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桂贤，37岁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也是最年轻的女性副总理。任上时间三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身居相位的女性

吴桂贤：从副总理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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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吴桂贤在深圳下海当“老总”，便动了访问之心。

　　叩开了家门，方见她依然显得很年轻：眼睛很有神，步履轻捷有力，体型不臃 肿，与我想象的判若两人。

　　一进门便是客厅，厅内的装修毫无气派奢华之感，窗明几净中透露着简朴与雅 致。最令我注意的是茶几旁那盆淡粉色的正在怒放的蝴蝶兰，亭亭玉立、温文尔雅 ，似乎表达着主人那种平和的心态。

　　１３岁当上了纺织女工

　　吴桂贤祖籍河南，很小时随家人逃荒到陕西咸阳。父亲有点文化，在一家粮店 作记账先生，母亲操持家务。家中大大小小９个孩子，她是老大。她说，小时候根 本不知道真正的菜是什么味儿，整年都是吃野菜。从记事起，就天天跟穷孩子们一 起去捡煤核儿以补家用。

　　１９５１年，西北国棉一厂招女工，吴桂贤参加了招工考试，考试先考眼疾手 快，这些都顺利地通过了。量个头儿，刚刚够高。体重本不够，多亏小姐妹们相互 传招，她事先在兜里放了一些石头子才勉强通过。问年龄时，她知道只收１６岁以 上的，便一口咬定自己是１６岁。其实，她瞒了３岁。

　　第二天，厂里进行工人阶级启蒙教育，主要讲工人阶级是新社会的新主人，一 定要对党对祖国忠诚。讲完后，填表登记。５个女孩老老实实地写上了１３岁。厂 里说１３岁的要退回，５个女孩哭作一团，谁都不肯走。那年头，家里都穷啊！师 傅问：“你们还都是小孩，夜班一干１Ｏ个小时，顶得住吗？”吴桂贤带头表态： “没问题！”就这样，几个赶不走的小童工就被留下来了。

　　同期入厂的赵梦桃比吴桂贤大３岁，她们在一个车间一个小组工作。赵梦桃小 组共有２４个女工，赵梦桃是小组长，吴桂贤是党小组长。

　　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７４年，吴桂贤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光荣的集体。她的 辛苦、她的成就、她的命运，都与西北国棉一厂在一起。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意想不到的事太多。

　　做梦也没想到担任副总理

　　“您是怎么当上副总理的？”

　　“１９７４年９月，我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陈永贵作为农民的代表，参加了 中央的一个会议。开完会，毛主席把我和陈永贵留了下来，让我们在中央工作，我 们感到很突然，那时吃饭是要交粮票的，由于事先不知道，我没带多余的粮票，多 余的钱，也没带换洗的衣服，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一个纺织女工，当了３年国务院副总理。当问她当副总理的感觉时，她连连说 有很多的不习惯。吴桂贤走上国家领导人岗位后，开始中央办公厅要给她配秘书和 警卫，她无论如何也不要，所有的文件都由她自己保管。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她改 变了不配秘书的主意。“有一次，一份文件找不到了，当时，我把文件摆了一地， 数来数去就是少一份。陈永贵的秘书来家收文件，我只好说文件没整理好，明天再 交。我趴在地上找啊找啊，心里都快急死了。后来，发现夹在抽屉后缝里了，这才 松了一口气。事后，我对汪东兴说，还是给配个秘书吧。以后，从陕西调来一个叫王杰的女干部，她是我的第一个秘书。后来，我分管了工、青、妇，卫生部、纺织 部，各类文件一天一大堆，我就又要了一个秘书张健民。但是，我一直没要警卫。 ”

　　同江青做邻居不自在

　　吴桂贤到中央后不久，就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１１号楼。

　　江青住在吴桂贤附近的１０号楼。１９７５年春节过后，吴桂贤的丈夫带着４ 岁的儿子来探亲。“当时，我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一天晚上，我丈夫和儿子在门前走 走，碰巧江青也出来散步。她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我的楼。一般情况
下，首长 间相互来往是必须先打招呼的。见江青来了，服务员马上打电话告诉我：‘１０号楼的首长来了。’我立即下了楼。江青问：‘外边怎么有个孩子啊？你知道不知道 这里住的都是什么人哪？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我只能带笑说：‘我马上让他们出去。’后来，我要求搬出 钓鱼台，我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先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 下来。”

