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文明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也是不应逃避的。那是神的力量。
在这里,这些历史事件,所打上的文化烙印,就是“礼”。
礼,在实质上,就是“样子”,是形式上的东西,“面子”上的东西,周礼上说,威仪三千、礼仪八百(可见,实际上在周文化中,对威仪的重视程度比对礼仪高好几倍)。礼是一种谦让的“样子”与“形式”,对礼的重视,就是对形式对面子的重视。这种中原文化,经过寿梦与季札的行为,在吴地深入与放大,因为深入与放大,从而成为吴地的文化特色之一,比中原文化更讲究“形式”与“面子”。,更讲究“象征”,更讲究象征性与象征意义---比如季子的挂剑,比如吴王阖闾之女的因为与她的父王吃的一条鱼的缘故而自杀身亡,无不是在讲究象征意义。中原人嘲笑楚人是沐猴而冠---弥猴戴个帽子,如此模仿先进文明,却不想放弃自己的本性与习惯,实际上吴地人是沐猴学礼---为学习文明,可以洗心革面,移风易俗,哪怕在名义上、在行为中,丢弃亲身切实的见解。就象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学礼节学法术。而夫差争霸中所产生的一个成语“如火如荼”,则完全表现出做足了面子的状态,完全是靠面子来办了一件有些面子的事。可谓把面子做到了极致,如同纳粹的宣传行为与形式,纳粹把群体的行动与表象做到了极致,至今还有人欣赏纳粹的军装与军礼,以及纳粹在街头广场操练的帅气场景。另外,宋襄公不重伤不二毛的“仁义之师”在那个时代得到广泛褒扬,对于仰慕先进文明的落后地区来说,其影响不可忽视。
当然,贤士季札也为吴国争足了面子。季札15岁时,他的父亲吴王寿梦去世,吴王寿梦希望年少的季札能够成为一个国王,季札立即表示不从。季札30岁时被他那刚刚即位的二哥余祭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季札33岁时(这时孔子才9岁)到鲁国访问,观摩周乐,在一通“美哉、广哉、泱泱乎、荡荡乎、沨沨乎、熙熙乎”之后,挂剑于徐国,得到中原诸国贤士广泛欣赏,广大中原人士甚至因为吴国有了季札才承认吴国是个国家而不是一群野蛮的乌合之众。季札在50岁时被他的侄子吴王僚(季札三哥余昧的儿子)封于州来(今安徽淮南的凤台县,淮河中段,淮北平原南缘,后来历史上的“八公山下,草木皆兵”的“淝水之战”古战场)。季札62岁时,他的侄子王僚被他的另一个侄子公子光刺杀,季札在发表“哀死事生”的言词之后,离开吴国国都,过起隐居的生活。据说其隐居的地点是在江苏镇江丹阳的九里村。季札在越军第二次攻陷姑苏之前的两年去世,享年93岁。他目睹了几代吴王的生生死死,目睹了王僚庆忌父子的被刺、伍子胥的如愿、阖闾的破楚、夫差的反击、勾践的被俘与被释、艾陵的血腥、渑池的争霸、甚至还目睹了越王的阴谋孽迹,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能打动他,都不能使他走出隐居的茅屋,让他挑起国家的重担。做为王公贵族的季子,他的事迹对当时的吴国民众精神影响,也是深远的,季子隐居之后,吴国国势蒸蒸日上、吴国地盘不断扩大,同时由于吴国崛起迅猛,不可避免地造成积怨过深,但这些怨气,是不会落到早早离开吴国统治层的贤士季札的身上。季札淡雅而博学的风格,也受到后人(包括孔子)尤其是统治阶层的高度赞赏,所以吴氏后人常把季子做为他们的先祖。
季札的三个哥哥轻死任侠(为成就他人而冒死拼命)的行为,吴国的这些国王们对生与死的态度,同样影响着吴地热血人士的精神,如伍子胥在河边遇到的吴国烈女,如吴地的一些人成为刺客的典范,这些刺客又进一步影响着早期吴地的人们,使众多的吴地之人成为敢死的战士,这些人的精神状态的形成,可以说与连续三个吴国国王轻死任侠的举动不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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