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鼎昌:(清朝光绪十年~公元1950年,公元1884~1950年),字达诠,别署前溪;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达县。著名近代报业家。
民国十五年丙寅(公元1926年)夏,吴鼎昌在天津与留日老同学胡政之、张季鸾聚会,当他得知胡政之、张季鸳有续办《大公报》的志向,就主动投资五万元,自任社长。在续办《大公报》之初,吴鼎昌遵守“不党”的诺言,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派系,专心阐述他的经济理论。他曾与《大公报》同人谈过他的新闻观点,“我们办报是为新闻的……我们办这张报是毫无目标的,如果有目标的话,那就是为新闻而新闻,要真心作人民的耳目喉舌。我们不为了某种利益而办报,更不为了某一个派系而办报,也绝不为某一个个人而办报,我们是为了人民全体的利益而办报”。这段时间吴鼎昌住在天津,他虽兼差较多,但不过问具体事物,他每天晚上到《大公报》编辑部来聊天,看看当天外边来的电报。他跟大家闲谈,不论公事,只讲新闻。
吴鼎昌工于筹计,《大公报》初期的订购白报纸,结算外汇,都是他运筹帷幄,选择时机,每次总是恰到好处。民国二十年辛未(公元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累计发行一万号,作为日发行量五万份的报社社长吴鼎昌,接受了来自各界的祝贺,蒋中正专门寄来贺词,赞誉《大公报》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这一天又正巧是他四十八岁的生日,他对下属吟诵着一首绝句:“已过光阴不计年,无端文字著因缘。今朝正是予初度,一年题签满十千。”喜在眉梢。
吴鼎昌虽然在经济领域大显身手,又成功续办了《大公报》,但他的心思始终在政治,他是想以经济和舆论作为“敲门砖”,寻求时机继续在仕途发展。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公元1932年)5月吴鼎昌到上海,联络各方,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他把“内战”的标准定为“争权利,夺地盘”的“非剿匪性质的战事活动”,意图是支持国民党“剿匪”,支持政府“讨伐”西康刘文辉的独立,反对十九路军的独立,以此向蒋中正暗送秋波。7月间蒋中正在庐山与吴鼎昌会面,连续谈了几天,对吴大加赞赏。8月27日“废止内战大同盟”在上海成立,吴鼎昌任大会主席,并向全国通电,宣传他的主张。11月民国政府在南京组建“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前身),网罗各方面的有名人士参加。在金融界方面,钱昌照给蒋中正推荐了三个人,即吴鼎昌、徐新六和张嘉璈。12月12日吴鼎昌又以无党无派的身份参加蒋中正组织的一个“名流内阁”,担任实业部长。
此次是吴鼎昌二度为官,他确是想在政界有所作为,对此《大公报》资深记者孔昭恺一段回忆,可见一斑:“实业部有个小镜头:吴鼎昌假日照常到部,有事就办,无事看书。不论这是否是吴的为官之道,但与当时‘上海度周末’之风,却是强烈对照。在南京,每到星期六下午,不少官员(也有几个新闻界人物)一窝风似地跑上海度周末,家在上海时还有得可说,有的在上海‘金屋藏娇’,有的到上海花天酒地。五院中有一位院长每周‘例行’,风雨无阻。不知吴鼎昌有意还是无意开‘顶风船’,可这股风照刮不误”。由此可以看出吴鼎昌的“为官之道”。
在就任实业部长前,吴鼎昌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声明辞去《大公报》社社长的职务,仍保留董事头衔。从此,他不大过问《大公报》的事务。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公元1937年)7月吴鼎昌兼任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主持京沪企业的内迁工作。11月吴鼎昌转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副主任,12月兼任贵州全省保安司令,并参加国民党。这时,他就彻底摆脱了无党无派的身份。
吴鼎昌在主黔期间,一直提倡卫生、教育。从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公元1938年)起,吴鼎昌就致力于加强卫生行政机构,充实卫生设备。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公元1938年)4月在吴鼎昌的主持下,设立了一个卫生委员会,主持全省的卫生行政。从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公元1938年)4月到年终,用于卫生设施的费用为四十万元,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公元1939年)度卫生经费为七十万元,这在财力不充裕的贵州,算是比较多的。到民国三十一年壬午(公元1942年)底,全省八十四个县普遍成立了卫生院、卫生所。在中等教育方面,吴鼎昌从检定和训练合格师资入手。此外,鉴于交通不便,政府耳目难用,所以在教育厅设了三十个视导员,时常视察各校,督导改进。吸食鸦片是当时贵州的一个大问题。在军阀割据时,各县都种鸦片烟,因而贵州人吸食鸦片也很普遍。吴鼎昌到任后,首先下令从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公元1938年)10月起,在本省产烟最多的黔西等二十二个县断然禁种,制订了禁种鸦片后农业生产抵补办法大纲,通令施行。吴还指定民政厅第三科专管禁烟事务。
民国三十四年乙酉(公元1945年)1月吴鼎昌从贵州到重庆,担任民国政府文官长,成了蒋中正的重要幕僚之一。民国三十四年乙酉(公元1945年)9月吴鼎昌一度兼任国民党中央统计局秘书长。民国三十五年丙戌(公元1946年)8月任南京政府制宪“国大”筹备委员会委员。民国三十七年戊子(公元1948年)4月“国民大会”选举蒋中正为“总统”,吴鼎昌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这时,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很猛,蒋中正已经溃败得不成样子,大势已去。当时《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问吴鼎昌:“你为什么还担任那个秘书长?”吴对王说了老实话:“这时候我不敢辞职,蒋中正一翻脸,可以把我的财产统统扣留。”他还说:“我已经上了蒋中正的贼船,就不能轻易下去了。”他又继续干了一段秘书长的差事。
民国三十七年戊子(公元1948年)12月28日吴鼎昌为了不牵连《大公报》社,就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声明从民国三十八年己丑(公元1949年)元旦起辞去《大公报》董事。这是他善后布置的第一步。
民国三十八年己丑(公元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蒋中正被迫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吴鼎昌便顺理成章地辞去了“总统府秘书长”的职务,开始料理自己的财产,把应该转移的钱都汇寄到国外去了。这是他善后布置的第二步。等到蒋中正准备南逃时,吴鼎昌背着人民判决的第十七名头等战犯的罪名,避居香港,未去台湾省。
民国三十八年己丑(公元1949年)2月王芸生在香港候船北上,《大公报》香港版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言论上有利地配合解放大军南进,拥护解放全中国。这时,吴鼎昌也在香港,却对一切都保持沉默,不轻易表态。有一天,吴鼎昌约王芸生到吴府见面,起先王芸生估计他会对《大公报》香港版的态度不满意,结果他只谈了时事,对《大公报》只字未提。此后,《大公报》港馆经理费彝民、编辑主任李侠文曾在浅水湾邂逅吴鼎昌,吴鼎昌甚至很赞同《大公报》香港版的言论:“你们可以这样做”。此时,吴鼎昌的好友周作民、周诒春已返回大陆,据说吴鼎昌也有北归的想法。
1950年庚寅8月22日吴鼎昌患肠癌,死在医院手术台上,终年六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