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征镒经历的植物绘画
 
 
日期：[2013年5月19日]  版次：[GB23]  版名：[专栏]  稿源：[南方都市报]   
 
 
 

    ●画谭新钞之十九

    何频

    党史研究者，随笔作家。著有《看草》、《杂花生树—寻访古代草木圣贤》。

    植物学家和采集家，本身也多是植物绘图人。当年的传教士，最早作《中国植物志》的波兰人卜弥格如此，当代日本的植物学家以北村四郎为代表也如此，其《原色日本植物图鉴》五大本，其中的绘图皆出自他一人之手。而当代中国的植物学大家吴征镒，从小就喜爱对着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和日本人的《植物图鉴》作植物绘画。他是扬州人，其中学老师有幸是对现代植物学研究与绘图有贡献的唐寿和唐耀。

    吴征镒后来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他上课有植物生态学一门。他说自己的太老师有三位，分别是陈焕镛、钱崇澍和胡先骕，这三人都是现代中国植物学的奠基人。而他在扬州中学的高中生物学老师唐耀，则是胡先骕的弟子。在清华大学的老师吴韫珍和李继侗，分别是陈焕镛和钱崇澍的弟子。吴韫珍自己还是优秀的植物绘画人，吴征镒当年在北平当学生时，野外考察作莎草画，在西南联大当了教师，到昆明西山采集野生植物，现场画野凤仙花，都有吴韫珍老师做指导。

    吴韫珍，上海青浦朱家角人。1923年清华官费出国留学，1927年回国后，是继钱崇澍创办清华生物系唯一后继的生物学教授。他在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植物形态学，每上课前半小时，他就把黑板写满画满，“有说有图，均取自藻、菌、苔藓、羊齿等各世界著名杂志上的最新著作，图画得很准，全部围绕当时形态学研究的专题———世代交替取材，给学生以既具体而又有进化理论贯穿其中的丰富知识。”吴征镒又说，“三年级时，他开植物分类学课则是用刘汝强(协和医大)的英文版《华北植物》，助教是1934级的杨承元，每实验时除就标本和浸制材料作花、果、种子等解剖外，还得以参考吴老师手绘精图，有时是着色或用彩笔画的。他这一工作直到在滇逝世前不久，已积累了数百幅，代表几万种有花植物，这一乡土教材现仍存北京大学标本室。他实尽师道‘嚼饭哺人’诱启后人之能事，因图上多手笔细书，不易复印，将来实应存入国家博物馆中，永昭后世。”(吴征镒：清华《九级生物系、化学系师友小忆》)1941年6月，吴韫珍在昆明西南联大病逝，只有44岁。

    在吴韫珍老师的指导下，当年在西南联大，吴征镒等人于十分困难的战时条件里，还作了一项不小的学术工程，即出版《滇南本草图谱》第一集。“绕着这台石印机，经常有三或四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忙乎’、‘转悠’。转了三年，到1946年终于‘转’出了一本自写、自画、自印而成的《滇南本草图谱》第一集来。”它的名义，却是陈立夫主管的教育部下属的“中国医药研究所”。研究所的目的，是要研究云南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来为大后方缺医少药的抗战服务。中国医药研究所在昆明有个药用植物组，已经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吴征镒兼任负责人，成员有吴征镒、匡可任、简焯坡、蔡德惠。

    2008年，云南科技出版社重印《滇南本草图谱(第一集)》，署名经利彬、吴征镒、蔡德惠。吴征镒作跋，他在跋文里，回忆了这本书的制作和出版过程。他说，宜兴的冯、蒋两家出了许多植物画家，还有一位大采集家。而匡可任(1914—1977)也是宜兴人，绘画水平很高。1935年在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留学学林学，抗战回国来到云南，后来转到医药研究所。他羡慕日本人白泽保美著《日本主要森林树木图志》的精美绘图，在昆明又看到吴韫珍自绘的植物解剖图，就想在植物绘图上有所创新，他要超过胡先骕和陈焕镛主编的《中国植物图谱》等已有的植物插图，也从试验套色石印彩图做起。

    “这部书的版式是根据匡可任先生设计制定的，即以图和形态描述为主体。图有大小二种，大图版心同于当时国内外所出图谱，而包括植物各部分的精细解剖图很多，不同于其他各种图谱，这是依照吴老师的观点和做法制定的。力求其全、细、准，故每图都包括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直到胚和胚乳)。小图要求同样……”还有蔡德惠，“蔡德惠则于1942年毕业后当我的助教，从而一直到底参加了这个‘图谱’的研究制作工作，其中小幅图(达10幅)和植物形态描述及图版说明大都是他的手笔。管石印的印刷工人罗定国，四川人，有时也帮我做了抄写文字说明的工作，当时他只有二十几岁。就是这样一个班子，三年来总算群策群力，完成了25种(26幅)滇南本草所含草药的调查、采集、描述形态、绘图、考订中名、学名等工作。该所全无图书，可算是设备的只有那台石印机，最多还有一台当时海口(滇池)工厂(后及为光学仪器厂)在严济慈先生指导下研制的扩大镜，其他什么都没有，连打字机都是由生物系标本室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