　　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时，我最小，我就听着，不吭声。最后主持人问，大 家还有什么意见，我就大声说：‘没意见，’时间长了，老领导就说：‘桂贤哪， 你没发言哪！’我说：‘前面老同志的意见都很好。’‘主席的指示我完全同意。’常常就是这样。因为我资历最浅，感到非常拘束。”

　　“半年以后，我向周总理提出回去。我说：‘我来自工厂，只对织布了解。卫生部、纺织部、一轻、二轻，我都不了解。我下去一年，跟县委书记学习３个月、 跟重工业大厂书记学习３个月，在省委学习３个月，下去走走，再回来工作。’总理没有同意，但让我根据主席指示下去搞调查研究，每年可以下去两个月
。”

　　关于李时珍的政治笑话

　　“文革时，到处传说您在回答外宾问题时，居然点了李时珍的名字，让外宾认 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这种关于我的笑话，我听得多了。这些笑话传到国棉一厂，我的姐妹们都急得哭了，谁知道怎么编出来的？有人认为我文化低，其实，我看过很多古今中外的历史资料。李时珍这样的知识小学生都知道，我怎会出笑话呢！每次接见外宾前，我都要看很多的文件和资料，我文化低，但好学好想。外国人的名字我都
要记下来 ，怎可能出这样的笑话呢？”

　　粉碎“四人帮”以后，吴桂贤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西北国棉一厂，她的职务是 ：厂党委副书记。

　　应聘打入企业界成了董事长

　　１９８８年，深圳外贸集团、陕西省保安县物资局和香港投资商姚逸鸿先生决 定合办一家纺织、印染、服装联合工厂。当时深圳市的一位领导干部带队到陕西考 察人选，去了许多地方，当听说吴桂贤在西北国棉一厂时，领导问：“能不能见见 ？”

　　考察小组如愿以偿。当他们边参观边听这位当年的劳模、如今的企业管理者滔 滔不绝地介绍情况的时候，心中的人选不约而同地确定了。他们请吴桂贤来深圳工作。吴桂贤说：“我５Ｏ岁了，又不是大学生，恐怕干不了。”他们说：“你有经验，我们要的就是你。”

　　当时，吴桂贤的爱人刚从国外考察回来，他说：“改革开放的前沿发展起来一定好过内地，你可以去考察一下。”

　　６月，厂里派两个人陪吴桂贤来考察。一看，有厂房、有设备，是一个很好的 实体。的确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吴桂贤同意了。

　　１９８８年８月，吴桂贤只身来到了天天都在发生变化的深圳。她说：“虽然 ５０岁了，但千万不能落伍，我一辈子好强，绝不能在特区落伍，我要在特区检验 一下自己的人生价值。”

　　吴桂贤当了鸿华印染厂的副总经理，负责生产。总经理叫她到全国各地招兵买马。她说只到陕西就够了。于是她很快回到陕西，找到了几家熟悉的印染厂的厂长 。她说：“太强的我不能挖走，差的我也不要。思想好、守纪律、技术熟练的，我 要，刚退下来的我也要。本人愿意、家属同意，都可以报名。”仅半个月
，她就带 回了１１０人。

　　紧接着的事是买布。吴桂贤带业务员到全国各地把关系接上，很快，印染厂就 开张了。像年轻时当劳模一样，吴桂贤依然精力充沛。有了任务，她还像过去一样 不顾一切地拼命干。为了联系工作，她可以在陕西深圳之间３天打个来回。在她的 努力下，鸿华印染厂旗开得胜，产品产量、质量一举达标率９８％。半年
后，吴桂 贤出任了董事长。

　　１９９３年７月，深圳外贸集团和进出口公司要一起组建工会，她被派来做组 织工作。这两个单位共一万两千多职工，工作量很大。工会工作对她来说虽是轻车 熟路，难得的是她依然干得拼命。立即召开各种座谈会，组织人写报告、审查代表 资格、安排会务。２Ｏ天后，就召开了工会成立大会；半年后，６３％的
基层工会 宣告成立。在工会主席这个岗位上，吴桂贤又干了两年，直到１９９５年退休。

