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身居相位的女性 吴桂贤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7/19 10:47:27  文章录入:OK  责任编辑:OK
 

吴桂贤,37岁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也是最年轻的女性副总理。任上时间三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身居相位的女性


吴桂贤:从副总理到董事长
 
http://www.people.com.cn/digest/200006/01/rw060104.html

  听说吴桂贤在深圳下海当“老总”,便动了访问之心。

  叩开了家门,方见她依然显得很年轻:眼睛很有神,步履轻捷有力,体型不臃 肿,与我想象的判若两人。

  一进门便是客厅,厅内的装修毫无气派奢华之感,窗明几净中透露着简朴与雅 致。最令我注意的是茶几旁那盆淡粉色的正在怒放的蝴蝶兰,亭亭玉立、温文尔雅 ,似乎表达着主人那种平和的心态。

  13岁当上了纺织女工

  吴桂贤祖籍河南,很小时随家人逃荒到陕西咸阳。父亲有点文化,在一家粮店 作记账先生,母亲操持家务。家中大大小小9个孩子,她是老大。她说,小时候根 本不知道真正的菜是什么味儿,整年都是吃野菜。从记事起,就天天跟穷孩子们一 起去捡煤核儿以补家用。

  1951年,西北国棉一厂招女工,吴桂贤参加了招工考试,考试先考眼疾手 快,这些都顺利地通过了。量个头儿,刚刚够高。体重本不够,多亏小姐妹们相互 传招,她事先在兜里放了一些石头子才勉强通过。问年龄时,她知道只收16岁以 上的,便一口咬定自己是16岁。其实,她瞒了3岁。

  第二天,厂里进行工人阶级启蒙教育,主要讲工人阶级是新社会的新主人,一 定要对党对祖国忠诚。讲完后,填表登记。5个女孩老老实实地写上了13岁。厂 里说13岁的要退回,5个女孩哭作一团,谁都不肯走。那年头,家里都穷啊!师 傅问:“你们还都是小孩,夜班一干1O个小时,顶得住吗?”吴桂贤带头表态: “没问题!”就这样,几个赶不走的小童工就被留下来了。

  同期入厂的赵梦桃比吴桂贤大3岁,她们在一个车间一个小组工作。赵梦桃小 组共有24个女工,赵梦桃是小组长,吴桂贤是党小组长。

  从1951年到1974年,吴桂贤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光荣的集体。她的 辛苦、她的成就、她的命运,都与西北国棉一厂在一起。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意想不到的事太多。

  做梦也没想到担任副总理

  “您是怎么当上副总理的?”

  “1974年9月,我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陈永贵作为农民的代表,参加了 中央的一个会议。开完会,毛主席把我和陈永贵留了下来,让我们在中央工作,我 们感到很突然,那时吃饭是要交粮票的,由于事先不知道,我没带多余的粮票,多 余的钱,也没带换洗的衣服,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一个纺织女工,当了3年国务院副总理。当问她当副总理的感觉时,她连连说 有很多的不习惯。吴桂贤走上国家领导人岗位后,开始中央办公厅要给她配秘书和 警卫,她无论如何也不要,所有的文件都由她自己保管。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她改 变了不配秘书的主意。“有一次,一份文件找不到了,当时,我把文件摆了一地, 数来数去就是少一份。陈永贵的秘书来家收文件,我只好说文件没整理好,明天再 交。我趴在地上找啊找啊,心里都快急死了。后来,发现夹在抽屉后缝里了,这才 松了一口气。事后,我对汪东兴说,还是给配个秘书吧。以后,从陕西调来一个叫王杰的女干部,她是我的第一个秘书。后来,我分管了工、青、妇,卫生部、纺织 部,各类文件一天一大堆,我就又要了一个秘书张健民。但是,我一直没要警卫。 ”

  同江青做邻居不自在

  吴桂贤到中央后不久,就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

  江青住在吴桂贤附近的10号楼。1975年春节过后,吴桂贤的丈夫带着4 岁的儿子来探亲。“当时,我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一天晚上,我丈夫和儿子在门前走 走,碰巧江青也出来散步。她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我的楼。一般情况
下,首长 间相互来往是必须先打招呼的。见江青来了,服务员马上打电话告诉我:‘10号楼的首长来了。’我立即下了楼。江青问:‘外边怎么有个孩子啊?你知道不知道 这里住的都是什么人哪?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我只能带笑说:‘我马上让他们出去。’后来,我要求搬出 钓鱼台,我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先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 下来。”

