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网络论坛上有这段内容，使我想到了吴禄贞的抬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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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禄贞孙女吴厚婉与父亲吴忠黄及姐姐
吴禄贞有一子三女，儿子名吴忠黄，又名吴承先。女儿依次名吴忠华、吴忠敏、吴忠瑛。吴忠瑛是遗腹女，现年已百岁，居住美国，是吴家仅存的第二代后裔。吴厚婉的父亲吴忠黄，是吴禄贞唯一儿子，育有二子二女，吴厚婉是小女儿。
1902年，吴禄贞从日本回国，受到张之洞重用。1903年，他借职务之便在武昌花园山广结有志之士，组建“花园山聚会”，传播孙中山的革命理想。“花园山聚会”是湖北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先后参加聚会的进步青年，有姓名事迹可考的就有2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成了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如李书城、刘静庵、胡瑛、张难先、蓝天蔚等。
吴禄贞把新军士兵作为策反的主要对象，并动员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新军。正是吴禄贞这种“变敌对力量为革命力量”的“抬营战略”，为辛亥年的武昌首义埋下了革命火种：8年中，从“花园山聚会”到日知会、科学补习所，再到后来的文学社、共进会，众多革命党人加入到湖北新军。首义前夕，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已经占到了三成左右，此外还有众多同情革命的中下层官兵。
“抬营主义”战略思想，即动员、选派革命党人和进步青年，加入清廷的新军营当兵，扎根军营，形成并联络发展成一股潜在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就把敌军营一举抬过来，成为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这种借敌军营为我培养军事力量的战略，是当时较为科学的运筹，是吴禄贞在“聚会”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他实际工作的重点。由于吴禄贞的积极宣传和扎实工作，“聚会”中的革命青年如刘静庵、胡瑛等，当场就脱下长衫，撕成碎片，以示投笔从戎的决心。李书城、耿伯钊、孔庚等青年，相继弃文就武，这些进步青年的踊跃带头，进步青年入营当兵形成了一股热潮。
与此同时，吴禄贞还利用自己特殊地位和条件，亲自从两方面扎实地工作。
一是发私函，介绍和推荐知识青年到新兵营当兵。当时湖北新军招收新兵，是有较多规定的，不符合规定不能招收，但吴禄贞的声望和地位高，下面军官对吴唯命是听，所以，吴禄贞得以随时介绍青年入营。他所推荐的人，绝大多数是读书人，很多青年知识分子争相到吴禄贞处求得一荐书，并以之为荣，是以吴禄贞在一月之内，就介绍了30多人。
二是亲自兴入武汉三镇街道里巷。郊县和故乡云梦县，动员知识青年当兵，在那段时间里，吴禄贞席不暇暖，每到一地，都积极动员，现身说法。所招之兵数量多，质量也高，有一次到黄陂县，几天就招收了96人，其中有秀才功名的就有36人，其余都有一定的文化。云梦县知名人士冯绍韩先生，就是经吴禄贞介绍去文就武的典型，冯先生后来参加了武昌起义、反袁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
吴禄贞辛苦推行的“抬营主义”战略方针，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做了军事上的准备，这一点在武昌首义的实际中，完全得到了证实。
更值得一提的是，1904年，革命党人朱和中、贺元才等人到欧洲见到孙中山先生，向先生转告了吴禄贞在武汉的活动情况，重点谈及“抬营主义”战略，深得孙中山的赞讲，孙中山参考吴禄贞的思路，修改了他的组兵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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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禄贞与“武昌花园山聚会”
来源：孝感日报 作者：王腊成
