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寄哀思  新风拂台江
——福州市台江区“我们的节日·清明节”活动综述

为祭奠校友吴石将军的英魂，弘扬爱国主义精神，2009年4月1日，福州第十四中学以清明节为契机，在校内举办“校友吴石将军事迹报告会”，拉开了“缅怀革命先烈，弘扬民族精神”主题活动周的序幕。在报告会结束后，学校组织了庄重的网络祭奠仪式，同学们手捧红烛，献上鲜花，寄托对烈士的哀思。

吴石将军是福州十四中学、福州外贸职专校友，毕业于福州十四中学、福州外贸职专前身开智大学堂。1947年，吴石将军以校友身分，回校参观。清明节前后， 福州十四中学举行了大规模的祭奠先烈吴石将军的活动，有报告会，给先烈扫墓活动，主题班会活动等等。极大的激发了同学们的自豪感。

虎胆忠魂 彪炳史册
——校友吴石将军事迹报告会

同学们：

福州十四中学、福州外贸职专的前身——福州开智小学创办于1904年，至今已走过一个多世纪不平凡的历程。一百多年来，学校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不乏将军、院士、劳模、企业家。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这位校友，姓吴名石，是位将军。他虎胆忠魂，功勋卓著。周恩来总理病危之际、临终之前一再交代：我们党不要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其中提到两位：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我们这位校友——已经牺牲的吴石将军。毛泽东主席听到吴石将军的有关情况后曾泼墨挥毫，写下“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的诗句，高度赞誉吴石将军的气魄、胆识和忠诚。由于他身份特别，使命特殊，虽说功勋卓著，虎胆忠魂，但他的事迹却鲜为人知。下面，我撷取他传奇人生中的几个片段，与大家一起分享，从中我们领略他忠善品质和爱国情怀。

志存高远 发奋学习 出类拔萃

吴石，1895年8月生于福州。早年在我们学校的前身——福州开智小学学习。在校期间，他品学兼优，成绩名列前茅。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投笔从戎，于1911年和好友吴仲禧一道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1912年，立志成为军事家的吴石进入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学习，因成绩优异，毕业时被保送到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他在这两所军校前后受业4年，学习刻苦，成绩骄人，被称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状元，因为他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都是全校第一。1916年末，他在同届800名学员中以第一名的傲人成绩毕业。

1929年，吴石毅然决定东渡日本，到日本陆军大学继续求学，以便深入了解日本军队，将来报效国家民族。在福建民主革命前辈方声涛的鼎力支持下，由福建省政府出资，吴石被保送到日本留学。他先入日本炮兵学校学习，毕业后又考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他学习勤勉，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当时被称为“十二能人”，即能文、能武、能诗、能书、能画、能棋、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1934年吴石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后，曾在南京参谋本部任职，在国民革命军陆军大学任教多年，开始军事理论著述，撰写了《兵学辞典》、《孙子兵法简编》、《左传兵法》、《历朝武学集解》等专著。

但由于吴石的政治背景属于“桂系”，国民党始终不肯给予带兵实权，立志做杰出军事家的他，经常流露出报国无门的愤懑和失望的情绪。

追求进步 弃暗投明  忠贞不渝

1940年底，吴石出任桂林行营参谋处中将处长、第四战区长官部中将参谋长，策划指挥长沙、湘桂、桂南、昆仑关、桂柳等会战，实现了他上阵杀敌的愿望。抗日战争末期，吴石调任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这时候，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等人，指示吴石的同乡好友吴仲禧（已是中共党员）设法通过吴石的关系在国防部内找一个实职，以便更好地开展情报工作。经吴石帮忙，吴仲禧被国民党国防部委任为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这为他暗中收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提供了便利。抗战胜利后，吴石在南京出任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中将局长。1947年至1948年间，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此时，吴石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更加倾向革命。他知道吴仲禧正在进行一些秘密工作，就主动提供条件，给予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不久后，吴仲禧介绍吴石参加“民联”，直接受中共地下党员何遂（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领导，单线联系，以其中将的特殊身份为掩护，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吴石亲笔写信给他的学生、“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吴仲禧到任时，出面接待的正是李树正，李见信后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暗中把部队驻地、番号、兵种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然后托病回南京就医，赶到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作了汇报。这些重要、机密情报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蒋家王朝摇摇欲坠。当时，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而时任局长的吴石却建议暂移福州，理由是：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原来他得悉自己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绝密资料悉数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于是，吴石派随从亲信押送，于1948年12月下旬将机要档案运抵福州，保存在于山戚公祠大殿内。

