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历《祁门县志》所见宗祠

祁门县在嘉靖以后修的地方志，更加重视记载宗祠。万历二十八年（1600）刻本《祁门县志》卷四《人事志·恤政·宫室》开宗明义：“堂室家有之，不可胜载，载名人所尝构及各宗祠。”对宗祠记载更为详细，为我们提供了嘉靖《徽州府志》修成以来宗祠变化的资料。有关祁门宗祠的情况请看下表：

万历《祁门县志》所见宗祠一览

表中罗列42个宗祠（有的宗族还有分祠，计14个，全部加起来为56个），比起嘉靖《徽州府志》中的29例祁门宗祠，增加了13例，宗祠的设立更加普及。所增加的宗祠是表中第2、13、14、21以及从34—42号计13个宗祠。

无论是嘉靖《徽州府志》还是万历《祁门县志》都没有明确记载宗祠的设立年代和设立动机。前面我们已考察了部分宗祠的设立年代，这里再根据一些背景资料和个别事例进一步论述。祁门所在的徽州是唐宋以来聚族而居的地区，宗族制度化明显，祁门的宗祠有历史的传统，不过祁门的宗祠是在明代得到新的大发展。它得力于明代祁门的学者，他们是宗族建设的积极倡导者。汪褆（字介夫，号檗庵）生活在明中叶的弘治三年（1490）至嘉靖九年（1530），就是这样一位地方人士。据王讽《檗庵先生行状》记载：“吾祁理学自元汪环谷先生而后，久失其传，先生特倡兴起，人方目为怪物，谤议沸腾，笑（？）排丛至。先生志勇气勃，风力独持，如逆流握柁、抗狂澜犯飓风者。先生考订朱文公、丘琼山冠婚丧祭仪节，参以祁俗，屏斥佛事，著为《砭俗》一编，欲俾一邑之人习于其礼。”[34]我们看到，汪褆倡导理学，并付诸实践，即以“礼”化俗，对抗佛教的影响。不过这位理学先生不为世俗理解，被视为迂腐。他在相当大的社会压力下，特立独行，实践着化民成俗的大理想。在宗族问题上，汪褆也大力提倡。王讽就此继续写道：“宗法不立，伦叙紊淆，昔贤每称难复，先生不谓然。遂考古证今，著《宗法议》，以晓当世。”汪褆不仅晓谕世人，也付诸实践。王讽还说：“家遭回禄，宗祠未建，先生率族人鸠工庀材，即旧址为祠，祠先祖以下及众子所同出者，礼仪条式，巨纤毕具。立春先期榜示，斋沐致祭，子姓胜冠以下，莫不戒严，凛然若朝廷。祭毕餕余，男位外，女位内，肃肃如也，有违礼者罚，人咸异之。先生曰：‘家国一理也，处家苟简，处国与天下当何如？’族本戍籍，役繁赋重，先生独立担当，各具经画，子孙遂可世守。又于私寝立四亲庙，岁时祭祀，朔望谒告，一如事生，非饰仪文者。”汪褆的祭祖活动是在宗祠、家祠进行，他把自己的宗族祠庙建设作为理学的齐家实践，以从属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有人对于祠庙祭祖是否合乎古典礼制心存疑虑，汪氏就此加以讨论，认为朱子欲为先祖之祭，乃先祖可祭之定论。当有人问：“世俗之敝固不可胜正已，君子之因俗为礼也，宜如何而乃可？”他答道：“四亲之祠，小宗之法，不可不修也。世之远、族之众，先祖之祭其焉可废耶？丘琼山所谓‘所以萃群心、摄众志，而敬宗收族于悠久，端不可无也。’然则不可无所也，于是乎必立之祠焉。祠不可虚视也，于是乎必设之主焉。主不可以周设，先祖考妣而已矣，先祖下二三四五数世为众子孙所同出者而已矣，甚者先祖在高祖上而已矣。为之寝以栖主，为之堂以飨神。其礼如丘说，其时以立春，子孙正至朔望之会而可于是也，祖训之宣、谱牒之明而可于是也。岁举而弗失，世守而弗离，使吾子孙虽至于百世远、千万人之众，其来处不迷。”[35]在汪氏看来，家祠符合小宗之法，而宗祠是萃心摄志的收族活动，二者皆必不可少。修建祠庙祭祖是为了移风移俗。汪氏的这些看法写在《胡氏祠堂记》，也是在宣扬自己的主张。后来据他在《与汪子立论庙祭书》中讲，他的上述先祖庙祭主张被人称为“理明论定”、“万世不易之论”，并自许为“得礼之变”。但是，也有人认为“先祖固当祭，但不当立庙立主”。对此，他进一步申论道：“《家礼》本注谓设位于祠堂，则有庙矣；余注谓祠堂中各有牌子，则有主矣。该当时朱子以为不可祭，故不复更详定，至后来取横渠祫毕后迁之说，则明谓祭于太庙毕，奉祧主归于夹室，此其议论之定者。夫既曰祭于太庙，非有庙乎？曰祧于夹室而不埋，非犹存主乎？此愚所以断以为祠必可立而主必可设也。况《家礼》之制盖酌古今之变而为之，非得已也。今在在人家皆有先庙，君子于此苟不知所以因其时、通其变、酌其宜，制为定法，使为之者知所依据，而不失乎古人之意，而顾听其僭乱妄为，则亦何贵于考古而化今也哉。”[36]汪褆坚信祠庙祭祖是合乎《家礼》的因时制宜之策，士人有责任付诸实践。

以上事实告诉我们，明代祁门的宗祠建设与发展，是以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实际上这也反映了明代徽州宗祠发展的基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