辛亥革命前夕，在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湖北反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吴禄贞所组织发起的“武昌花园山聚会”，是鄂省最早的革命团体。它的出现为鄂省建立革命组织开了先河。虽然历经时间不长，但是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影响深远，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成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02年5月，22岁的吴禄贞作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第一期中国留学生，怀着满腔的报国之心学成归国。当他刚刚踏上家乡故土时，时任两湖总督的张之洞不但不接见当年由他亲自派遣的学子吴禄贞，反而下令将其以“谋反叛逆”之罪囚禁于将弁学堂(1900年，吴禄贞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发动了安徽“大通起义”，起义失败逃往日本继续就读)，由张之洞亲自升堂审问。面对强权和高压，吴禄贞无所畏惧，理直气壮地痛述时弊及清廷的腐败无能，提出只有革命才能救国，只有推翻清政府才能拯救民族。
也许是吴禄贞对时弊的痛述使张之洞有些醒悟的缘故，张之洞非但没有加罪，反而连声称吴禄贞为“奇才”，并得到张之洞的重用。吴禄贞被张之洞委任为武昌武普通中学教习、营务处帮办、将弁学堂护军全军总教习等职。
吴禄贞对张之洞委任的那些官职并没有多大兴趣，唯独对“总教习”这一职务颇感满意。因为这一职务将会对吴禄贞进行革命活动带来许多方便，也成为他的“护身符”。有了这个“护身符”，他可以理所当然地深入到军营、学校进行革命话动，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1903年5月，吴禄贞搬迁至武昌花园山孙森茂花园李寓。那里庭院宽敞，地段幽静，是聚众宣传革命之好处所。迁去不久，先后来花园山聚会的知识青年和进步人士就达四百人之多，其中参加花园山聚会主要成员 有吕大森、朱和中、胡秉柯、曹亚伯、时功壁、时功玖、冯牧民、徐祝平、耿伯钊、孔庚、刘静庵、胡瑛、张难先、蓝天蔚、周维祯、张荣楣等。著名辛亥革命老人李书诚等留日学生回国后，先后都加入到花园山聚会的行列。后来花园山也成为鄂省归国留学生和省城就读学生聚集之地。各军营学校的学生，每周都要到花园山报告开展活动的情况。随着花园山影响的不断扩大，全国各省的仁人志士也慕名来到花园山聚会。就这样，花园山李寓这个没有任何名称和任何组织形式的聚会，逐渐形成了一个隐密的革命团体——“武昌花园山聚会”。由于“武昌花园山聚会”在当时的确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革命英杰，后来都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因此，史学界根据其历史，肯定“武昌花园山聚会”为鄂省第一个革命团体。
根据革命活动的需要，“花园山聚会”进行了粗略的分工：李步青、耿伯钊、万声扬常住机关，负责日常事务与对外联络；李书诚秘密联系军队；孔庚主管革命书报的发行；李步青、朱和中、张荣楣等负责筹集经费。
为启迪民众，激发国人的革命热情，吴禄贞十分注重利用各种革命书报和进步刊物宣传群众，为了加大宣传效果，他们购买了幻灯机，同时还买回一些世界民族运动与反压迫斗争的片子，时功壁管理机片，耿伯钊制作说明。吴禄贞亲自为来访者一边放映一边讲解，此外还在军营学校、军营巡回放映，大大激发了青年学生和军人的革命热情。参加放映和讲解的还有刘伯刚、金华祝、余德元等。
到后来，社会上一些进步青年、各学堂的学生也三五成群地纷纷前往“花园山聚会”，自觉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吴禄贞见此情景，心中十分高兴，于是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决定把这些热血青年送到军营中去，将会对革命有利，这就是后来吴禄贞的“抬营主义”战略思想。
吴禄贞通过长期深入军营生活的实践，掌握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特点，从而逐渐形成了“抬营主义”革命战略思想：就是动员和输送革命党人和进步知识青年入营当兵，扎根军营基层，形成强大的革命暗流。一旦时机成熟，举行起义，就能把敌人的军营一举抬过来，变成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因此，今后的革命运动应当在士兵和学生中下功夫，会党不能作为主力，不与文武官吏为缘。吴禄贞多次与“花园山聚会”的同志磋商，一方面继续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一方面贯彻“抬营主义”战略，把发展新军中的革命势力作为工作的重点，辛亥革命之所以能一举推翻清廷，其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实施了“抬营主义”战略。