1949年5月吴石正式到福州绥靖公署任职后，国民党高层又电促速将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充数先行运往台湾，以拖延时间。接着，吴石又以十万火急的口气下达“死命令”，将绝密档案全部转移到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民主人士、挚友黄觉民作好交代。

  虎胆忠魂  出生入死 功勋卓著

1949年7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找到吴仲禧，告诉他自己已被调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吴仲禧请他慎重考虑，如果不去，可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吴石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并告诉吴仲禧，为了避免嫌疑，他将携夫人和两个小儿女一同去台，留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在大陆。8月14日，吴石接蒋介石急电令其即日赴台。15日上午，吴石密召亲信参谋王强到公馆，作了简要而严肃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飞台北，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到军人天职，‘人在档案在’。下一步怎么办，想必你自己懂得。”次日凌晨吴即携家眷飞台。8月17日福州解放，王强将保存无损的298箱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了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吴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一号”。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先后失利。解放台北比原先预计的更加困难了。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原名朱枫）赴台与吴石联系。1949年11月27日，朱谌之从香港抵台，与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蔡孝乾取得联系。一个星期后，吴石在寓所秘密接见朱谌之，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朱谌之在台湾期间，吴石6次秘密会晤朱谌之，又陆续提供一些重要军事情报。这些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其中，几份绝密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当毛泽东听说这些情况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还挥毫写下一首五言绝句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叛徒出卖 英勇捐躯  魂归故国

蒋介石集团溃败台湾后，加紧了对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的破坏。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因蔡孝乾叛变，朱谌之的身份暴露，为了保护朱谌之，2月2日，吴石冒险为朱谌之签发《特别通行证》，送她乘机飞往舟山。蔡孝乾的变节，导致吴石“密使一号”的身份彻底暴露。蒋介石得悉情况，非常震怒。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罪名逮捕吴石将军，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不久，朱谌之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抓回台湾，后英勇就义。

1950年6月10日，吴石将军被押至台北马场町刑场，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临终前写下了“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的壮丽诗句。吴石将军出师未捷，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感伤不已。

吴石的夫人王碧奎后来获释出狱，定居于美国。她病逝后，其子女将父母骨灰遗骸一起奉回大陆，合葬于北京京郊福田公墓。

让我们缅怀他，一位令人敬仰的将军，他为解放台湾赴汤蹈火，无畏无惧，浩气长存！

让我们铭记他，一位令人敬佩的校友，他为祖国统一大业视死如归，无怨无悔，英灵永生！

吴石将军身居虎穴，心系祖国，他的虎胆忠魂与江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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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福州市鼓楼区宫巷22号的吴石是一位传奇英雄，他一生参与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1950年6月20日，南洋的《星岛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登出了一则轰动一时的重要消息《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犯同被处死》，报纸还特别加了一个副标题：“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由此副标题，可知吴石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

吴石（1894—1950），字虞薰，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人(原属闽侯)，辛亥革命这一年，他即投笔从戎，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后入保定军校第三期学习，同期学员有张治中、白崇禧、黄绍竑、吴仲禧、吴国桢、刘建绪、许显时、陈长捷等人，继又留学日本，均以第一名毕业。1934年回国后，历任国民革命军陆军大学教官、参谋本部处长、柳州行营参谋处长、第四战区参谋长、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国防部史政局长、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国防部参谋次长。

吴石记忆力极强，又十分刻苦，1916年末，他在同届800名学员中以第一名毕业。

当时福建被皖系军阀李厚基残暴统治。吴石不愿为军阀效力，在家闲居数月，十分苦恼，适逢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吴石乃投身福建参加方声涛（早期中国同盟会会员，黄花岗烈士方声洞之胞兄）、张贞领导的地方民军“驱李”斗争。暗杀活动失败，牺牲了十多人。吴石被迫离开福建。经武汉北上。吴石因喉疾在北平（今北京）休养，1922年至1924年，他拜闽籍大儒何振岱为师，学习诗词国学。从此，古典格律诗词的创作成为吴石一生的癖好。

蒋介石在南方誓师北伐，朱绍良任总部参谋长，委吴石为作战科长。1927年，方声涛回福建主持政务，吴石又回福建任军事所参谋处处长，致力整顿本省民军。
1929年，吴石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他决心到日本陆军大学去继续求学。那年他虚龄36岁，而且正为地方长官倚重。这个决定，可以说显示了吴石不凡的抱负和远见卓识，也表现了他性格的刚毅。他决心成为一个深入了解日本军队的真正的军事家，以报效国家民族。吴石的决心得到福建民主革命前辈方声涛的支持，由福建省政府出资，保送吴石东渡留学。