  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时,我最小,我就听着,不吭声。最后主持人问,大 家还有什么意见,我就大声说:‘没意见,’时间长了,老领导就说:‘桂贤哪, 你没发言哪!’我说:‘前面老同志的意见都很好。’‘主席的指示我完全同意。’常常就是这样。因为我资历最浅,感到非常拘束。”

  “半年以后,我向周总理提出回去。我说:‘我来自工厂,只对织布了解。卫生部、纺织部、一轻、二轻,我都不了解。我下去一年,跟县委书记学习3个月、 跟重工业大厂书记学习3个月,在省委学习3个月,下去走走,再回来工作。’总理没有同意,但让我根据主席指示下去搞调查研究,每年可以下去两个月
。”

  关于李时珍的政治笑话

  “文革时,到处传说您在回答外宾问题时,居然点了李时珍的名字,让外宾认 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这种关于我的笑话,我听得多了。这些笑话传到国棉一厂,我的姐妹们都急得哭了,谁知道怎么编出来的?有人认为我文化低,其实,我看过很多古今中外的历史资料。李时珍这样的知识小学生都知道,我怎会出笑话呢!每次接见外宾前,我都要看很多的文件和资料,我文化低,但好学好想。外国人的名字我都
要记下来 ,怎可能出这样的笑话呢?”

  粉碎“四人帮”以后,吴桂贤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西北国棉一厂,她的职务是 :厂党委副书记。

  应聘打入企业界成了董事长

  1988年,深圳外贸集团、陕西省保安县物资局和香港投资商姚逸鸿先生决 定合办一家纺织、印染、服装联合工厂。当时深圳市的一位领导干部带队到陕西考 察人选,去了许多地方,当听说吴桂贤在西北国棉一厂时,领导问:“能不能见见 ?”

  考察小组如愿以偿。当他们边参观边听这位当年的劳模、如今的企业管理者滔 滔不绝地介绍情况的时候,心中的人选不约而同地确定了。他们请吴桂贤来深圳工作。吴桂贤说:“我5O岁了,又不是大学生,恐怕干不了。”他们说:“你有经验,我们要的就是你。”

  当时,吴桂贤的爱人刚从国外考察回来,他说:“改革开放的前沿发展起来一定好过内地,你可以去考察一下。”

  6月,厂里派两个人陪吴桂贤来考察。一看,有厂房、有设备,是一个很好的 实体。的确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吴桂贤同意了。

  1988年8月,吴桂贤只身来到了天天都在发生变化的深圳。她说:“虽然 50岁了,但千万不能落伍,我一辈子好强,绝不能在特区落伍,我要在特区检验 一下自己的人生价值。”

  吴桂贤当了鸿华印染厂的副总经理,负责生产。总经理叫她到全国各地招兵买马。她说只到陕西就够了。于是她很快回到陕西,找到了几家熟悉的印染厂的厂长 。她说:“太强的我不能挖走,差的我也不要。思想好、守纪律、技术熟练的,我 要,刚退下来的我也要。本人愿意、家属同意,都可以报名。”仅半个月
,她就带 回了110人。

  紧接着的事是买布。吴桂贤带业务员到全国各地把关系接上,很快,印染厂就 开张了。像年轻时当劳模一样,吴桂贤依然精力充沛。有了任务,她还像过去一样 不顾一切地拼命干。为了联系工作,她可以在陕西深圳之间3天打个来回。在她的 努力下,鸿华印染厂旗开得胜,产品产量、质量一举达标率98%。半年
后,吴桂 贤出任了董事长。

  1993年7月,深圳外贸集团和进出口公司要一起组建工会,她被派来做组 织工作。这两个单位共一万两千多职工,工作量很大。工会工作对她来说虽是轻车 熟路,难得的是她依然干得拼命。立即召开各种座谈会,组织人写报告、审查代表 资格、安排会务。2O天后,就召开了工会成立大会;半年后,63%的
基层工会 宣告成立。在工会主席这个岗位上,吴桂贤又干了两年,直到1995年退休。