“花园山聚会”的活动，尽管只有短短几个月，但其影响很大。不仅在省内而且波及全国，特别是在军、学界的影响力相当之大，这自然引来清廷的注意和不安。于是清政府下令湖广总督张之洞追查此事，张之洞也害怕事态扩大，革命形势无限蔓延，影响到自己的利益，于是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逐步将“花园山聚会”的骨干遣离。张之洞根据清政府的旨意，将激进者派往西洋，纯情者派往日本，只剩下吴禄贞和各营校中的同志。为了不招人注目，吴禄贞指示各营校同志不再到花园山聚集，各营校的活动转入地下进行。
1904年春，吴禄贞忽然接到清廷的指令，调任吴禄贞入京为骑兵监督。随着吴禄贞的调离，“花园山聚会”也相继解体。但它所播下的种子已生根、开花、结果。
吴禄贞发起的“花园山聚会”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为武昌首义的成功作出了一定贡献，吴禄贞功不可没，值得后人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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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武昌首义的播种者吴禄贞先烈
春秋网 作者：吴忠亚
被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誉为“盖世之杰”的辛亥革命先烈吴禄贞，他从十九岁留学日本时起，就追随孙中山先生，他的一些早期革命活动，对于当时辛亥革命的开创与发展，都有其极为重大的关系和贡献。
（一）、从“盖世之杰”来源说起
被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誉为“盖世之杰”的辛亥革命先烈吴禄贞（1880--1911），字绶卿，湖北省云梦县（旧属湖北省德安府，现属湖北省孝感地区）人。他从十九岁留学日本时起，就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其首创的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兴中会》的早期骨干力量和中山先生的早期亲密战友。
他的一些早期革命活动，对于当时辛亥革命的开创与发展，都有其极为重大的关系和贡献。如其所领导的庚子（1900年）“大通起义”，就是第一次把中国民主革命的浪潮，由珠江流域推进到了长江流域。也就是第一次把中山先生所燃起的革命烽火，从南部国土延烧到了中原大地。从而，划阶段地扩大了武装起义的范围，首次冲击了敌人的长江防线，并为以后两湖革命运动的勃兴，乃至辛亥武昌首义的大爆发，树立了先声，开辟了道路。
湖北辛亥革命前辈张难先先生，在其所著《湖北革命知之录》一书中，首列“庚子之役”专章，以为其全书之冠；孙中山先生在其所撰《祭吴禄贞先烈文》中，也以“聚义江淮，建牙大通”，为先烈谱写下首曲赞歌，其深意即皆在于此。当时，先烈年甫二十，且尚在学生时代，就能奋勇投身于革命战场，负担起领导一方武装起义的革命重任；并能在敌众我寡，孤军无援的危急情况下，高高举起了中山先生所亲自授予的革命义旗，一举攻占了大通重镇。就像是一柄利剑，一举刺透了敌人长江防线的心脏。后虽因众寡悬殊，归于惨败，但其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七天七夜的浴血战斗，已大足动天地而泣鬼神。并足使长江上下敌人，为之空前震动，两岸革命人心，为之空前振奋。其能得到中山先生“盖世之杰”的最高最后评价，盖已早就种因于这个时候。
然而，当年先烈早期革命活动之大有关系和贡献于辛亥革命者，实还远不只此；特别是从重视思想基础的角度看来，其意义之更为重要和影响之更为深远的，还应首推其为辛亥武昌起义，辛勤撤播革命种子的光辉一幕。兹值辛亥革命及先烈殉国八十周年之际，我们饮水思源，不能不更加深切怀念先烈当年所创建的这幕丰功伟绩！爰举所知，用申纪念！
（二）、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武昌花园山聚会”的形成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风华正茂的吴禄贞先烈，作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第一期中国留学生，毕业回国。但，实际上他在当时，已不止是一名普通的回国留学生，而更是一名崭露头角的革命党人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时两湖总督张之洞，在接见这批学成回国的留日学生时，独拒不接见先烈，并下令把他囚禁于将弁学堂。势欲追究大通前案，治他以“谋反叛逆”之罪。先烈处之泰然，毫不为其暴力权势所屈服。
