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吴京红（1968－   ）北京球迷协会会长。

美 丽 人 生

母亲—她的阳光

 ３４年前，当妈妈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时，就注定了吴京红将终身与轮骑为伴—— —下半身全无知觉，医生诊断为先天性脊椎裂。

    “我很感谢上帝赐与了我一个好妈妈，没有她，我可能活不到今天。”吴京红的声音低低的。“我的性格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她。我就是她的化身，是她生命的延续。”

    是的，从吴京红的身上，不难看到一个自信、坚强、朴实的中国普通女性的形象。

    吴京红是家里的老大，妈妈第一次做母亲就生了这样的女儿，本来就不知道怎么带孩子，可还要带这样的孩子，心理压力很大。但她的妈妈从来没有说自己怎么生了这样一个女儿，从来没有这样的怨言。

    有一点特别好，从小妈妈就不把她当作一个残疾的孩子。妈妈常对小京红说：“你是我永远的女儿，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儿，别人能干什么妈妈就带你去干什么。”

    这样的话对一个健康人来说，可能会无动于衷，可对吴京红来说，这话植进了她幼小的心灵里，支撑起她生命的大厦。

    “我觉得我的童年可能比好多健全的孩子还快乐，因为我妈妈会把好吃的都留给我，好玩的地方都带我去，可能有些家长说这个星期天带孩子去动物园，但因为种种原因一懒就不带他去了，可我妈妈从来没食言过，所以我从小到大很讲原则。”吴京红说。

有一年秋天，金黄的落叶铺满了大地，小朋友们都在玩拔树根游戏，妈妈把小京红放在地上和他们一起拔。后来，人家就不愿意玩了，妈妈就把小京红扛在肩上去追他们，风从小京红的耳边呼呼掠过。她感觉到，自己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

    但正如残疾的事实客观存在一样，不一样的东西也真实地存在着。

    她第一次感觉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是当和她一般大小的孩子可以背着书包去上学，而她却不可以。在这之前妈妈也做了很多努力，找了附近很多学校，却都因为她的身体条件被拒收———生活不能自理。开学那天，她用一双非常无知的眼睛望着妈妈问：我为什么不能去？她很清楚地记得，妈妈当时就哭了，她很少见妈妈哭。妈妈抱着小京红说，我可以带着你上学，妈妈就是你的老师，别人学到什么我也会让你从我这里学到什么，我就是你的学校。

    这是吴京红从小到大，第一次知道自己也有办不成的事，至少在７年前她都不这么认为。

    妈妈托人从学校买来课本，按照学校的作息时间，按照学校的课程进度给小京红上课，妈妈还从别人那里抄来试卷考试、评分。从妈妈的行动中，她领悟到办不了的事，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办成。

    在童年，妈妈成了她的精神安慰和支柱。吴京红说：“那时，妈妈是我的两条腿，是我的生命，是我的全部，我觉得小时候没有自我。”

    然而，幸福有时是短暂的，短暂得一刹那间就消失了。吴京红１２岁那年，妈妈因病去世了，尽管她有着世间里最大的惦记———这个弱小的女儿。

    “那是一段灰暗的日子，就像我的世界末日，生命的尽头，我想到了死。当时我还很小，所以就天真地认为，我死了就能见到妈妈了。”吴京红的语速明显放慢：“后来我想我不在了，我爸爸怎么办，我弟弟怎么办，弟弟当时还很小。”

    最终，使她没有对人生失望和绝望的，是她长期与妈妈相伴耳濡目染而形成的责任感。妈妈在临终前，给她写了一封遗书，说妈妈不能陪伴你们，你是家里惟一的女人，要在家里做一个女人该做的一切，好好把弟弟带大。后来，她时常把信拿出来看，每看一次，都更坚定了她的人生之路。

    妈妈走了，没留下什么财产，也没留下什么豪言壮语，却把自立的精神永远的留在了她幼小的心里。妈妈已经教她到了５年级，并且教会了她怎样查字典。父亲上班、弟弟上学后，她或者自学父亲从单位带回的报纸，或者将弟弟前一天放学后做的作业再做一遍，就像上学一样。

    “从小妈妈就给我树了一个形象，就是我什么都行，所以别人问我这个行吗那个行吗时，我不屑一顾地告诉他，我行。别人怎么看你，我觉得那是心态问题，我觉得自己的心态很重要，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谁看不起我，或者小瞧我，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心态特好，还有就是我能做出来成绩给你看。”

