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鼎昌：(清朝光绪十年～公元1950年，公元1884～1950年)，字达诠，别署前溪；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达县。著名近代报业家。

民国十五年丙寅(公元1926年)夏，吴鼎昌在天津与留日老同学胡政之、张季鸾聚会，当他得知胡政之、张季鸳有续办《大公报》的志向，就主动投资五万元，自任社长。在续办《大公报》之初，吴鼎昌遵守“不党”的诺言，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派系，专心阐述他的经济理论。他曾与《大公报》同人谈过他的新闻观点，“我们办报是为新闻的……我们办这张报是毫无目标的，如果有目标的话，那就是为新闻而新闻，要真心作人民的耳目喉舌。我们不为了某种利益而办报，更不为了某一个派系而办报，也绝不为某一个个人而办报，我们是为了人民全体的利益而办报”。这段时间吴鼎昌住在天津，他虽兼差较多，但不过问具体事物，他每天晚上到《大公报》编辑部来聊天，看看当天外边来的电报。他跟大家闲谈，不论公事，只讲新闻。

吴鼎昌工于筹计，《大公报》初期的订购白报纸，结算外汇，都是他运筹帷幄，选择时机，每次总是恰到好处。民国二十年辛未(公元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累计发行一万号，作为日发行量五万份的报社社长吴鼎昌，接受了来自各界的祝贺，蒋中正专门寄来贺词，赞誉《大公报》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这一天又正巧是他四十八岁的生日，他对下属吟诵着一首绝句：“已过光阴不计年，无端文字著因缘。今朝正是予初度，一年题签满十千。”喜在眉梢。

吴鼎昌虽然在经济领域大显身手，又成功续办了《大公报》，但他的心思始终在政治，他是想以经济和舆论作为“敲门砖”，寻求时机继续在仕途发展。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公元1932年)5月吴鼎昌到上海，联络各方，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他把“内战”的标准定为“争权利，夺地盘”的“非剿匪性质的战事活动”，意图是支持国民党“剿匪”，支持政府“讨伐”西康刘文辉的独立，反对十九路军的独立，以此向蒋中正暗送秋波。7月间蒋中正在庐山与吴鼎昌会面，连续谈了几天，对吴大加赞赏。8月27日“废止内战大同盟”在上海成立，吴鼎昌任大会主席，并向全国通电，宣传他的主张。11月民国政府在南京组建“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前身)，网罗各方面的有名人士参加。在金融界方面，钱昌照给蒋中正推荐了三个人，即吴鼎昌、徐新六和张嘉璈。12月12日吴鼎昌又以无党无派的身份参加蒋中正组织的一个“名流内阁”，担任实业部长。

此次是吴鼎昌二度为官，他确是想在政界有所作为，对此《大公报》资深记者孔昭恺一段回忆，可见一斑：“实业部有个小镜头：吴鼎昌假日照常到部，有事就办，无事看书。不论这是否是吴的为官之道，但与当时‘上海度周末’之风，却是强烈对照。在南京，每到星期六下午，不少官员(也有几个新闻界人物)一窝风似地跑上海度周末，家在上海时还有得可说，有的在上海‘金屋藏娇’，有的到上海花天酒地。五院中有一位院长每周‘例行’，风雨无阻。不知吴鼎昌有意还是无意开‘顶风船’，可这股风照刮不误”。由此可以看出吴鼎昌的“为官之道”。

在就任实业部长前，吴鼎昌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声明辞去《大公报》社社长的职务，仍保留董事头衔。从此，他不大过问《大公报》的事务。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公元1937年)7月吴鼎昌兼任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主持京沪企业的内迁工作。11月吴鼎昌转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副主任，12月兼任贵州全省保安司令，并参加国民党。这时，他就彻底摆脱了无党无派的身份。

吴鼎昌在主黔期间，一直提倡卫生、教育。从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公元1938年)起，吴鼎昌就致力于加强卫生行政机构，充实卫生设备。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公元1938年)4月在吴鼎昌的主持下，设立了一个卫生委员会，主持全省的卫生行政。从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公元1938年)4月到年终，用于卫生设施的费用为四十万元，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公元1939年)度卫生经费为七十万元，这在财力不充裕的贵州，算是比较多的。到民国三十一年壬午(公元1942年)底，全省八十四个县普遍成立了卫生院、卫生所。在中等教育方面，吴鼎昌从检定和训练合格师资入手。此外，鉴于交通不便，政府耳目难用，所以在教育厅设了三十个视导员，时常视察各校，督导改进。吸食鸦片是当时贵州的一个大问题。在军阀割据时，各县都种鸦片烟，因而贵州人吸食鸦片也很普遍。吴鼎昌到任后，首先下令从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公元1938年)10月起，在本省产烟最多的黔西等二十二个县断然禁种，制订了禁种鸦片后农业生产抵补办法大纲，通令施行。吴还指定民政厅第三科专管禁烟事务。

民国三十四年乙酉(公元1945年)1月吴鼎昌从贵州到重庆，担任民国政府文官长，成了蒋中正的重要幕僚之一。民国三十四年乙酉(公元1945年)9月吴鼎昌一度兼任国民党中央统计局秘书长。民国三十五年丙戌(公元1946年)8月任南京政府制宪“国大”筹备委员会委员。民国三十七年戊子(公元1948年)4月“国民大会”选举蒋中正为“总统”，吴鼎昌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这时，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很猛，蒋中正已经溃败得不成样子，大势已去。当时《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问吴鼎昌：“你为什么还担任那个秘书长？”吴对王说了老实话：“这时候我不敢辞职，蒋中正一翻脸，可以把我的财产统统扣留。”他还说：“我已经上了蒋中正的贼船，就不能轻易下去了。”他又继续干了一段秘书长的差事。

民国三十七年戊子(公元1948年)12月28日吴鼎昌为了不牵连《大公报》社，就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声明从民国三十八年己丑(公元1949年)元旦起辞去《大公报》董事。这是他善后布置的第一步。

民国三十八年己丑(公元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蒋中正被迫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吴鼎昌便顺理成章地辞去了“总统府秘书长”的职务，开始料理自己的财产，把应该转移的钱都汇寄到国外去了。这是他善后布置的第二步。等到蒋中正准备南逃时，吴鼎昌背着人民判决的第十七名头等战犯的罪名，避居香港，未去台湾省。

民国三十八年己丑(公元1949年)2月王芸生在香港候船北上，《大公报》香港版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言论上有利地配合解放大军南进，拥护解放全中国。这时，吴鼎昌也在香港，却对一切都保持沉默，不轻易表态。有一天，吴鼎昌约王芸生到吴府见面，起先王芸生估计他会对《大公报》香港版的态度不满意，结果他只谈了时事，对《大公报》只字未提。此后，《大公报》港馆经理费彝民、编辑主任李侠文曾在浅水湾邂逅吴鼎昌，吴鼎昌甚至很赞同《大公报》香港版的言论：“你们可以这样做”。此时，吴鼎昌的好友周作民、周诒春已返回大陆，据说吴鼎昌也有北归的想法。

1950年庚寅8月22日吴鼎昌患肠癌，死在医院手术台上，终年六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