  恩爱夫妻温馨家庭

  吴桂贤的老伴王振涛高高的个子,透着一股英武之气,他操着一口山东话,不 时提醒吴桂贤:“过去的事,少说点儿吧!”言语里听得出对老伴深切的关爱。

  王振涛是1963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在西安上学,以后分配在部队的一个研 究院,搞激光研究。经朋友介绍,1965年他们初识。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吴桂贤 ,忙得几乎忘记了一切,包括谈恋爱。“我们谈了6年恋爱,实际上,是他给我写 了6年信。6年来,我只回过一封信。我们没一起看过一次电影,没压过一次马路 ,我也没给他买过一次饭。他从部队来看我,我总是那么忙。开饭的时间到了,我 顾不上吃,只好给他一张饭票,让他自己去吃。有时,他给我洗衣服;有时,他边 看书边等我,看我忙,时间到了,背起那个部队发的黄包包就走了。我很过意不去,他却说,我反正是认定你了,铁杵磨成绣花针,我也要等你。”

  跟劳模谈恋爱的人,的确不容易,更何况吴桂贤还是兼职省委书记,她顾不上结婚。吴桂贤直到31岁才结婚。当时只有3天婚假,吴桂贤都没休,他们只在招待所住了一夜。厂里没房,劳模也同样没房。她记得,每次王振涛来了,姐妹们就让出房子让他们住。

  吴桂贤当副总理时,他们是两地生活。两个孩子都小,王振涛在部队也很忙, 老大是吴桂贤的姨母带大的,老二是她的母亲带大的。老二出生两个月就断了奶, 当时正是夏天,老母亲直抱怨她:“哪见过这么热天给孩子断奶的?”但是,当劳模就是要奉献,老母亲还是把外孙女带走了。

  儿子5岁时,老王把他接到了身边。他又当爸又当妈,白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晚上接回来照顾。老王教会了6岁的儿子煮鸡蛋、炒鸡蛋。他出差了,就让儿子 自己做鸡蛋炒饭吃,再请合住的邻居早上叫醒他去上学。吴桂贤说:“两个孩子小 时候我都不能好好带,过去我很担心,将来孩子会不会对我不好。可事实
说明,我 的担心是多余的。”如今,他的一儿一女都毕业于深圳大学,都在银行工作,他们 都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而且对父母十分关心。

  10年前,王振涛带两个孩子到深圳落户,他曾任深圳中日合资赛格日立公司 的高级工程师,去年刚刚退休。老王最大的乐趣是看书,偶尔也像大多数深圳人一 样玩玩股票。吴桂贤呢?她还是很忙。深圳有16万陕西人,他们成立了深圳市振 兴陕西促进会,吴桂贤被推举为会长。为陕西招商引资,为陕西搞画展……再加上 其他各种社会活动,她依然是闲不住。

  (摘自2000年5月26日《中国妇女报》,作者: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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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副总理吴桂贤畅谈往事》(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13f6060100gd4y.html

 