　　恩爱夫妻温馨家庭

　　吴桂贤的老伴王振涛高高的个子，透着一股英武之气，他操着一口山东话，不 时提醒吴桂贤：“过去的事，少说点儿吧！”言语里听得出对老伴深切的关爱。

　　王振涛是１９６３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西安上学，以后分配在部队的一个研 究院，搞激光研究。经朋友介绍，１９６５年他们初识。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吴桂贤 ，忙得几乎忘记了一切，包括谈恋爱。“我们谈了６年恋爱，实际上，是他给我写 了６年信。６年来，我只回过一封信。我们没一起看过一次电影，没压过一次马路 ，我也没给他买过一次饭。他从部队来看我，我总是那么忙。开饭的时间到了，我 顾不上吃，只好给他一张饭票，让他自己去吃。有时，他给我洗衣服；有时，他边 看书边等我，看我忙，时间到了，背起那个部队发的黄包包就走了。我很过意不去，他却说，我反正是认定你了，铁杵磨成绣花针，我也要等你。”

　　跟劳模谈恋爱的人，的确不容易，更何况吴桂贤还是兼职省委书记，她顾不上结婚。吴桂贤直到３１岁才结婚。当时只有３天婚假，吴桂贤都没休，他们只在招待所住了一夜。厂里没房，劳模也同样没房。她记得，每次王振涛来了，姐妹们就让出房子让他们住。

　　吴桂贤当副总理时，他们是两地生活。两个孩子都小，王振涛在部队也很忙， 老大是吴桂贤的姨母带大的，老二是她的母亲带大的。老二出生两个月就断了奶， 当时正是夏天，老母亲直抱怨她：“哪见过这么热天给孩子断奶的？”但是，当劳模就是要奉献，老母亲还是把外孙女带走了。

　　儿子５岁时，老王把他接到了身边。他又当爸又当妈，白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晚上接回来照顾。老王教会了６岁的儿子煮鸡蛋、炒鸡蛋。他出差了，就让儿子 自己做鸡蛋炒饭吃，再请合住的邻居早上叫醒他去上学。吴桂贤说：“两个孩子小 时候我都不能好好带，过去我很担心，将来孩子会不会对我不好。可事实
说明，我 的担心是多余的。”如今，他的一儿一女都毕业于深圳大学，都在银行工作，他们 都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而且对父母十分关心。

　　１０年前，王振涛带两个孩子到深圳落户，他曾任深圳中日合资赛格日立公司 的高级工程师，去年刚刚退休。老王最大的乐趣是看书，偶尔也像大多数深圳人一 样玩玩股票。吴桂贤呢？她还是很忙。深圳有１６万陕西人，他们成立了深圳市振 兴陕西促进会，吴桂贤被推举为会长。为陕西招商引资，为陕西搞画展……再加上 其他各种社会活动，她依然是闲不住。