    这就是吴京红，面对着人生路上的荆棘，能放声歌唱和欢笑的女人。

足球—她的雨露

  小女孩的情感总是很丰富，虽然吴京红天天也在忙碌地学着，但时常有妈妈的影子在脑海中闪过，妈妈要是在世，又会怎样围着自己转。想着想着，她总会莫名其妙地哭一场。

    ８０年代初，爸爸借钱为她买了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机，那时，电视机还属于贵重家当。爸爸的意图是她一个人在家闷得慌，随便看点什么就不想妈妈了。没想到，就是这台小小的电视，改变了吴京红的生活状态，也改变了她的后半生。

    刚开始，她看电视剧，看多了，就觉得情节都是千篇一律的。后来，她又看体育节目，没想到，小小的足球开始撞击她那颗孤独的心。在她看来，足球有着独特的魅力：它的情节没有丝毫的预知性，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还有那宽阔的看台，几万人排山倒海般的呐喊和欢呼，她的心为之震撼。

    每看完一场比赛，她总是坐在椅子上，用手撑着脸颊痴痴地想：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１９８２年的世界杯，让我过足了足球瘾，当时我发现，为什么同一支队伍，却没有相似的两场比赛。从那时起，我就觉得足球是一个看不懂的东西。越看不懂，我就越发想看懂它。”吴京红说。

    吴京红特意要求爸爸找来一些有关足球的报刊，她要深入研究，她想弄懂足球———尽管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８０年代初，中国足球还不是那么热，女球迷更是凤毛麟角。随着吴京红的足球理论知识不断丰富，她的心里开始有了一种冲动：看完一场比赛，她总想找一个知音（球迷）去沟通，去诉说，去分享，她想认识更多球迷。但在她的生活圈子里，爸爸和弟弟都不喜欢，看完球后她不知道和谁聊。“我就留意这方面的报纸，但是看了许多报纸，都没有球迷组织、沙龙什么的，所以我就想，有人做了才会有。”吴京红说：“就由我来做吧，也许有更多的人和我一样，想找人聊足球。”

    光想没有用，对吴京红这样一个行动都受限制的残疾人来说，能做得到吗？

    她那想做就做的性格在这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报刊杂志，她找到了１００位想交友的球迷，然后发出了１００封信。她仍清晰记得，当时回信的只有５个人，但就是这５封信，燃起了她的希望之火。

    “当时的确很辛苦，打电话也不方便，有时候就发信，长的话我就写下来发给球迷，短的就打个电话，甚至有的住在亚运村那边我都摇车找他。”

    刚开始，大家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事能成吗？但最后，她终于为自己推开了生活之门，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她组织了３０多人成立了北京球迷协会，并被推举为会长。她为球迷协会定的口号是“天下球迷是一家。”倡导建立一个“亲情式的”、“家庭式的”球迷组织。“我很喜欢韩国球迷，今年６月份的世界杯，有韩国队的比赛，看台就是一片红色的海洋，几万人同时喊着一个口号，这就是我在成立球迷协会之初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吴京红说着，眼里充满了羡慕的神情。

    作为会长，吴京红到现场究竟看了多少场球，没有准确数字，她说大概有数百场，到过３０多个城市。而这些，对一个健全的人来说，可能不足为奇，但是，对一个以轮椅作为“腿”的人来说，却是多么的不容易。“到外地看球，坐火车都是硬座，没有座位就坐轮椅。去广州得需３０多个小时，不能吃，也不能喝，怕上厕所不方便。所以下车后人就像虚脱似的，又饿又渴又难受。”

    那时候，她的生命就是足球，她愿意为它去死。足球也像雨露一样滋养着她，伴着她一天天成熟。

    然而，１９９８年１０月，正当全国足球联赛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吴京红却宣布：辞去会长职务，退出球迷协会。她说：“当时，我觉得我很累，主要是心累。随着职业联赛的开展，商业气息越来越浓，原来我所追求的那种亲情、真诚在一天天消失。比如，原来，球迷都爱坐我们包的６看台，为的是比赛结束后，所有球员都集体拉着手，向这个看台鞠一躬，我觉得，就为这一点，为你付出多少都值得。可后来，这个并不奢侈的待遇竟不复存在了。”

    尽管如此，她很感谢足球，正因为有了它，从没跨进过校园的她，在２０００年，用了仅３个月的时间，把自己的１０年会长经历写成了一本２０万字的书《绿茵场上的花瓣———足球幕后的风雨情》。她说，因为好多事情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写起来很容易，也没想过连学都没上过能不能写书，只是很自信的觉得把经历写出来就会有人和你做知音，感觉挺简单的。