当张之洞大逞总督威风，亲自进行审讯时。他也还是理直气壮地，痛陈当时清庭朝政腐败，国家濒于危亡之大势，及其立志革命救国，不计个人生死成败之大义。侃侃而谈，旁若无人。使张之洞理屈辞穷，不敢加罪，并还连连称他为“奇才”，任以为督署学务处帮办。同时，兼任湖北将弁学堂、武普通学堂及护军全军总教习。使他一下子就由“阶下囚”，一跃而为“座上客”，并顿时成为了武汉三镇的知名人物。他也乐得正好利用这些，作为他进行革命活动的“护身符”和宣传革命的讲坛。
武昌为湖北省会之地，自然也就是全省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中心。省内各府、州、县一些较为优秀和较有条件的知识青年，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这里。其中，当不乏思想进步的有志之士，而，向往革命和革命人物，也就自然在他们当中，成为了一种非常有力的时代风尚。当年吴禄贞先烈，早在留学时期，就以其“大通起义”的英勇事迹，播声海内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革命英雄人物。这时，他载誉归来，自然更为故乡一代进步青年所倾慕，再加上“将弁之囚”等等，一系列戏剧性变化，在社会上日益传播开来，又更不免增加了一些青年们的“好奇心”，皆争欲一睹风采。以是当时先烈的武昌小朝街寓所，每天都有些素不相识的青年学生，登门求见。先烈也不以为烦，皆一一殷勤接待，并皆有问必答，诲人不倦。青年们辗转相告，来者日众，几至门庭若市，户限为穿，尤为狭小客室容纳不下，后来者皆不得不侧立窗外，或席地阶前。先烈恐以此慢客，更恐地近闹市，惹人注目，对来者有所不利，乃以之就商于其好友李步青先生。李寓花园山孙家花园，庭院宽敞，地段幽僻，得慨允，借以为聚众宣传革命之所。于是，名著一时的“武昌花园山聚会”（以下简称“聚会”），乃由此形成。
据当时人们回忆，先后参加“聚会”活动的省城各营、校进步知识青年，共达数百余人（现时之有姓名、事迹可考者，约尚有两百余人）。其中，绝大多数，后皆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最著者如李书城、耿伯钊、孔庚、朱和中、刘静庵、胡瑛、张难先、曹亚伯、时功玫、周维桢、蓝天蔚、胡秉柯、冯特民、徐祝平、张荣楣等等。则皆曾在本省及其它外省革命活动中，做出过重大贡献，成为了知名的革命领导人物。由此可见，当年湖北的一代革命英杰，皆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聚会”的培养和影响；由此，而把这个“聚会”肯定为，当时湖北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和培养湖北一代革命人才的第一个摇篮，也是都有其充份的历史根据的。近世有些史家，在论述湖北革命源流时，每以1904年成立的“科学补习所”（以下简称“科补所”），为当时湖北的第一个革命团体。这是对于当时历史实际的一大忽视，也是对于当时历史事实的一大违背。因为，早在“科补所”成立一年多前，由吴禄贞先烈所领导形成的“聚会”，就已于1903年，巍然屹立在武昌花园山上。而“科补所”的主要发起人和发起人，如刘静安、胡瑛，则更是由先烈在“聚会”活动期间，所亲手培植起来的；“科补所”的活动方针，也是完全继承了“聚会”的原定方针。此其成立先后的时间顺序，及其先后的继承关系，皆明显可见。史册记载，亦皆确切可考，读者自不难参证得之。
（三）、首先举起民主主义的革命旗帜
吴禄贞先烈，是当时我国政府派送到日本，学习现代军事的首批留日学生之一；也是这批学生中，最先接受中山先生革命洗礼，由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发展而成为民主主义革命者之一。而更为值得着重指出的，则是当时，同辈的两湖革命党人中，最早结识中山先生，并最早成为中山先生亲密战友的、唯一的，就只是先烈（如以革命地位仅次于中山先生的一代革命伟人黄兴来说，先烈比他晚生了六、七年，但在这方面，则比他早了五、六年）。所有以上这些基本情况，就自然使得先烈，有资格成为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在两湖地区的最早传播者。当年先烈从日本学成归来时，行囊十分空虚，脑子却十分丰满；主要装的就是他从海外所学到的各种新知识，和中山先生所亲自传授的民主革命新思想。这是他当时为故乡人民带回的最珍贵礼物；也是他当时急欲奉献于故乡人民的最珍贵礼物。1902年，回国前夕，他曾在东京举行的一次中国留日学生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豪情满怀的演说。把留学生会馆，比作了美国独立厅，充分表达了对于中国民主革命前途的坚强信念。这时回到武昌，组织领导起了这个“聚会”，得到了故乡大批革命青年的拥护，不禁更加豪情满怀地，把这座花园山看成为湖北革命的策源地。首先在山上树起了，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伟大旗帜。