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大儒 商山四皓 绮里季吴实
吴实,又名绮里季,秦汉南郡下隽县(今湖北省通城县)人。吴实公元前268年出生于通城大户之家,少小聪慧的他在父辈的指导下,读百家之书,尤精儒学,后来走出通城,遍访天下名士,来到百家学说汇集的咸阳,成为秦代70博士之一。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吴实不满秦始皇暴虐之政,得一在军中供职的学生帮助,历尽艰辛逃出咸阳,和先后逃出的同朝博士东园公(姓廋,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修道,故号夏黄公)。甪里先生(姓周名术,字元道,京师号曰霸上先生,一曰甪里先生)一道,隐居南山(即商洛山亦称楚山,在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年皆八十有馀,须眉皓白,时称“商山四皓”。过着“岩居穴处,紫芝(一种真菌类食物)疗饥”的清贫生活。
商山四皓与传授张良太公兵法的黄石公魏辙(也是一位隐居的秦国老臣),并称为秦汉五大隐士。
隐居中的吴实写了《紫芝歌》(又名紫芝曲)以明其志,歌曰: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
晔晔紫芝,可以疗饥。
唐虞世远,吾将何归?
驷马高盖,其忧甚大。
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
昊天嗟嗟,深谷逶迤。
岩居穴处,以为幄裀。
烨烨紫芝,可以疗饥。
唐虞远矣,吾将安归?
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前207年),西汉王朝建立。汉高祖刘邦一登基,便招揽天下人才,尤其是遍访秦暴政时,被迫害的、隐居的饱学之士,请到朝廷为官,时称“举逸民” 。
“商山四皓”名声很大,朝廷派人访到,致信相邀,表达“远望翻然不猜之意”, 希望他们出山为官,辅佐汉廷。“四皓”复信朝廷,“守兔鹿之至,终其寄生之命也”。予以拒绝,仍然隐居山中,过着清贫安乐的生活。
高祖刘邦原立长子刘盈为太子,封特别宠爱的戚姫儿子如意为赵王。后来刘邦见刘盈天生懦弱,才华平庸,而次子如意却聪明过人,才学出众,产生了废刘盈而改立如意的想法,并向戚姫承诺。
刘盈的生母吕后知道了,非常着急,请兄建成侯吕释之与开国大臣张良商量怎么办?张良想了想说,你可亲迎 “商山四皓” 辅佐太子,一定不会有废立之事。于是,吕后按照张良的计谋,要太子写了一封十分谦虚的信,又安排了十分舒适的马车,诚心诚意邀请“商山四皓” 出山,四人见太子来意十分诚恳,勉允出山,面见太子。太子格外礼遇,情同师生,四人又不好离去,只得住了下来。
时极淮南王英布谋反,高袓病体新愈,欲派太子统兵征剿。“四皓”窥透高祖心思,便对吕后释之说:“太子统兵,有功不能加封,无功就会带来祸害。可请吕后去说服皇上,亲自统兵前去,太子才安全。”
废太子的事,高袓一直在心。一次,高祖在宫中置宴,特召太子刘盈侍宴。太子应召入宫,“四皓” 一同进去,和太子一齐行过礼后,上去拜谒高祖。高祖见四人须眉似雪,道貌岩岩,心中十分惊异,便问太子:“这四老乃是何人?”
太子尚未答应,“四皓” 已自报姓名。高祖愕然道:“公等便是商山四皓么?我求公已经数年,公等避我不至,今为何到此,从吾儿同行?”“四皓” 齐声道:“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所以违命不来。今闻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都延颈慕义,愿为太子效死。”高袓说道:“公等肯来辅佐我儿,还有何言?幸始终保护,毋致失德。”“四皓” 唯唯听命,依次奉觞向高祖祝寿,高祖想起戚姫,勉强接饮,请四皓一同坐下,共饮了一两个时辰,高祖总是乐不起来,“四皓” 随太子一起谢宴而去。
刘邦见太子羽翼丰满,想到来日又有四位大贤辅佐,彻底消除了改立太子的念头。刘盈后来继位,为汉惠帝。此举被曹植称为:“应命太子,汉嗣以宁”。
其实,“四皓” 只是出于扶长扶嫡的正统观念,宴后即复回商山隐居,并未辅佐太子
“商山四皓” 影响很大,历史精典书籍中多有记载。
《史记》留候世家记述:“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后记述了请来“四皓” ,坚定了高祖不废之事。
蔡东藩编著的《前汉演义》也完整地记载了此事。
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刘伯温,也在其《连珠》书中,赞其“秦庭虎视,而芝哥逸响于商山。”
《紫芝歌》对后世的“隐士”文化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东晋隐士陶渊明对“商山四皓”极具仰慕,将他们的隐居谓之“无贳患” 之路,并据此写成《桃花源记》。“商山四皓” 成了隐士文化之鼻祖。
吴实死后,其墓葬一说在河南济源市绮里季村;一说在陕西商洛镇南里。史无祥记。
“商山四皓” 碑林园,在陕西丹凤县西7.5公里的商镇新街西段。占地1848平方米。属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园内巨冢罗列,古柏环绕,碑石林立。四皓碑林园里埋葬着二千多年前秦朝的四位博士,陵园内有三墓为正冢,园外有二墓为陪冢。今四皓墓在商山脚下,墓门矗巨碑,上刻 “商山四皓”。另在商县城西2.5公里的金鸡原,亦有四皓墓,系旧时州县官吏为祭祀方便、免远途跋涉而设之假冢。
四皓庙,又称四皓祠,与四皓墓隔丹江而遥对,传为孝惠帝所立,现存之庙为清代建筑。据《续修商志》、《陕西通志》载:惠帝亲为“四皓”树碑于隐处,并立有“文官下轿,武将下马”碑石以示尊崇。
历代过往人文骚客在商山留有诗文百余篇(首),盛赞四先生谈泊名利,坚持道德操守的高风亮节。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过四皓墓》、白居易的《谒四皓庙》、更是脍炙人口,千古流传。
四皓尚谦让,行中庸,薄名利,鄙财富,能进能退,能官能民,退不言功,功不受赏,被晋代皇甫谧誉为“修道洁己,非义不动”。
最中肯的评价还是宋人王禹偁在《四皓庙碑》中写的:“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刘,知存也;应孝惠王之聘知进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俱备,而正在其中矣。先生危则助之,安则去之,其来也,致公于万民;其往也,无私乎一身。此所谓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千古四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