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修四版《培田吴氏族谱》序

        慎终追远，寻根溯源，思宗念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谱、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一部族谱就是一部人文史。我于千禧年之际，因工作机缘把培田开发成旅游区，在工作过程中，曾主编《培田：辉煌的客家庄园》一书，因而详阅了七修三版的《培田吴氏族谱》，其文化内容之丰富，文笔之精萃实属罕见。在培田古民居国际研讨会上，中外专家学者也誉之为“堪称国宝”。对于这部历史文化博大精深的族谱，我本人对它是倍感亲切而且倍加推崇的，并且以“五大现象”对它进行了综合的研究，提出一些初浅的看法，促成别人也促使自己去领略培田先祖高超的智慧和精妙的人文理念。

        一、培田的社会现象：政治、经济、文化是构成社会的三大主题。在封建社会，培田先祖采取以宗族自治为主的社会管理方式并不奇怪，但他们在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持的精神和理念却让人惊叹不已。在政治上，他们坦然把仕途与为官视为奋发进取的目标。可以这么说，培田的辉煌在很大程度上就包括了其闪亮的政治色彩，旌表昂立的都间府、大夫第、务本堂，显赫一时的官宦吴石泉、吴廷富、吴在思、吴国相、吴光宠、吴孝林、吴茂林、吴震涛、吴拔祯等，在今天是一道色彩朦胧的课题，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十分现实的荣耀。这种政治荣誉不仅局限在其本人，更重要的则是本族、本乡乃至更广的范围，都产生了政治能力所能波及的效益。用自身的政治影响为家乡、为宗族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是培田先祖的一种基本理念。正是这种理念使然，培田才有五爪真龙的旌表，慈禧所赐的府第，纪晓岚所题的名匾等珍贵的人文景观。另外，培田在康熙年间建立一座宽达6900平方米而且具备各种设施，可用以接待过往官员的“官厅”，这对于政治上的信息和机遇，显然是可以起到重大作用的，同时又可扩大培田的影响和稳固培田的政治地位。在经济上，他们利用培田处于汀（州）连（城）以至汀杭、汀龙漳官道上的优越地理条件，并倚仗培田的政治地位，大力发展封建经济贸易市场，在“耕读为本”的基础上极大地推动了培田经济的发展，清代的邮政部官员项朝钦就用“庭中兰蕙秀，户外市尘嚣”的词句描述了这种发达的经济景象。在这里，关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是非常明了的，对于受尽逃亡耻辱与苦难的客家人来说，为了争取新的辉煌景象同时抛弃苦难的记忆，是不可能满足于单纯的政治优势的，对于这种可以显耀其精神与理念的经济问题，培田先祖绝不可能漠然视之，而是积极创造各种有利于培田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来达到目的，充分地把经济基础视为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坚强后盾，所以，在“仕、农、工、商”等级极为明显的封建社会，大凡在培田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员和事业，都不至于被传统的封建意识所排挤，而且受到保护与表彰。如吴昌同、吴五亭即是从发展经济起步，最后因子侄仕途通达被诰封为四品昭武大夫。这样，我们就可以较有把握地得出一个结论：培田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培田先祖优待商人和商业的先进理念是分不开的。文化方面，培田先祖紧紧抓住客家人在逃亡路上失去亲人与家园从而形成对“木本水源”十分讲究的心理，再提出“求神不如拜祖”的理念，从而很好地继承并发扬了中原文化，最后形成客家文化，并且为宗族自治的社会管理方式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与此同时，他们还意识到客旅路上不可避免的环境影响，以及发展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因此他们也顺时势建了“般若堂”（般若，佛语，梵言所译，为佛理最高境界的意思）、“关爷庙”、“天后宫”、“酬恩寺”、“大和山道堂”等寺观。一定程度上尊崇佛教、道教与儒家思想，以求培田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而人的本身作为社会的主体，培田先祖更加重视对人的管理，他们很清楚，客家精神和理念的彰显，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达，其最主要的主体因素就是人的本身。因此，他们制订了奇特而实用的家训、家法和族规，对老人、青年、幼儿、妇女乃至失足青年都有非常明了的言行制约和导向功能。据吴氏族谱记载，明清时期培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达到空前鼎盛，培田成为江南赫赫有名的客家富庄。在百业兴盛的培田，也开了不少赌庄，但如果有人劝告不果超赌三天，则要受到族规的惩罚。让人惊叹的是，作为封建社会而且经济发达的培田，有可谈风月的“容膝居”，这是培田先祖对社会文化的真知灼见。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即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是完全可以避开污秽文化的介入的，综上所述，当时仅有500多人口的小小培田村，事实上已在有意无意和有形无形中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体系，不管是村落的宗族内部，抑或是与外界的关系，培田都不是以单体的形式存在，而是以一个小社会的形态存在于一个庞大的封建社会之中，这在无数客家村落是非常特殊的。

