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吴氏长沙国第一位国主长沙文王吴芮（公元前241(?)～公元前201年），秦浮梁瑶里人，秦时为番君；前206年“及项羽相王” [ 1]被封为衡山王；前202年，西汉建立时徙封为长沙王，始立长沙国，《水经注•湘水》载“汉高祖五年，以封吴芮为长沙王，是城即芮筑也”。[ 2]吴氏长沙国共传五世：文王芮、成王臣、哀王回、共王若、靖王著（差）,凡四十六年。

《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载“汉兴，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刘姓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 3]刘邦当初为了击败项羽，不得已分封了韩信、英布、彭越等七个异姓诸侯王，灭项羽之后，拥兵自重的异姓诸侯王又成了威胁中央统治的地方割据势力，故自刘邦称帝后就陆续将其中六个一一剪除。吴氏长沙国不但没被剪除，刘邦反而称“长沙王忠，其定著令”。 [ 4]长沙王不但是异姓诸侯王中唯一的幸存者，而且还延续了五代，于文帝的最后一年才因无嗣而国除，这一历史事件是值得我们深究的。

关于汉初吴氏长沙国独存的原因，总结历来学者的观点有三：一是长沙国地小势弱, 对汉政府不会构成威胁；二是长沙王忠于汉政府; 三是长沙国与南越接壤, 可以作为汉政府与南越之缓冲。这三点原因从不同方面指出长沙国得以独存的原因，但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值得探讨。

一、长沙国与汉政府的政治盟友关系与妥协

刘邦曾问:“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大臣高起、王陵回答:“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忌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 5]就是因为刘邦能够命人攻打城池占领地盘，战胜所得，舍得奖赏给将领，吴芮才会助刘邦攻项羽，所以项羽败亡后，吴芮归汉。吴芮凭自己占据的地盘和在战争中的功劳，与韩信等人上表称臣，拥戴刘邦为帝，上书表曰：“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信大王陛下：先时，秦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胜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6]刘邦为谢吴芮，甫登帝位，就颁布诏书嘉奖：“故衡山王吴芮，从百粤之兵，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 7]由此，刘邦受各诸侯王拥戴，吴芮也从汉天下分得一杯羹。

楚汉战争中，刘邦已经陆续分封了数人为王，但这是为了击败项羽，不得已而为之，比如韩信平齐地后意欲做齐王，发书与刘邦，“汉王大怨，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 [ 8]经张良、陈平劝说“汉方不利，宁能禁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受。不然，变更”，[ 9]刘邦才顿悟“遣张良立信为齐王”。[10]鲁降汉后，汉军“驰入齐王壁，夺其军”，[ 11]刘邦称帝后又徙齐王为楚王，表明了对异姓王的不放心。周长山著《对郡县制度若干问题的考察》中称“刘邦复封建的背后，则包含着涉及权利和利益分配的问题” ，[12]也就是说刘邦在灭项羽的过程中，分封诸王是形势所迫，也是利益所趋，所以刘邦称帝后还是正式剖符分封异姓功臣七人为诸侯王。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称“这些人拥兵自重，所谓分封不过是对现实割据局面的承认而已”。[13]所以消灭项羽之后，这些拥兵自重的异姓诸侯王就成了汉政府尾大不掉的忧患了，刘邦称帝不久就采取各种办法陆续剪灭他们，先后将其中六个消灭。燕王卢绾曾对其幸臣说：“非刘氏而王者，独我与长沙王耳”，[14]其中包含着自己和长沙王将步韩信、彭越后尘的隐忧。

