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锐的社会矛盾，国人忍无可忍，于是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国人”是指居住在城中的人，这些人以平民为主，他们多数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在周代，所营筑的城邑通常有两层城墙，从内到外分别为城和郭，城内称“国人”，城外的称“野人”或者“鄙人”。由于贵族内部的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失势的贵族和贫困的士阶层，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也在城中与一般平民杂处，成为“国人”的组成部分。另外，在“国人”中还有百工、商贾等工商业者以及社会的下层群众。
公元前841年的一天，都城四郊的“国人”自发地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从四面八方扑向王宫，向厉王讨要说法。听到由远而近的呼喊声，厉王赶忙下令调兵遣将。臣下回答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平民，平民就是兵，兵就是平民。现在平民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厉王这才知道大祸临头，匆忙带着宫眷逃出都城，沿着渭水河岸，日夜不停地逃到彘（今山西霍州市），筑室居住了下来。
在大臣周公、召公的极力劝解下，集结到王宫中的“国人”才渐渐散去，暴动暂时平息。根据贵族们的推举，周公、召公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公卿大臣共同商议，这种政体称为共和。在历史上，这一年被称为“共和元年”。由于《史记》一书于“共和元年”开始记年记事，因此“国人暴动”、厉王被逐、“共和行政”建立的这一年，就被视为中国历史有确切年代记载的开始。“国人暴动”有力地打击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动摇了周天子的地位。从此，西周很快地衰落了下去，逐步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
厉王逃到彘后，派臣子凡伯返回都城镐京打探消息。凡伯、周公、召公等商议，准备迎接厉王复位。但是民愤难消，他们坚决不允许他回来。民意难违，周公、召公被迫打消了这个念头。凡伯回到彘向厉王奏明了情况，无可奈何的厉王只好在彘定居下来，凄凉地度过了最后的14年，病死了。
宣王中兴
姬静，厉王在位时被立为太子。“国人暴动”时，他闻声逃入召公府宅避难。“国人”发现之后，赶来包围了召公的府宅，要求召公把太子交出来。召公极力劝说“国人”，让他们饶恕太子，却没有成功。愤怒的“国人”拥入府中，开始搜捕太子。召公赶入内室，命令他自己的儿子与太子对调了衣服，忍痛将儿子推出去交给了“国人”。并没有见过真太子的“国人”，看到身穿太子装扮的人，不辨真假，涌上来一阵儿拳打脚踢。不一会儿，“假太子”气绝身亡后，“国人”才纷纷离去。姬静就一直冒充召公的儿子隐藏了下来。14年后，即厉王病死在彘后，周公、召公利用迷信平服了民怒，扶姬静继位，是为宣王。
“国人暴动”和周厉王的下场，宣王都看在眼中，记在心中，所以在继位初期，他虚心谨慎，勤理国政。政治上，他广开言路，有事就同臣下商议，比如当时铸的一件铜器“毛公鼎”上就记载着凡是他发出的政令，必须有毛公的签字才有效；他又整顿吏治，三令五申各级官吏，不准他们贪财、酗酒、欺压百姓。经济上，他取消了厉王的“专利”政策，放宽对山林川泽的控制；他还将公田分给奴隶耕种。军事上，为了解除自西周中期以来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内犯的威胁，也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他命令尹吉甫、南仲等大臣统兵，击退了西北一些少数民族的进攻，征伐东方的徐戎、南方的楚和西方的戎；他还效法武王、成王，将弟弟友封于郑，将舅舅申伯封于谢，以拱卫王室。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内外矛盾，繁荣了社会经济，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史学家称这个时期为“宣王中兴”。事实上，在中兴的表面下，西周的各种社会矛盾仍在继续发展，有的诸侯已经不肯出力拱卫王室，有的甚至蓄谋叛乱。当时的铜器“禹鼎”记载说，原来臣属于周朝的噩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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