较为隐蔽而又较有系统地，对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的思想、宗旨和理论，进行了连续不断的大力宣传。第一次把民主革命的思想种子，有计划和有组织地，撒播在湖北的土地上。而由于有了两湖总督张之洞这座“保护伞”，一些惯于趋炎附势，奉承意旨的地方官吏，也都听之任之，不加干预。使他自始至终，都能于畅所欲言。这大概要算是当时神州大地上，能于半公开宣传革命，而又能于半公开安然存在的唯一特殊场所。其所以能于这样存在的原因，主要当然是由于，当时先烈的公开政治地位，及其足以慑服一切敌人（包括张之洞在内）的革命威望和胆识。要说完全没有半点风险，当然不会是事实，而且，也是绝不可能的。
关于吴禄贞先烈，上述革命活动的重大效果及其深远影响，当年曾经亲临其境和身受其惠的李书城、耿白钊、孔庚、朱和中等前辈，都曾先后异口同声对我多次回忆说：“我们当年就学武昌时的一大幸事，就是幸得受教于绶卿先烈。当时，我们对于孙中山先生，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对于他的革命主张和活动，虽也稍有所知，但都只是道听涂说的一鳞半爪，未得窥其全豹。而中山先生又复亡命海外，使我们想要求教，也不得其门而入。幸值先烈从日本学成归来，把我们集合到了武昌花园山孙家花园，为我们上了民主革命的启蒙一课。使我们对于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和理论，开始有了一些，比较系统和比较全面的了解。后来，我们和同时参加听讲的许多人，都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辛亥革命的战斗一员，就都是得力于他的启发和引导。他的年龄，比我们虽只稍长一两岁，乃至三、四岁。但他在革命道路上，却比我们这辈同代人，都已先行了一大步。足以成为我们的引路人和带头人，开一代革命新风，创一代革命新基。当时，他对我们湖北的革命运动，确实是曾起到了这种开创作用的。我们常说，绶卿先烈是我们湖北革命第一人，根据就是在这里”。
（四）、首倡“抬营主义”的革命战略思想
辛亥革命初期，以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都把江湖会党，当成为发动武装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而倾其全部注意力于，联络会党首领，和宣传、组织会党群众。吴禄贞先烈，也自然毫不例外。如在其组织“自立军”和领导“大通起义”的早期革命活动中，也就是以长江流域会党，作为基本队伍的。大通惨败后，他认真总结了这场血的教训，深自痛切认识到，当时满清王朝的军事实力，用以抵御外侮故不足，用以镇压内部则有余。革命党人想要取得起义的胜利，就必须要有一支足以战胜敌人的武装力量。而决非徒恃会党群众，进行军事冒险，所能侥幸成功。他当然也还同时深刻认识到，组成一支强大的革命劲旅，一要有足够的人力；二要有足够的财力；三要有巩固的根据地；四要有现代的武器装备；五要有合格的训练人才。而所有这些必需的重要条件，都是赤手空拳的革命党人，所难于办到的。但他并没有被这些重大困难所吓倒，而是苦心孤诣，上下求索，力谋所以迎难而进的成功之道。最后，终于以其军事家的敏锐目光，和深入军营生活的实际经验。切实掌握到了，敌人军营可以从内部突破瓦解的根本弱点。从而，逐步形成了所谓“抬营主义”的革命战略思想。那就是动员和选派部份革命党人和进步知识青年，入营当兵，扎根军营基层，形成强大的革命暗流。一旦时机成熟，举起义来。就能把敌人的军营，一举抬了过来，变成为我们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所谓“抬营”之意，具体就是这样。当时，他对此认识得十分透彻，主张得十分坚定，并还有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了“聚会”席上所反复宣讲的重大课题。他每次讲到这个课题时，最后总要满怀信心地鼓励大家说，只要我们能于坚苦卓绝和百折不回地，把这个方面的工作做到了家。我们就一定能在一朝一夕之间，把满清王朝的天下，变成革命党人的天下。与此同时，他也还以其特有的有利地位，亲自为这方面的工作，鸣锣开道。当时，湖北新军，对于招募新兵，都有规定时间。不在规定的招募时间，投军者就不得其门而入，但先烈介绍新兵，就独能不受任何限制。原因是，当时他在新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一些中下级军官，对他皆敬若神明，奉命唯谨。即使不在招兵时间，只要他随便写张条子介绍入营，营官们都一律照收，不敢拒绝。而且，对他所介绍的新兵，皆一律称为先生（因为他所介绍的都是知识份子），而不敢直呼其名。出操和干重体力劳动时，皆一律特别优待，酌予减免。这就为知识份子入营当兵，大开了方便之门。一些有志投军者，亦皆争先趋赴，以得到先烈一纸介绍为荣。先烈则更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以是一月之间，经先烈先后介绍入营的，就共达三十余人（朱和中前辈在其《欧洲同盟会纪略》一文中，曾详记当时的这一情况，可供参阅）。