　　（摘自2000年5月26日《中国妇女报》，作者：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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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副总理吴桂贤畅谈往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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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桂贤，这位在“文革”中发跡年轻的女士，在中共“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大”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四届人大又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政坛上成了地位仅在江青之下的女性当权者。“四人帮”垮台后，这位显赫一时曲人物从政治顶峰跌落下来，完全销声匿迹。吴桂贤现在何方？关于她的生活境况，有过不少神秘而有趣的传闻。笔者最近走访了她和她所在的工厂，获得不少第一手资料，相信这是海外广大读者都很关心的新闻。
吴桂贤她现在哪里？
在陕西渭水之滨、秦都咸阳的人民路，有一爿6000多人的工厂——西北第一棉纺织厂，吴桂贤现时正在此厂工作。该厂的中共党委书记杜光远向笔者介绍说，60年代因癌症而病逝的女工赵梦桃，给自己的工厂赢得了荣誉。赵梦桃小组的党小组长就是吴桂贤，她因辛劳积极地工作，成了英雄的后继人。“文革”的机遇，把她推上了国家上层的宝座。
既无官架子，也没有自卑感
吴桂贤现在是母厂的中共党组织的副书记。她土生土长，没有人对她另眼相看。她本人既无官架子，又无自卑感。但据杜估计，同吴桂贤谈近况还可以，若谈“文革”往事恐怕会遭拒绝。
“我还是我，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经约见，笔者来到吴的住所。主人正在厨房做饭。孩子饭后要上学，逼得妈妈快速操作。
吴桂贤还是那么胖，依旧留着齐耳短发，穿蓝色上衣，深咖啡长裤，黑布棉鞋。右饭桌上，她打开了话匣子：“我做梦也没想到当副总理。5岁随父母从河南巩县逃荒入陕，13岁进了纱厂，‘文革’进京，是被潮流推上历史舞台的。我还是我，一个捡煤渣出身的女工。”
吴说：“粉碎‘四人帮’，我也高兴。在那种年月，我也说过极左的话，但也是照集体决定说的。1977年，我打报告请求回陕西工作，得到了批准。我是高高兴兴回来的。”她援引毛泽东能官能民、能上能下的话为自 2L解释：“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呗！”
看来，杜光远的估计并不准确。
“陕西省传达胡耀邦对我的批示”
吴桂贤返回母厂后，也苦恼过好长时间。她说，从1978年至1982年，没’人过问她。天天无事可干。1982年，王任重出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要我对错误做个检查，过去的事到此为止，回厂当副书记，搞好后半生。并说，这是胡耀邦的意见。
可是实际问题并未解决。她说，“我便向当时调任中共书记处书记的王任重写信诉苦。1983年7月，陕西省传达胡耀邦对我的信的批示，大意是：对吴桂贤这样的同志在当肘历史条件下犯的错误，不作任何结论。对她的工作，陕西要做妥善安排。”从此，她便做了自称“有职有权”的厂副书记。房子也由38平方米调为51平方米，一厅四室的住宅；“工人级”被正式改定为干部18级，月收入117元。丈夫也由西安调至咸阳，一家人4口团聚了。
你干吗走路还那么神气？
吴桂贤告诉笔者，有的工友问她“干吗走路还那么雄纠纠气昂昂的？”她答：“心情舒畅。”
“那么，你对现行政策有什么看法呢？”笔者问。
吴桂贤说：“过去搞穷过渡确实是不对的。中共‘八大’提出重点搞经济建设的方针，遗憾的是没有实行。1956年以后，搞的运动太多。特别是‘文革’，把老干部的心伤了；用人不当，出了林彪和江青。毛主席晚年不能搞调查研究，不听汇报。汇报的，又不一定是真实情况，因此出了向题。”
她抚今追昔，感慨地说：“从1976年底至今，中国发生了多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农业改革，农村生气勃勃，转过来促进了工业。十二届三中全会又确定城市改革，真像个干现代化的样学。现在的中央，政策对头，国家有活力，有生气，有奔头。我虽是螺丝钉，后半生总想坚定不移地为国家工业化出力气，把过去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刘荣庆）