     吴桂贤,这位在“文革”中发跡年轻的女士,在中共“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大”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四届人大又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政坛上成了地位仅在江青之下的女性当权者。“四人帮”垮台后,这位显赫一时曲人物从政治顶峰跌落下来,完全销声匿迹。吴桂贤现在何方?关于她的生活境况,有过不少神秘而有趣的传闻。笔者最近走访了她和她所在的工厂,获得不少第一手资料,相信这是海外广大读者都很关心的新闻。
吴桂贤她现在哪里?
在陕西渭水之滨、秦都咸阳的人民路,有一爿6000多人的工厂——西北第一棉纺织厂,吴桂贤现时正在此厂工作。该厂的中共党委书记杜光远向笔者介绍说,60年代因癌症而病逝的女工赵梦桃,给自己的工厂赢得了荣誉。赵梦桃小组的党小组长就是吴桂贤,她因辛劳积极地工作,成了英雄的后继人。“文革”的机遇,把她推上了国家上层的宝座。
既无官架子,也没有自卑感
吴桂贤现在是母厂的中共党组织的副书记。她土生土长,没有人对她另眼相看。她本人既无官架子,又无自卑感。但据杜估计,同吴桂贤谈近况还可以,若谈“文革”往事恐怕会遭拒绝。
“我还是我,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经约见,笔者来到吴的住所。主人正在厨房做饭。孩子饭后要上学,逼得妈妈快速操作。
吴桂贤还是那么胖,依旧留着齐耳短发,穿蓝色上衣,深咖啡长裤,黑布棉鞋。右饭桌上,她打开了话匣子:“我做梦也没想到当副总理。5岁随父母从河南巩县逃荒入陕,13岁进了纱厂,‘文革’进京,是被潮流推上历史舞台的。我还是我,一个捡煤渣出身的女工。”
吴说:“粉碎‘四人帮’,我也高兴。在那种年月,我也说过极左的话,但也是照集体决定说的。1977年,我打报告请求回陕西工作,得到了批准。我是高高兴兴回来的。”她援引毛泽东能官能民、能上能下的话为自 2L解释:“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呗!”
看来,杜光远的估计并不准确。
“陕西省传达胡耀邦对我的批示”
吴桂贤返回母厂后,也苦恼过好长时间。她说,从1978年至1982年,没’人过问她。天天无事可干。1982年,王任重出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要我对错误做个检查,过去的事到此为止,回厂当副书记,搞好后半生。并说,这是胡耀邦的意见。
可是实际问题并未解决。她说,“我便向当时调任中共书记处书记的王任重写信诉苦。1983年7月,陕西省传达胡耀邦对我的信的批示,大意是:对吴桂贤这样的同志在当肘历史条件下犯的错误,不作任何结论。对她的工作,陕西要做妥善安排。”从此,她便做了自称“有职有权”的厂副书记。房子也由38平方米调为51平方米,一厅四室的住宅;“工人级”被正式改定为干部18级,月收入117元。丈夫也由西安调至咸阳,一家人4口团聚了。
你干吗走路还那么神气?
吴桂贤告诉笔者,有的工友问她“干吗走路还那么雄纠纠气昂昂的?”她答:“心情舒畅。”
“那么,你对现行政策有什么看法呢?”笔者问。
吴桂贤说:“过去搞穷过渡确实是不对的。中共‘八大’提出重点搞经济建设的方针,遗憾的是没有实行。1956年以后,搞的运动太多。特别是‘文革’,把老干部的心伤了;用人不当,出了林彪和江青。毛主席晚年不能搞调查研究,不听汇报。汇报的,又不一定是真实情况,因此出了向题。”
她抚今追昔,感慨地说:“从1976年底至今,中国发生了多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农业改革,农村生气勃勃,转过来促进了工业。十二届三中全会又确定城市改革,真像个干现代化的样学。现在的中央,政策对头,国家有活力,有生气,有奔头。我虽是螺丝钉,后半生总想坚定不移地为国家工业化出力气,把过去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刘荣庆)