    这就是吴京红，面对着事业，充满热情而坚韧的女人。

婚姻—她的赌注

  影响吴京红生活的，除了妈妈、足球外，还有三个男人。

    爸爸在妈妈去世后，一直没有再娶。一心一意地照顾她，生怕她受一点委屈。

弟弟更是一个好弟弟，在北京先农坛的草地上，在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上，在峨眉山的金顶上……都留下了弟弟挥汗如雨，背着她的身影。

    丈夫很出色，结婚时，弟弟与他握手把吴京红交给了他。婚后，他们开了一个小水站，为了一家的生计，他一天到晚像个陀螺似地不停的忙碌奔波。

    这一点，记者有很深的体会，在采访时，丈夫孙玉坤只和记者打了个照面，就出去送水去了。一会儿，又满头大汗地回来了，不到一分钟，又走了……

    说起和孙玉坤相识的经过，吴京红满脸幸福：“这事儿很巧，巧得让人难以相信。”

    ２０００年８月的一个下午，吴京红的几个女朋友到她的小屋里玩儿。一个女友借用她的电话和人通话，忽然，正在打电话的女孩扭头问她：“红姐，我这个朋友说你普通话说得挺好听的，他想跟你聊一聊，行吗？”

    “我当时一愣，就觉得这人挺逗的，聊就聊呗。”吴京红说自己当时接过电话，随便聊了两句，“他当时工伤住院，在北京没有什么朋友，问我能不能与他打电话聊聊天，我就答应了，可没想到后来聊得很愉快。”这个电话使他和吴京红从此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长长的电话线传递着吴京红的幽默、智慧和对孙玉坤的关切，减轻了孙玉坤独在异乡的病痛和思乡之情，没见面的两个人渐渐产生了好感。

    后来，孙玉坤提出来见面，吴京红觉得也该见见了。一周后，他俩约好在前门的一个饭庄见面。

    约定的晚上７时，吴京红摇车来到饭庄，并悄悄躲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不久，一位西装笔挺的帅气男子进了饭庄，并选取了一个靠窗的位子焦急等待。看到对方一表人才，吴京红犹豫不决。当她鼓起勇气坐着轮椅到窗前去露面时，孙玉坤的目光一扫而过。直到她托门卫把约定的暗号———一包红塔山烟交给孙玉坤并决定离开时，孙玉坤才如梦方醒赶紧追了出来。吴京红停住轮椅回头一望，发现对方出乎意料的镇定自若，看不出一点异样的眼光。她反倒觉得有点意外了。

    孙玉坤对电话聊友的年龄、面容及身份等曾设想过许许多多。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吴京红会是一位残疾人。在马路边，吴京红好几次催促道：“小孙，你还是赶快走吧！”但孙玉坤却回答：“我是说话算数的人，咱们怎么着也得找一个地方吃点饭吧……”

    在一家烤鸭店吃饭的时候，两个年轻人逐渐放松了情绪，聊得不亦乐乎。

    以后，吴京红虽然反复对孙玉坤敲警钟，要他考虑清楚，不能头脑发热，但她越是若即若离，孙玉坤越是难舍难分。

    孙玉坤的一些朋友对他说：你跟北京女孩儿交朋友，你不怕人家耍你啊。吴京红的一些朋友也提醒她：一个外地人到北京，会不会是利用你弄一个北京户口。

    “我从十七八岁开始懂得爱情那天起，我就觉得我会找一个健康的，很帅的小伙子，很多人觉得我在做梦，因为大多数人说我会找一个差不多的人，这样我们可以互相理解，互相帮助。而我自始至终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我是为了爱情而结婚，如果没有合适的爱情，没有人让我找到这种感觉我宁可一辈子不嫁人，我是为自己活着。”吴京红说：“我觉得孙玉坤人品不错，忠厚老实，我就愿意押他这个宝！输了，我这屋也不过少一个人。”

    ２００１年年初，正好是吴京红３３岁生日，她同孙玉坤喜结良缘。婚后，孙玉坤为了更好地照顾新婚妻子，特意辞去了原有的工作，选择了经营伍德商贸公司安吉尔纯净水的家庭式生意，水站取名为“京红水站”。

    吴京红住的房子很狭窄，窄得连一张双人床也放不下去。吴京红说：“听说我们的胡同要拆迁了，我们期盼着平房换楼房的那一天。另外，等到时机成熟，我们会扩大水站的经营规模。逐渐争取改善生活质量。现在，我俩每天睡觉前还特爱聊，聊生意的收益、今后的打算。女人嘛，能跟丈夫交流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吴京红，面对生活，又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中国女人。

（中国质量新闻网  2002-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