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高祖，绾壮，学书，又相爱也”，后来刘邦东击项羽时，卢绾“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食饮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如绾者”，初立诸侯时“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15]可见卢绾与刘邦关系相当亲密，受到的奖赏也无人能及。但是待到陈豨的降将称“燕王绾使范齐通谋豨所”，高祖立马派使者召卢绾，就开始怀疑起卢绾有叛乱之心了，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卢绾逃往匈奴，被匈奴封为东胡卢王。其实何止是诸侯王受到刘邦猜忌，朝中开国功臣也不能得到刘邦的完全信任。他对萧何的态度就是明证，刘邦至少有三次怀疑萧何谋叛，《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中记载刘邦“数使使劳苦”萧何、“使使拜丞相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 、“数使使相国何为 ” 等一系列行为表明了对萧何的不放心，萧何采用子弟从军为质、“悉以家财佐军”、买田宅“以自污”等方法才释疑。[16]在剪除卢绾叛乱之后，异姓王中只余长沙王。这样，《中国政治史》称“刘邦分封的八个异姓诸侯王中，只有远在南方、势力最弱的长沙王吴芮作为汉与南越的缓冲地带被保存下来” 。[17] 虽然异姓诸侯王的接连反叛，也使刘邦对异姓王的疑心更重，但刘邦终究没有在长沙王身上实现白马盟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 [16]的誓言。

吴芮被封为长沙王之后，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泽被子孙，没想到却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根据《吴氏宗谱》记载吴芮是吴王夫差后人，吴芮本应封为吴王，但汉朝建立后“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 [18]不给他“吴王”的称号。刘邦还曾试探性地问吴芮：“吴，古之建国也。昔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后。朕欲复立吴王，其议可者”。吴芮说“沛侯濞重厚，请立为吴王”。[20]吴芮提议让刘邦的侄子刘濞去做吴王，说明吴芮能够洞察刘邦之意，表明自己并无做吴王之心，以此消解刘邦对自己的猜忌之心。

长沙王吴芮及历代继任者一直“忠”于汉室也是吴氏长沙国得以幸存并始终得到西汉王朝信任的关键。刘邦起初为击败项羽，称帝后封异姓王七人，而在异姓王中功劳大势力强的如韩信、英布、彭越等，后来都因叛乱罪被除，唯独吴芮没参加反叛，对汉室始终奉命惟谨。诱杀英布是典型的例子。英布反汉后，一路所向披靡。于是，刘邦不得已带病率军亲征，大败英布。“（高帝）破布军。布走度淮，数止战，不利，与百馀人走江南。布旧与番君婚，故长沙哀王使人诱布，伪与俱亡走越，布信而随至番阳。番阳人杀布兹乡，遂灭之”。 [21]可以说，英布是死在对姻亲吴臣的信任上，这样长沙国算是站对了位置，选择大义灭亲、忠于汉室。《关于吴芮长沙国史实考察》称“继起的成王臣，《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曾记其高帝五年‘来朝’；共王右(《汉书》 作若) ,高后三年‘来朝’；靖王著( 《汉书》作产) 八年、二十年、二十一年,曾三次‘来朝’,其中,以成王臣诱杀英布, 共王右力拒南越, 有功于汉室, 最为突出”，[20]也说明了长沙国历任国主对汉中央政府的臣服态度和忠心表现。这样，即使刘邦及其继任汉帝想除掉长沙王，也找不到合适的借口。便以“长沙王忠，其定著令” [22]来称表长沙王，意思是刘邦诛杀异姓王后曾与天下相约，非刘氏不得为王，现因长沙王忠，特保留这个王位。这项决定，以制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对外可彰显刘邦的宽厚仁义，对内亦是对长沙王的政治回报。故《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能言：“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以无嗣绝，庆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甲令而称忠也！” [23]