        二、培田的建筑现象：面对培田九厅十八井的辉煌建筑，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客家人逃亡路上有如原始人类奔波的种种苦难，有了这种对比强烈的思想，便不难理解客家人在建筑方面所表达的理念。事实上，客家人虽然经历过生死逃亡，最终在南方群山中终止踉跄的脚步，自食其力地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他们对此永远不会满足，相反的是，他们不但要把逃亡路上所丢失的一切物质与精神重新建立起来，而且要通过在苦难中产生的坚强、团结、互助的客家精神去创造新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最后在这种地位和实力的作用下，建立种种新的辉煌用以忘却逃亡路上经历的种种耻辱。所以，不仅仅是培田，在所有的客家地区，客家人对于住宅的构建都显得十分注重，正如阮仪三、路秉杰、戴志坚等专家所说的那样，对于村落选址、水口布局、房屋结构、占地面积、风格理念等等，都要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因此客家围屋、客家土楼和九厅十八井成为“三大客家建筑奇葩”。培田古建筑更为突出的特点是，它十分讲究住宅风水、规划、适用和艺术，把建筑所需的精美性及整体性都进行了慎密的考虑。我们可以看到，培田的九厅十八井建筑形式，其理念是近乎和平的状态下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休闲和生养。如果没有强硬的政治与经济实力，这种效果显然是不会出现的。九厅十八井建筑没有围墙，没有炮眼，到处是让人赏心悦目的宇坪、照墙、鱼池、花圃，这与外御为特色的客家土楼及内闭为主要特征的围屋截然不同，尽管客家人都有刻意重新构建辉煌家园的欲望，但要达到培田客家人如此轻松如此不经意的状态，而且又能通过建筑的角度表达出内心追求，却是一种望莫能及的如禅境界。另外，培田民居厅高堂阔，最大的达到6900平方米，宴请近百桌席可以足不出户，具有典型的聚族而居习性，便又从另一层面上表现了客家人团结、奋进的精神。可以想象，在这样豪华舒适的建筑里，客家人欢聚一堂共商族事的景象是多么壮观和幸福。对于祖祠，培田先祖则在“求神不如拜祖”的理念下，把祖祠建得富丽堂皇，尤其注重门庐结构，即所谓的“三分厅堂七分门庐”之说，外人一看建筑外形便知是祖祠风格。戴志坚教授对培田的祖祠建筑作过详细的介绍和分析，我得到的启示是，培田对祖宗的敬重不但留存在内心，而且还要向外界宣扬，意在渴求天下子孙都不能忘却先祖的泽润。

        三、培田的教育现象：总的来看，培田的古代教育是传统的，即书院形式，文化研习，科举为官。培田书院之“多”之“早”之“严”，是培田书院教育的主要特色。明清时期，培田按房族为单位先后总共建有19个书院（或学馆），达到“五户一祖祠、十户一书院”的境地。培田先祖在明代弘治元年就创办的“石头丘草堂”，虽然每年仅有学生三、五个，十多年下来却培养了不少秀才与官吏，成为汀南一带的“入孔门墙第一家”。之后又陆续创办了其他书院以至在省垣建吴氏试馆，设立奖学制度，遍请名师，严以教育，终使培田成为闻名的教育之乡，文墨之乡，有许多尊师重教的典故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在严师执教下，明清时期培养出国学生、秀才、贡生、举人、进士等238人，其中23人步入仕途，5人官至五品以上。光绪32年（1906年）南山书院改为长汀县第一所新式两等小学以后，更是人才辈出，出现了留日学生1人，留法学生3人，黄埔军校学生4人。由此可见，传统的书院教育对培田的辉煌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