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讴恩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本宜上疏于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礼，不敢轻渎圣聪，乞王转奏。《清世祖实录》，卷4，13~14页。
我们从这封书信中，应当注意的是：在1644年吴三桂曾做过第二次选择，就是联合清朝消灭农民军，恢复明朝的统治。不管后来人分析说他是故作姿态，还是作为讨价还价的条件，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清军毕竟没有兵临城下，如果吴三桂不主动请兵，清军会绕过山海关长城，而从蒙古地区进入关内，清军的行军路线原本如此。从大顺军同明军周遇吉部于代州和宁武关发生的两次激战来看，要战胜吴三桂也绝非易事。故吴三桂在信中着重说明联合消灭农民军的条件“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诱以“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宣传明朝各地义兵“羽檄交驰”，“密如星布”，有能力像历史上晋文公、光武帝那样中兴国家，而声称他本人遵循“春秋”之义，“交不越境”，与清朝没任何联系，因而完全不存在投降的打算。以前皇太极两次致书吴三桂，吴都没有给予答复，也是事实。
清军统帅多尔衮从吴三桂来信中意识到战场形势发生了非常有利于清朝方面的变化，立即命令清军改变原定行军计划，向山海关方向前进。而多尔衮在回信中，毫不理会吴三桂的借兵之说，明确要求吴三桂率众来归，以“晋为藩王”作报答。吴三桂得报，再次派郭云龙致书多尔衮，仍坚持借兵的立场。
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实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犹其小也。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贼亲率党羽，蚁聚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从可知矣。今三桂已悉简精锐，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安民，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清世祖实录》，卷4，15~16页。
吴三桂同多尔衮一样，没有理会对手的要求，只希望清军快速赶到，使两方的关系蒙上迷雾，莫知根底，进入一个十分微妙的阶段。多尔衮和阿济格、多铎都很敏感，对吴三桂的行动疑窦丛生，认为：“岂三桂知我南来，故设此诱耶？且吾尝三围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过人者。今统大众亲至，志不在小，得毋乘战胜精甲，有窥辽之意乎？”《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请兵始末”。清军遂顿兵不进，驻营于欢喜岭，高张旗帜，休息士卒。随军的朝鲜人记载，由于摸不清吴三桂的真实意图，“清兵披甲戒严，夜半移阵，骈阗之声，四面沓至，关上炮声，夜深不止”。形势十分紧张，“其危怖之状有不可言”《沈馆录》，卷7，13页。
吴三桂为形势所迫，投降清朝。吴三桂知清兵来到关前，急派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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