二、长沙国的国相监察制度，特别是利仓的作用

长沙国第一任国相为吴芮的次子吴程，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任命利仓代吴程做长沙国丞相（历吴臣、吴回两代，共17年），吴程转任柱国。[24]刘邦任命利仓为长沙国丞相，是为了加强对长沙国的监控，客观上却对为长沙国的独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汉初诸侯王国的行政机构基本上和中央相同，除太傅和丞相由中央任命外，自御史大夫以下的各级官吏，都由诸侯王任命，诸侯王还有军权、财权，政治上处于半独立的地位。《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载:“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盖缓，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抬国民，中尉掌武职，垂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25]故严耕望著《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参看《贾谊新书等齐篇》解释之“是则诸王即直接统治国政，而其朝廷规制自公卿以下百官亦与汉朝不异，汉朝惟为置丞相，余自御史大夫以下皆由国王自由任命之，其行政权可谓极重极专”，[26]《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又称“（汉初异姓诸侯王）除张耳外，皆各拥有一支独立武装部队，加之各国行政自主，统郡县，如汉朝，而汉室亦不能制。” [27]可见诸侯王“外托君臣之名，内有敌国之实”。[25]说明诸侯王对中央政府的统治威胁之大。所以刘邦称帝不久，设太傅、丞相以监督诸侯王行为。一般来说，丞相与太傅偏向中央，对抗诸侯王，可能与中央任命有关。太傅，秩二千石，为皇帝代诸侯王所置，是辅匡诸侯王的师傅,如长沙王太傅贾谊。遇诸侯王不法，得谏诤或举奏于朝。丞相，秩二千石，汉初置时称“相国”，惠帝时称“丞相”，景帝时又称“相”。为天子代置，是国中最高行政长官，不仅有谏诤或举奏之责，而且有处理政事“总纲纪”“统众官”，甚至有典兵之权。[28]另据《汉书》卷三十八《高五王传》记载，当时有所谓“左官、附益、阿党” 之法，诸侯有罪，丞相与太傅不奏，就是阿党，就是违法，要追究责任。[29]利仓、贾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任命的，履行匡辅诸侯王行为的职责。所以刘邦早于高祖七年任命利仓为长沙国丞相，对长沙国加以监控。

利仓为楚人，对长沙国的情况比较熟悉。[30]担任吴氏长沙国丞相，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同时，利仓曾对汉有功。刘邦与项羽决战之时，利仓离开项羽，投降刘邦，助刘邦击败项羽。利仓为长沙国丞相在正史中没有详细记载，但在《史记》卷十九《惠景间侯者年表》载“长沙相，七百户……二年四月庚子，侯利仓元年。【索引】《汉书》作‘轪侯朱仓（即利仓）’，故长沙相”。[31]《水经注•湘水》中有“汉惠帝元年，封长沙相利仓为侯国，城在山之阳，南对五洲也。” [32]长沙马王堆二号汉墓经考古证实利苍之墓出土“ 长沙丞相”、“軑侯之印”、 “利仓”三颗印章, 这些都是利仓任长沙国丞相的确凿证据。[33]

利仓接替吴程做长沙国丞相，对于长沙国和汉中央政府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吴程是吴芮儿子，担任长沙国丞相，是无法起到监督作用的。这就是刘邦要另外派丞相去长沙国的主要原因。从掌权大小看，丞相“统众官”，相当于郡守；柱国“掌武职”，相当于郡尉（或称中尉）。在某种情况下，丞相还可指挥军队，诸侯王是不敢擅自调动军队的。这样，更利于丞相监察功能的发挥。不过，长沙国的军事是由柱国（郡尉）吴程掌管，“诸侯王，高帝置……中尉（如郡尉）掌武职”那长沙王也放心多了。从食秩来说，丞相秩二千石（俸月百二十斛），而郡尉秩比二千石（俸月百斛）。但从食封上来看，吴程封为义陵侯，食1500户；而利仓封轪侯，才700户。吴程的待遇比利仓还好。[34]汉初在分封诸王的同时，又封功臣列侯140 余人，其中吴氏长沙王子2人，《史记》卷十九《惠景间侯者年表》载“长沙王者，著令甲，称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国。至孝惠时，唯独长沙全，禅五世，以无嗣绝，竟无过，为藩守职，信矣。故其泽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数人。【索引】按：此表芮子浅封便侯，传至玄孙。又封成王臣之子为沅陵侯，亦至曾孙”。[35]这正是刘邦对诸侯王国的政治策略，一方面由中央派丞相、太傅监督其诸侯王行为，另一方面给予其封国丰厚的食秩以稳定人心。试想长沙王吴芮与丞相利仓同朝听命，或同庭共事，一个为王，一个为侯，也许各怀主意，但表面上应该是和谐共处的，这样吴芮的一举一动，刘邦还是比较了解的，起码利仓没有看出吴芮有反叛之心。这样，刘邦对长沙王比较放心，长沙国也得以保存并发展下去。