 吴 桂 贤 畅 谈 往 事》（下）
吴桂贤对江青的印象
谈到对江青的印象，吴桂贤袍：“我最初对江青很敬佩。当时全国人都毛主席著作，受教育。我想，毛的夫人整天在他身旁，受教育最多，觉悟也最高1974年9月中旬我留京工作，耳闻目睹，逐渐改变了原先的想法。开会是一件严肃的事，可江青随身带把梳子，一会儿梳梳头，一会儿梳梳头。1974年10月的一天，纺织部原定下午3时开会，我已答应出席。不料，江青却约我下工厂。她见我回绝，大发脾气，在电话里质向：‘下工厂重要，还是开会重要？’我只好提前往京棉一厂等候。可江青却迟到20分钟。江青对叶帅、邓小平、李先念等老干部，开口就‘呯呯呯’几句，不允许人讲话。我在中央没看出江青的阴谋和野心，但上述事情，已把自己以江青为神圣的想法打破了。”
“当副总理，老虎吃天没法下爪”
吴桂贤也喜欢回忆往事。她说：“我在副总理位上3年，哪儿也没去。把我放在那么高的位置上，是把我作为工人代表，我只想把代表当好。但是，我有力使不上。就像‘老虎吃天，没法下爪’。我去医院看望正在卧病在床的周总理，请求说，我上来了，知识欠缺，什么也不懂，让我下去3年再说吧。周总理摇摇头，他已心有余而力不足。”
没有提过“李时珍同志”
吴桂贤提到她当年任副总理分管纺织部和卫生部，笔者乘机插问：“听说当年你接允外国代表团，说过‘李时珍同志’，有这回事吗？”
吴氏哈哈大笑，反问：“你相信写？”不等笔者作答，她接住话茬说：“提这类问题不下5人。有好奇的工友，也有来访者。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但一传十，十传百，那么多人相信，无非说我是工人出身，愚昧无知。我回母厂，好几个工友说，‘当了副总理，咋冒冒失失上场子，私下也不演习一番？’他们相信，我没进过学校门，只在工厂上过文化业余学校，算初中毕业，准会闹这样的笑话。其实，我一共只接待过二、三次外国卫生代表团，并没有一个外宾提出过李时珍。”
关于“当代‘女陈世美’一说”
读到兴头，吴桂贤主动介绍道：“还有更逗人的，说我是现代女陈世美，要同丈夫打离婚，也不认儿女。”
吴的丈夫叫王振涛，山东莱芜人。1963年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今易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吴同岁。婚后，二人长期分居两地。王在终南山下一间研究所工作，1983年始调往咸阳。
吴桂贤指着她和丈夫一起包饺子的照片说：“我是工人，有啥说啥。振涛是知识分子，为人诚实，有山东好汉的秉性。他事业心强，钻劲;儿大。不饮酒，不抽烟，不爱吃，不爱穿，外表上像个大老粗，其实是书呆子。他干家务事时，常痴愣愣站着一动不动。我一问，他说正想科研上的事，把别的都忘了。”
吴桂贤正向笔者夸着自己的丈夫，该厂总工程师葛靖宇的夫人给吴家送来“五好家庭”的烫金红帖子。于是，吴桂贤又把话题转向孩子。
吴的儿子叫王伟峰，14岁，初中二年级学生，期中考试在全班排第19名；女,儿王岳，11岁，初中一年级学生，期中考试居全班第9名。她评价说：“儿子反应快，但浮躁。女儿踏实，但天分不如哥哥。我不准他们在外面乱跑，只准周末看一坎电视或电影。我告诉他们，要明白咱的处境，稍有差错，人家就会说吴桂贤的娃娃如何如何……”》（刘荣庆）
 
题记：
本文原载香港《广角镜》期刊1985年第3期“咸阳专访”栏，中新社专稿发稿时，公开发表时错署名“高瑜”，特来信给作者致歉（有信为证）。
我在《人物与人物剖析》一文中，对此次采访有过一个回顾，现录如下：
“在笔者的对外报道生涯中，曾采访过三位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文革’后又从政治峰巅跌落下来的人物——曾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昊桂贤，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姚连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的邱会作。对外记者采写这些曾经红极一时而又在政治上敏感的人物困难重重，但难点又各不相同。
     吴桂贤原本是劳动模范，具有淳朴厚道的工人本色。1985年春，我到咸阳的西北国棉一厂采访吴桂贤，是她‘文革’之后接受采访的第一位记者。据该厂党委书记杜光远估计，与吴桂贤谈近况可以，谈‘文革’往事恐怕会遭拒绝。我从初见面时她的情绪判断，吴决不会将我拒之门外。经过提前约定，我在当天晚饭后赶到吴家拉家常，她边吃边说，我边问边记，不知不觉，竟谈到夜11点。第二天，我即动笔撰写了《吴桂贤畅谈往事》的人物专稿．全文分导语、‘吴桂贤现在哪里’、‘既无官架子，也没有自卑感’、‘我还是我，从那里来回那里去’、 ‘陕西省传达胡耀邦对我的批示’、‘你干吗走路还那么神气’、‘吴桂贤对江青的印象’、‘当副总理老虎吃天没法下爪’、‘没有提过李时珍同志’、‘关于当代女陈世美一说’等部分，返朴归真似地还了吴桂贤一个本来面目。文章还通过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口，传达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处理吴桂贤问题的批示：‘对错误做个检查，过去的事到此为止。回厂当副书记，搞好后半生’。该文客观平实，运用引语、行动、细节、景物等多种方法刻画吴桂贤的外貌特别是精神世界。刊发于1985年香港《广角镜》第3期，先后为美国《北美日报》、《美洲华侨日报》和国内《解放日报》（上海）、《郑州晚报》、《文摘报》（北京）、《台港之窗》（福建）等报刊转载或摘发，新闻业同行称之为‘海外读者喜闻乐见的开花之作’。被评为中新社1985年获奖好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