴洪、吴山父子尚书等有关情事，感觉到吴江吴氏一族的真正兴盛，实自吴洪始。这可说是初识吴洪吧。

去年夏季，我在撰写《盛泽镇成镇沿革考》一文后，偶然见到一合由私人收藏的《明故桧轩处士沈用中墓志铭》，墓志铭由中宪大夫、贵州省按察司副使、邑人吴洪撰文，中顺大夫、南京太仆寺少卿、嘉禾吕常书丹，中顺大夫、福建延平府知府、武塘刘侃篆盖。联系到《吴江文博》连续刊出的吴旭江先生之文，已可认定此墓志铭撰文的邑人吴洪与全孝翁吴璋之子吴洪为同一人。继而，自文章中“弘治元年（1488）吴洪入贺万寿节，事毕将行，施氏忽患重病------年七九而逝”，“愈年、吴璋亦卒，弘治三年（1490）吴璋夫妇合葬于梅里原祖坟”，可知吴洪在此三年中迭遭母丧、父亡，未能远赴贵州任职。而处士沈桧轩死于弘治二年（1489），正值吴洪母丧丁忧期间，时间上当能吻合。

明制：中宪大夫为正四品升授之阶；中顺大夫是正四品初授之阶，由三位品秩远高于县级，且均署有实缺的官员联袂为县下一无功名之人撰书墓志铭，可说是一种很不寻常的情况，而铭文中述说沈桧轩勤俭持家，致“家声复振”，“甫冠即任（盛泽）税长”，历36年能做到既不病民，对朝廷又“税无逋负、上下咸贤之”，以及“持论公允、里中有讼者，得（沈桧轩）一言即不复争”，具有很高威望等用语看，显示吴洪对逝者有很深的了解，绝非一般的溢美之辞。因此，再识吴洪，一个历史渊源问题又横亘在面前，然遍查《盛湖志》却无任何蛛丝马迹可循。

春节长假，闲来信手翻阅《黄溪志》，发现“丛记”一段，试录如下：“吴尚书洪未第时馆于史鉴家，一日同鉴婿吴瑩晓起送李梦阳归，见池中有白衣人长二丈余，李惊仆、洪端之、瑩拱立，良久不见。及旦责鉴，曰：此白眚（音生）也，诸候见霸、士见而贵、无禄者见而亡。未几，李果死，洪第进士、官尚书，瑩亦领乡荐、富甲江南”。撇开这一段“丛记”中的迷信成分，可知吴洪未考中举人、进士前“馆于”黄家溪史鉴家，时间应在明成化（1471）以前。史鉴生于明宣德九年（1434），长吴洪11岁，虽不求仕进，却“诗文沉雄古雅、卓然成家，尤熟于史家”，属学者型人物，交往者如吴宽、沈周、文林、曹孚、李应贞、尹宽等，均为大家、名士，时江南巡抚王恕也慕名拜谒，“敬服焉”。而当时吴洪僅二十余岁之青年，馆于史鉴家并“与其婿吴莹善”，乃属求学受教一类，关系自非一般。同时，史鉴之叔辈史珩在明正统（1436——1450年）、景泰（1450——1457年）间为“一乡之税长”，其时沈桧轩之父“公让长盛泽税”，可谓同僚。沈氏本是一乡之望族，桧轩生于明宣德甲寅年（1434），与史鉴同岁，“谙于世务，年甫弱冠（二十岁）即代父为税长”。盛泽与黄家溪同在澄源乡，虽非统属、毕竟近在咫尺，两家应该早有交往，吴洪得识沈桧轩当在情理之中，以致他在母亡次年能应邀赶往盛泽吊唁，并邀约同年吕常、刘侃共撰（书）墓志铭。此情虽属推测，亦顺理成章了。

由于吴旭江先生言及：“对吴璋祖孙三人及整个吴氏家族的研究仍未见展开，其族史、家史亦不得详”。今天我能在盛泽发现有关吴洪的点滴情事，并敷衍成文，未知对旭江先生的研究是否能添一砖半瓦。此外，旭江先生在《吴江文博》二期之文中言及，“时太监刘瑾专权，因与刘大夏结怨，遂诬以罪欲杀之，大臣中只有吴洪与御史屠应浚极力辩驳”，此段是否有误。据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刘瑾用事》及《二十五史.王鏊》载，为刘大夏辩护者系大学士王鏊和左都御史屠滽，时间是正德三年（1508）八月。正德五年（1510）四月“刘瑾矫诏令南京刑部尚书吴洪致仕”，原因是“宁河王邓愈后，有兄弟争田宅者，其兄倚瑾为援。洪直之、故及（受到牵连）”，与旭江先生所述同。本人见识浅薄，可能旭江先生另有所据，见不到处尚祈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