三、长沙国自身的存国优势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36]长沙国拥有天时、地利、人和三大优势，这是它可以独存五世的重要原因。

1、天时: 刘邦的过世，使长沙国逃过潜在一劫

刘邦以反叛的罪名铲除韩信为首的诸侯王时，吴芮躲过了。之所以能躲过，是因为在刘邦想除尽异姓诸侯王之时，吴芮已猝死在长沙国中，刘邦只得按例将分封给吴芮的一切待遇转封给吴芮的儿子吴臣。原因有三点：首先吴臣是吴芮的长子，有诸侯王的继承权。其次吴臣随父亲一起在瑶里起义，在抗秦灭楚的诸多战争中立有大功。“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长子吴臣与次子吴程）、兄子一人（兄吴筵之子），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 [37]最后是吴臣帮助刘邦诱杀了亲妹夫淮南王英布，体现了他对汉室的忠诚（前已述）。但这都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当刘邦想去完成“弑白马盟约”时，发觉自己因战争伤病以及诸侯王接连反叛的打击，身体已透支，来不及交代灭吴大计了。《汉书》卷一《高帝纪》载五年（即前202）二月刘邦即帝位，从“（五年）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将击之” [38]开始，就一直在亲率军队征讨反叛，“利穖反，上自击破之” [39]、六年十月用陈平计擒韩信、“七年冬十月，上自将击韩王信于铜禔” 、[40]十年七月刘邦亲率大军平陈豨、“（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自将以击布”，[41]刘邦追击淮南王英布时被乱箭所伤，待到高帝怀疑卢绾谋反时才只能派樊哙、周勃派兵铲除卢绾（十二年二月），但还没听到胜利的消息，刘邦就于“（十二年即前195）夏四月甲辰，崩于长乐宫。” [42]刘邦对七个异姓诸侯的铲除算是发号施令了，但唯独没有发出对长沙王铲除的号令。于是年三月提出“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 ，[43]但他四月份就驾崩了，也来不及完成这一誓言。

前195年四月，刘邦病逝。惠帝即位，但实权掌握在吕后手中。卢绾被怀疑谋反后，曾对亲近的人说“非刘氏而王者，独我与长沙王耳。往年汉族淮阴，诛彭越，皆吕后计。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 。[44]卢绾的意思是说韩信和彭越被诛杀，都是因为吕后，现在异姓诸侯王只剩下自己和长沙王，也就是下一个被诛杀的目标了。刘邦死后四日，吕后密不发丧，与审食其共谋“诸将故与帝为编户齐民，背面为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45]意思是说吕后在刘邦病逝后又想诛杀汉初功臣将领，若按此去做，吕后等因怕“大臣内畔，诸侯外反” [46]才作罢，但从吕后“佐高祖定天下，诛杀诸侯多功” [47]以及高祖崩后密不发丧想除诸侯，可以看出吕后是容不得异姓诸侯王的。在刘邦和吕后接连铲除了除长沙王以外的异姓诸侯王之后，长沙王理所当然成为下一个目标，然而长沙国却在这场诛杀异姓诸侯王的血风腥雨中保存了下来，这和它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

2、地利：长沙国不利的地理环境挽救了它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载“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 [48]《正义》引《括地志云》:“潭州长沙县，本汉临湘县，长沙王吴芮都之。芮墓在长沙县北四里”， [49]指明了吴芮的长沙国就是现在的湖南长沙一带，但古代长沙一带被视为南蛮卑湿之地。《史记》和《汉书》的贾谊传中都言贾生为长沙王太傅时，“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讁去，意不得”，[50] “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51] 景帝分封诸王时，刘发封为定王，王长沙，《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载“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 [52]那时的长沙就是因为还是南方卑湿之地，所以刘发就国后闷闷不乐，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呢?天气炎热潮湿，又有瘴疫，中原人至此，水土不服，或得霍乱，痢疾，黄热病之类的疾病。故谓之畏途。《汉书》卷六十四《严助等传》载“南方暑湿, 近夏瘅热, 暴露水居, 腹蛇蜇生, 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十二三”，[53]此处的南方当时是指长沙国的吴楚一带，《严助传》所载正是证明其地恶劣的气候环境。其实南越国与长沙国的交错分封的，《汉书》卷一《高帝纪》载“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吴芮为长沙王” [54]就是高祖五年, 刘邦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5郡王吴芮, 但其时“象郡、桂林、南海尚属尉佗, 佗未降, 遥虚夺以封芮耳。” [55]这说明南越国与长沙国同在吴楚一带，其气候也就同样的了。前181年吕后派隆虑侯周灶出兵南越，“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 [56]此役可见汉政府中央军不适应桂林、象郡一带的气候的。这样的气候不利于中央政府的进军，却是长沙国独传五世的有利因素。