 吴 桂 贤 畅 谈 往 事》(下)
吴桂贤对江青的印象
谈到对江青的印象,吴桂贤袍:“我最初对江青很敬佩。当时全国人都毛主席著作,受教育。我想,毛的夫人整天在他身旁,受教育最多,觉悟也最高1974年9月中旬我留京工作,耳闻目睹,逐渐改变了原先的想法。开会是一件严肃的事,可江青随身带把梳子,一会儿梳梳头,一会儿梳梳头。1974年10月的一天,纺织部原定下午3时开会,我已答应出席。不料,江青却约我下工厂。她见我回绝,大发脾气,在电话里质向:‘下工厂重要,还是开会重要?’我只好提前往京棉一厂等候。可江青却迟到20分钟。江青对叶帅、邓小平、李先念等老干部,开口就‘呯呯呯’几句,不允许人讲话。我在中央没看出江青的阴谋和野心,但上述事情,已把自己以江青为神圣的想法打破了。”
“当副总理,老虎吃天没法下爪”
吴桂贤也喜欢回忆往事。她说:“我在副总理位上3年,哪儿也没去。把我放在那么高的位置上,是把我作为工人代表,我只想把代表当好。但是,我有力使不上。就像‘老虎吃天,没法下爪’。我去医院看望正在卧病在床的周总理,请求说,我上来了,知识欠缺,什么也不懂,让我下去3年再说吧。周总理摇摇头,他已心有余而力不足。”
没有提过“李时珍同志”
吴桂贤提到她当年任副总理分管纺织部和卫生部,笔者乘机插问:“听说当年你接允外国代表团,说过‘李时珍同志’,有这回事吗?”
吴氏哈哈大笑,反问:“你相信写?”不等笔者作答,她接住话茬说:“提这类问题不下5人。有好奇的工友,也有来访者。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但一传十,十传百,那么多人相信,无非说我是工人出身,愚昧无知。我回母厂,好几个工友说,‘当了副总理,咋冒冒失失上场子,私下也不演习一番?’他们相信,我没进过学校门,只在工厂上过文化业余学校,算初中毕业,准会闹这样的笑话。其实,我一共只接待过二、三次外国卫生代表团,并没有一个外宾提出过李时珍。”
关于“当代‘女陈世美’一说”
读到兴头,吴桂贤主动介绍道:“还有更逗人的,说我是现代女陈世美,要同丈夫打离婚,也不认儿女。”
吴的丈夫叫王振涛,山东莱芜人。1963年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今易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吴同岁。婚后,二人长期分居两地。王在终南山下一间研究所工作,1983年始调往咸阳。
吴桂贤指着她和丈夫一起包饺子的照片说:“我是工人,有啥说啥。振涛是知识分子,为人诚实,有山东好汉的秉性。他事业心强,钻劲;儿大。不饮酒,不抽烟,不爱吃,不爱穿,外表上像个大老粗,其实是书呆子。他干家务事时,常痴愣愣站着一动不动。我一问,他说正想科研上的事,把别的都忘了。”
吴桂贤正向笔者夸着自己的丈夫,该厂总工程师葛靖宇的夫人给吴家送来“五好家庭”的烫金红帖子。于是,吴桂贤又把话题转向孩子。
吴的儿子叫王伟峰,14岁,初中二年级学生,期中考试在全班排第19名;女,儿王岳,11岁,初中一年级学生,期中考试居全班第9名。她评价说:“儿子反应快,但浮躁。女儿踏实,但天分不如哥哥。我不准他们在外面乱跑,只准周末看一坎电视或电影。我告诉他们,要明白咱的处境,稍有差错,人家就会说吴桂贤的娃娃如何如何……”》(刘荣庆)
 
题记:
本文原载香港《广角镜》期刊1985年第3期“咸阳专访”栏,中新社专稿发稿时,公开发表时错署名“高瑜”,特来信给作者致歉(有信为证)。
我在《人物与人物剖析》一文中,对此次采访有过一个回顾,现录如下:
“在笔者的对外报道生涯中,曾采访过三位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文革’后又从政治峰巅跌落下来的人物——曾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昊桂贤,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姚连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的邱会作。对外记者采写这些曾经红极一时而又在政治上敏感的人物困难重重,但难点又各不相同。
     吴桂贤原本是劳动模范,具有淳朴厚道的工人本色。1985年春,我到咸阳的西北国棉一厂采访吴桂贤,是她‘文革’之后接受采访的第一位记者。据该厂党委书记杜光远估计,与吴桂贤谈近况可以,谈‘文革’往事恐怕会遭拒绝。我从初见面时她的情绪判断,吴决不会将我拒之门外。经过提前约定,我在当天晚饭后赶到吴家拉家常,她边吃边说,我边问边记,不知不觉,竟谈到夜11点。第二天,我即动笔撰写了《吴桂贤畅谈往事》的人物专稿.全文分导语、‘吴桂贤现在哪里’、‘既无官架子,也没有自卑感’、‘我还是我,从那里来回那里去’、 ‘陕西省传达胡耀邦对我的批示’、‘你干吗走路还那么神气’、‘吴桂贤对江青的印象’、‘当副总理老虎吃天没法下爪’、‘没有提过李时珍同志’、‘关于当代女陈世美一说’等部分,返朴归真似地还了吴桂贤一个本来面目。文章还通过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口,传达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处理吴桂贤问题的批示:‘对错误做个检查,过去的事到此为止。回厂当副书记,搞好后半生’。该文客观平实,运用引语、行动、细节、景物等多种方法刻画吴桂贤的外貌特别是精神世界。刊发于1985年香港《广角镜》第3期,先后为美国《北美日报》、《美洲华侨日报》和国内《解放日报》(上海)、《郑州晚报》、《文摘报》(北京)、《台港之窗》(福建)等报刊转载或摘发,新闻业同行称之为‘海外读者喜闻乐见的开花之作’。被评为中新社1985年获奖好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