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矣。’‘吾父无恙乎？’曰：‘拘絷矣。’三桂沉吟久之，厉声曰：‘我那人亦无恙乎？’那人者，爱姬陈圆圆也。三桂以千金得之某戚家，以边事急，留之京师，为伪权将军刘宗敏所得。奴不能隐，曰：‘籍之矣。’三桂抵几于地，须髯奋张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以生为！’叱左右斩来使。”
刘健《庭闻录》和清朝所编纂的史书大都突出强调陈圆圆对吴三桂起兵反对李自成的绝对作用。然而康熙年间或更早一些的记载却根本没有提到陈圆圆一事，而把主要原因归结于吴襄被掠。请看《流寇志》记载：
（吴三桂）至永平，遇父襄苍头与一姬连骑东奔，惊问之，而襄姬与苍头通，乘乱窃而逃，诡对三桂曰：“老将军被收，一门皆为卤，独与姬得脱，东归报将军，将军速为计。”三桂乃翻然走山海，拥兵自守，使人乞师，共击贼也。
就是说，是吴襄的仆人报告了吴家被抄家的情况促使吴三桂决裂李自成的。
《明季北略》作者叙述吴三桂请兵始末曰：“自成入京，刘宗敏系吴襄，索沅不得，拷掠酷甚。三桂闻之，益募兵七千。三月二十七日，将自成守边兵二万尽行砍杀，止余三十二人，贼将负重伤逃归，三桂遂居山海关。”该书成于清康熙十年（1670年），此时吴三桂尚未叛清，记载此事较为客观，而其中说是刘宗敏没得到陈圆圆，对吴襄严刑拷打，是吴三桂与李自成反目的原因。
现存上海图书馆的一份清顺治元年（1644年）的塘报恐怕最接近史实真相，今引之如下：
为塘报事，据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报称：闯贼于三月（下残损四五字），三桂差人进北京打探老总兵、圣上消息。有闯贼在北京捉拿勋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银，将吴总兵父吴襄囗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吴襄打发旗鼓傅海山，将京中一应大事，一一诉禀，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发竖，言君父之仇，必以死报。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中华书局，1959。
综合上述所有记载，不难看出，是李自成在北京城的种种失误把吴三桂逼向了其对立面。吴三桂长期守卫边关，和大顺政权没有什么接触，他虽然决定投降李自成，但肯定要派人进北京了解情况的，了解的结果竟是大批官员被拷掠追赃，连自己的父亲也被拷打到快要死了的地步，证明投靠大顺政权根本不可能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前往北京城无疑是自投罗网。吴三桂和许多部下在关外都是有“数百金庄田”《小腆纪年附考》上册，62页。的大地主，现在他们的主帅吴三桂连自己的父亲性命和家产都保不住，就更谈不上保护他们在关外的土地财产了，所以吴三桂振臂一呼，群起响应，立即回军占领了山海关。
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从大顺军手中夺回山海关后，下令收拢关外宁远、沙后所等地汉民速移山海关内各州县驻扎，准备抵抗大顺军。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说，四月初四，李自成听到唐通报告吴三桂占领山海关的消息，即下令释放吴襄，“宥而晏之”，令吴襄写信招降吴三桂。“吴襄书达三桂，并不言被夹，而赍书人误传已夹，三桂大痛愤，以道里日期计襄必死矣。”于是回书拒绝。四月十三日，李自成偕刘宗敏等将领率大顺军20万东征吴三桂。吴三桂估计自己的实力不是大顺军的对手，派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携书信向清朝求援。四月十五日，他们在翁后地区遇到了清军，递交了吴三桂的求援信，信上说：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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