这在当时，当然也能算得是，一件令人快意的壮举。但同成千上万的新军人数比起来，也就只能像是几粒小石子投入到汪洋大海，引起不了大的波澜。先烈就由此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抬营主义”的革命战略思想，是一项非常远大的革命计划，单凭他自己或者其它少数人，像这样一个一个地介绍入营，力量和规模就都实在太小，也实在赶不上，革命形势的需要。必须赶快另想办法，从宣传号召入手，先在社会上造成与论声势，使得知识份子入营当兵，能很快成为广大知识青年，爱国、救国、投身革命的自觉行动，并进而形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风气，最终，才能在较大范围和较短时间内，为革命党人进行军队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和打下广泛基础。
这是当年先烈，根据当时现实所产生的、一种新的坚定认识和信念。自然又是一件很不简单的设想和工作，决不是讲几句空话的大道理所能轻易收效的。他为此而忘寝废食地劳神苦思，并还为此而深入到三镇街道和附近农村，进行了一番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深深感到，当时社会上所广泛流行的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是人们对于“当兵”的鄙视，也是妨碍知识份子，入营当兵的根本思想障碍。为了排除这种障碍，他针对鄙视当兵的传统社会心理，响亮提出了“秀才当兵”这一人们从未听过的崭新口号。“秀才”是清代知识份子所普遍追求的一项初级功名，代表着一定的知识程度和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为一般人们所承认和尊重。在传统观念中和在传统看法上，“秀才”是高人一等的知识份子，是不可以同“当兵”，相提并论和排列到一起的。而他的这个口号，却正好相反，破天荒地把“当兵”同“秀才”划了等号，把“当兵”的地位，提到和“秀才”同样高；再加上，他自己的社会声誉和威望，又是那样特别高，他的许多话，都具有“一言九鼎”的威力。他的这个崭新口号，自然也就更为人们所重视，其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自然也就更大。如在“聚会”席上，他就时常语重心长地对着大家说：“我们社会上有句长期流行的老古话，叫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一些秀才先生们听了，都不免有些生气，认为这是对于他们的一种轻视和侮辱，但实际并不是这样。大家都清楚知道，造反就意味着革命，而革命造反，是免不了要打仗动武的。秀才先生们手里，从来就是只有笔杆，没有枪杆，自然地打不了仗，动不起武，自然也就造不成反。所以，这句古老话，实在是句老实话，而且还是说得非常客气的。如果要让我说，那就不只是三年不成，而是百年不成，乃至一辈子不成了！总而言之，革命造反，要靠真拼实干，绝不是空喊几句口号，或者发表几篇文章，所能成功得了的。这也就是说，满清专制王朝，绝对不是单凭口号、文章，所能推翻得了的！‘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在座的青年朋友，都是些知识份子，也就都是些秀才，而且，都还是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份子和秀才。一定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懂透这些道理，切切不要轻视‘当兵’，而要特别重视‘当兵’。把它看成为革命造反的‘法宝’。我还更加希望大家，都要奋身跃起，入营当兵，把敌人手里的枪，接了过来，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如果我们的革命秀才，都能下决心这样干，那就我们的革命造反事业，决不会三年不成，而定会三年有成。甚至成功的时间，还不要等到三年了！”