吕思勉著《秦汉史》中称“汉初异姓王，惟长沙传五世。至孝文后七年，乃以无子国除，历四十六年，则以其地最偏僻，无与大局故也”。[57]白寿彝著《中国通史》中也称“韩信、彭越、英布等人先后被消灭。只有长沙王由于其封国偏远，又处在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所以当时无事，直到文帝时才由于无后而国除” 。[58]黄松筠著《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研究》称“只有边远的长沙王吴芮，以势力弱小，得以被保留下来”。[59]以上所言都以长沙国“其地最偏僻”、“其封国偏远”、“边远的长沙王吴芮”来说明长沙国以其地远而得以保存，再加上它恶劣的气候环境，就使其以不利的环境化为有利的形势了。

3、人和：民族融合，甚得民心

现存史料记载表明，吴芮在景德镇浮梁东北山区瑶里起步。在战国时代地域划分上，此地称为“番”的地区，吴芮首任地方首脑的职位是“番君”。前207年二月，秦国面临各地义军武装割据的局面，始皇采纳左相李斯谏言，稳定南方，阻止百越地区反叛，封吴芮为番君。历代版本的《浮梁县志》采信《江西通志》、《廿五史》、《资治通鉴》及其他有关古籍、碑贴，称吴芮是浮梁瑶里人。吴芮是吴国始祖泰伯廿三世孙吴王夫差的后代，是生活在瑶里这一脉的第五代人。[60]《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中称“吴芮，秦时番阳令也，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 [61]可以看出吴芮在当地甚得民心的。所以“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其众数千人，番君以女妻子”,英布定是因为番君的声名威望才归附而“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 。[62]还有“闽粤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 其先皆粤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并天下, 废为君长, 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 无诸、摇率粤归番阳令吴芮，所谓番君者，从诸侯灭秦” [63], 无诸与摇身为勾践后裔、越（同“粤”）之君长亦曾归吴芮节制，正是吴芮的威信所致。等到项羽封有功诸侯时，因为“芮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 [64]而立吴芮为衡山王，说明吴芮甚得百越地区人民的推崇。吴芮部将梅鋗在项羽时因“功多，封十万户，为列侯” [65]，梅鋗也是在秦末天下大乱时率领其部归鄱阳令吴芮的。刘邦攻打南阳时“乃遇芮之将梅鋗，与偕攻析、郦，降之”，[66]所以“项籍死，上梅鋗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 [67]就是说项羽死后，刘邦因为吴芮的部将梅鋗协作入关才得以封吴芮为长沙王。从梅鋗归附吴芮到自己封侯，也可见吴芮深得部下拥戴。《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越朝鲜传》中南粤王赵佗称“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68]说明长沙国的民族融合程度之高，长沙王在当地较好的处理民族问题，深受各族的支持。范文澜著《中国通史》也称异姓王吴芮、无著、赵佗三人在本国起着保境安民的作用，亦是对吴芮甚得民心的称赞。[69]这一系列的例子证明了长沙王在当地的统治基础比较牢固，恐除国因地远偏僻而更难。

前180年文帝即位，文帝三年，长沙国第五位国王吴著就任国主。前157年，汉文帝刘恒薨，同年即孝文后七年，最后一位长沙王吴差薨后无子而国除。至此，五代吴氏长沙国历时46年，汉初异姓诸侯王的封国局面终于落幕。这种异姓王分封天下的制度从此绝迹于历史，但是吴氏长沙国独传五世是有它存在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因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