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起事件一过，吴佩孚的名望更是风生水起扶摇直上。其以“外争主权，内除大奸”为主旋律的通电，因为顺应舆情而博得各大报纸一致好评。“当时报端，几无日不有吴氏之通电，且语语爱国，字字为民。故吴氏之大名，遂无人不知”，“赤诚爱国”、“大义昭然”之誉纷至沓来，吴氏还被奉为“革命将军”、“救时伟人”。民国以来，还没有哪个北洋将领能像他这样深孚民望呢。而且更令人称道的是，吴佩孚通电一出，其主张很快风行全国。这几起事件，又都因他的助推而朝着他呼吁的民意方向发展。这种情形经过报纸的鼓吹立马烘托出吴佩孚“政治明星”式的魅力与光芒。吴佩孚俨然成了这一时期名震全国的意见领袖。大总统徐世昌曾叮嘱手下人：一定要注意和考虑吴佩孚的态度。

说吴佩孚的爱国通电不存在任何派系私图，也绝不可信。然而他一旦成为众望所归的“意见领袖”，再加运筹得当，也就有了呼风唤雨四两拨千斤的能量。舆论也是战场，通电也是枪炮。1920年直皖大战，直系能以吴佩孚一军的力量战胜段祺瑞的九万之众，应该说吴佩孚此前积累的名望和民心起了关键作用。不独如此，由于吴佩孚掌握了舆论利器，“自是北方每一政治问题发生，必为吴氏所左右，中间倒张敬尧，击败安福系，赶走王占元，击破奉军，乃至免冯玉祥，左驰右突，靡不如意”。

写作之奇，杂文笔法

北洋政要中动辄通电者不计其数，但引来喝彩的寥寥无几，吴佩孚却是其中的佼佼者。通电作为公文，常用骈俪体写就，吴佩孚却融以杂文笔法，或怒骂，或嬉笑，由是别创一格，新奇之至，为人竞相传诵。

吴佩孚有一封痛斥段祺瑞更换豫督的通电，堪称是怒骂之作。1920年2月吴佩孚从湖南撤防北归，段祺瑞为截断其北归之路，强迫内阁总理靳云鹏撤换河南督军赵倜，派段系吴光新接任。吴光新部时已开赴信阳，却一路烧杀抢掠，激起强烈民变。豫省人民“一息尚存，誓难忍受”，强烈反对更换督军。对段氏作法，吴佩孚愤慨地发出通电：

疆吏非一家之私产，政权非一系之营业。安福跳梁，政纲解纽，穷凶极恶，罄竹难书，稍有血气，咸不欲与共戴天。……吴光新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何又得陇望蜀！似此野心勃勃，不夺不餍。法纪荡然，人人自危。……政府近年来举措设施，无一不违反民意，全国所痛绝者则保障之，全国所景慕者则排挤之。顺我者存，逆我者亡。举满清所不敢为、项城所不肯为者，而政府悍然为之！曾亦思武力权威，较满清、项城为何如？全国之大，能否为一系所盘据；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恳我总统、总理勿为安福所利用，立饬吴光新军队仍回原防，并宣示决不轻易赵督，以弭战祸！

吴佩孚怒发冲冠，大骂安福系穷凶极恶一手遮天，动情之处，词若江河，滚滚而下，如山崩峡流，酣畅淋漓。赵倜部读罢无不“传诵欲泣”。不同于其他军阀政客的通电通常由文士幕僚操刀，吴佩孚的通电多是自己主笔，所以有他自己的感情与性情。他通常是在怒不可遏时，任情感自由宣泄，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于是怒骂之作，文气驰骋。民国时期通电文字最初都是言简意赅的，饶汉祥以骈文笔法写通电，被幕僚文士大量模仿，以致通电的骈俪风格越来越浓，长篇累牍，骈四俪六，铺陈用典，辞藻斐然。但过多的辞藻典故有时会淹没攻击的力量，通篇的四六句式也会截断文气的流畅。吴佩孚的通电吸收了骈文之长，又不囿于骈文句式限制，在古典四六对仗和韵律中，开创性地融入现代散体杂文句法，间以排比、比拟、反问等修辞手段，不仅增强了通电的磅礴气势，也增加了骈文的叙事力量。尤其是“全国之大，能否为一系所盘据；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以三个排比抨击段祺瑞和安福系，又准又稳又狠，令人拍案叫绝。

直皖大战开战之时，吴佩孚讨伐段祺瑞的通电同样是从容挥毫愤慨淋漓：

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大逆不赦，中外所闻，斯而可忍，人心尽死。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

吴佩孚的高明还在于，他常于通电结尾，将自己的行为提升到为国为民的高度，诸如“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之类。这不仅刻画出他“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的“侠之大者”形象，还在他与普通民众之间确立了一种彼此照应、荣辱与共的生态关系，一旦同仇敌忾的反段情绪被引燃，他的诉求也就成了一种被广为认同的共识性表达。这对吴佩孚来说是无往不利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