当时他的这些话，使得所有在座的人们，听了都无不十分激动，有些极积份子，如刘静庵、胡瑛等等，当场就脱下长衫，扯成碎片，表示了入营当兵的决心；随后李书城、耿伯钊、孔庚等人，都相继弃文就武，投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自然也都是受了他的影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由于一些极积份子的踊跃带头，入营当兵的知识份子，也就接踵而来，形成为一股热潮。如新军某次在黄陂招收新兵九十六人，其中，有“秀才”功名的就占了三十六人，一般的知识份子就更多。这就有力说明了“秀才当兵”，在当时已不再是什么稀有现象，而是已在秀才队伍中成了风气了。不只黄陂一个地方是这样，武昌、汉阳和其它各县招兵时，也都有类似情况。这就更能有力说明，在“秀才当兵”这一崭新口号的号召下，已在当时社会上，普遍形成为风气。知识份子，这样大量地涌入了军营，自然大大提高了新军的素质，同时，也就确如当年先烈所理想的，为革命党人进行军队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下了广泛基础。其伟大的效果，则更是已为此后革命活动，所完全证明了的。
（五）、革命种子的开花结果
1911年10月10日晚上，湖北新军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并一举取得了全面胜利。正如当年吴禄贞先烈所预言的：“一个晚上，就光复了武昌全城，把这里满清王朝的天下，变成了革命党人的天下。”这是一次重大的胜利，也是“抬营主义”战略思想的一大典型胜利。当时，首义前夕，驻防武昌城内外的一万五千新军，形式上虽还照旧打着清军旗号，但实际上各营基层力量，已皆为革命党人所掌握。“抬营”之势，已经基本形成。起义枪声打响后，两湖总督瑞澄，第八镇统制张彪等人，都只有弃城逃命，而毫无组织抵抗力量的余地，也就是革命党人“抬营”成功的必然结果。
这里必须跟着特加说明的，就是这个“抬营主义”的革命战略思想，虽为当年吴禄贞先烈在武昌花园山所首倡。并且，也是他当年所辛勤播下的革命种子。但，最后取得“抬营”成功的，并不是先烈，而是继他之后的一些湖北革命团体和一些湖北革命党人。因此，这份功劳，决不应只记在先烈一人身上，而应同时记在这些湖北革命团体和这些湖北革命党人身上。或者说，只应首先记下先烈首倡和初期播种的功劳，而把竞其全功的功劳，留给别人。下面，就简要说说与此有重大关系的一些湖北革命团体和党人，以明当年事实原委，并以同申纪念！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继“花园山聚会”而起的“科学补习所”。它成立于1904年，主要领导人为刘静庵、胡瑛等等，都是“花园山聚会”的基本成员，并皆亲受吴禄贞先烈培植，由先烈亲为安置在湖北新军，作为他在新军中进行活动的依靠。“科补所”的活动方针，全部继承了“花园山聚会”的原有方针；也就是一面继续大力宣传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一面贯彻实施“抬营主义”的革命战略思想，把发展新军中革命势力，作为他们的工作重点。如在其公开发布的章程里，就明白规定了，以招待“远来入学、入营者，为之安置一切”为重要职责之一。而当时在新军马队管带黎元洪名下，充当司书的刘静庵和早已入营当兵胡瑛，又都正好有条件，便于履行这项职责，并能把这项工作做得比较出色。先烈对于刘静庵等人的工作，也是极为关心和支持。动身入京前夕，他曾把刘、胡等人，特地找到家里，亲切嘱咐他们：要“埋头苦干，不要浮燥；要与各省同志取一致行动”等等，并还捐赠俸银数十两，作为“科补所”的筹建经费。
“科补所”成立后不到半年，就遭到查封，刘静庵也被黎元洪开除了营籍。随后，他在武昌圣公会教堂掩护下，组织起了“日知会”，继续工作。重点仍然是放在联络和发动新军这方面。1907年，刘等因密谋起义事机败露，同时被捕入狱，赖先烈在北京极力营救，得免于死。但“日知会”的革命活动，终不能不到此结束。以后成立的“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也就都同先烈没有了直接关系。
不过，这些前仆后继的湖北革命团体，虽在团体名称，领导人员等方面，变化很大，但“把运动新军作为湖北革命一大特色”的这条主线，却始终没有断过。就像“接力运动”一样，由吴禄贞先烈当年从武昌花园山上，所奋力发出的这第一根“接力棒”，一直都被这些前仆后继的湖北革命团体和革命党人，争先恐后地接了过来，冲了下去。而且，越到最后，冲得越是猛烈。最后，终于胜利地到达了终点---成功地爆发了《辛亥武昌首义》。当代著名史家贺觉非、冯天瑜两先生，在其合著《辛亥武昌首义史》一书中，专章论述“湖北革命组织的建立、演变和发展”甚为详尽。而于探索源流，贯通脉络，则尤为具体明晰。如其言：“湖北革命组织，发轫于‘武昌花园山聚会’，再接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团体，而由‘文学社’、‘共进会’收其成”。实为这一历史巨著的两位作者，对于当年湖北革命组织，先后继承关系。及其一连串接力活动之最为简明扼要，和最为切合当时历史实际，的重大概括和总结。也是他们对于这幅“接力”赛场，全景的精彩勾画。而其更为重要的，则是向我们广大读者，深刻展示了革命种子，开花结果的历史过程。并为后世饮水思源者，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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