吴石先入日本炮兵学校，继而考入日本陆军大学。他在日本六年，一家人过着清贫淡泊的生活，却把节省的钱全部用来购置日本各种军事著作和有关资料。

吴石是个才子，精通日语，而且英语也很好，他埋头苦读，193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35年，吴石回国，在南京任职参谋本部，兼任陆军大学教官。同时开始军事理论著述，陆续出版了《兵学辞典》、《孙子兵法简编》、《克罗则维兹兵法研究》等著作。这时期，他和我父亲来往十分频密，已成莫逆之交。

吴石对日军入侵深恶痛绝，明确赞同共产党提出的“枪口对外”、“团结抗日”的主张。当时蒋介石组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吴石作为军界公认的“日本通”进入大本营第二组担任副组长、代组长（组长徐祖贻未到任）兼第一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他在参谋部时即凭借多年积累的资料和研究心得，编撰了有关日本军队“作战之判断”，“海空军总动员”、“兵力番号编制”、以至主要将领介绍的《蓝皮书》，此时再充实翻印，弥补了国民党对日军事情报储备的不足。“八·一三”上海抗战的事实证明，日本侵略军的兵力组合、攻击指向，大多如《蓝皮书》所判断。吴石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较早洞察日本军阀亡我之野心，其未雨绸缪，苦心孤诣的准备，至此方显功效。

“七七事变”后，吴石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部第二组少将副组长。他多方收集日本军事情报，通过分析得出正确结论，受到苏联情报人员高度重视。蒋介石曾专门向他咨询敌情。1938年，他出任白崇禧桂林行营参谋处处长，受命起草第三次会战计划。

上海和南京沦陷后，大本营移武汉，第二组改为军令部第二厅，吴石任副厅长兼第一处处长。武汉战役期间，蒋介石每周都召见他，咨询日军动态。1938年8月，第二厅在洛伽山举办“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吴石主持其事，吴石在对学员的讲话中指出，作战中的中国军队缺乏情报和保密素养，所用四字头密码早已被日军破译，这是造成战场被动的一个原因。

1938年11月下旬，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决定设桂林、天水两行营，分别统一指挥南北两战场作战。桂林行营主任是白崇禧，参谋长是林蔚。吴石担任了桂林行营参谋处处长。桂林行营辖二、四、六、九战区，吴石以一腔抗日热忱，夙夜匪懈承担了大量运筹协调辟划的幕僚任务。

　　1939年秋，白崇禧任桂林行营主任，吴石任行营参谋处长。行营辖二、四、六、九战区，范围甚广。其中他参与谋划的“昆仑关之战”，影响甚大。吴石在《自传》中也说：“昆仑关之役，亦因余之指导而告大捷，杜光庭（聿明）即以此一战成名。” 昆仑关大战中，吴石收集了大量情报，并组织力量进行详尽的侦察，快速制定了缜密的作战计划。大战展开后，吴石白天不离地图，晚上不离电话，连续10天未眠。有一次困极了，半夜油灯烧着了蚊帐他还未醒，差点酿成大火。

　　1942年初，吴将军被调到第四战区，继蒋光鼐将军之后任张发奎将军的参谋长。当时日军企图打通京广线，进逼桂南，与太平洋战场连成一气。这正是抗战最困难阶段。吴石全力协助张发奎指挥调度。1943年至1944年，在部署指挥桂柳大会战中，吴石制定了详尽的作战计划，并亲临前线指挥官兵们以劣势的兵力和装备与日军拼杀，终于保住了独山至百色一带战略要地，阻止了日军进入黔川大门。吴将军还指挥了中越边境抗日保卫战，以弱小的长官部直属部队抗击日军南下大军和从越南北方进犯中越边境的日军，以固守反击战术跟敌军作战，确保了广西龙州至靖西岳圩中越边境广大地区人民免遭战祸之苦难。

　　在解放战争中，我地下组织通过上海何遂的关系，要吴石在海军方面策反，他对林遵做了工作。林遵在1949年4月23日，领导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所属25艘舰艇起义，加速了解放军渡江战役的胜利。此次起义，被毛泽东、朱德称赞为“长江江面上的一大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