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将都很持重；不敢赞同吴国贵的意见。马宝率先表示反对，阻挠弃滇北上之议。诸将的家产、亲属都在云南，放弃云南，意味着家私破产，个人利益遭受最大损失。马宝反对弃滇，正符合他们的利益，他首梗国贵意见，“一唱百和”，国贵的意见很轻易地被否决了。《庭闻录》，卷5。

综观当时形势，国贵之计，带有相当大的冒险性。因为此时北上与初到湖南北上大不相同。那时吴军声势浩大，锐气正盛，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直至京师，无处不有响应者。清朝对此事件原无准备，如趁此时它兵力未集，利用这个有利的形势，毅然北上，必然会所向无敌，至少可在黄河以北站稳脚跟，清朝必以重兵趋北京勤王，而南方空虚，可让耿精忠独挡南方数省之征剿。三桂计不出去，驻兵湖南不进，一则给清朝以喘息时间，使它有足够时间调兵遣将，倾注全国兵力于江南一隅之地，造成了自己的优势；吴军则年随一年地失去优势，变主动为被动，以致成现在之局面！国贵在三桂死后，敢于否定三桂的所为是“大误”，表现出他的气魄和远见。他提出此时北上，一个不利的条件是，他们的军队已由盛而衰，锐气已失，斗志下降，多年征战，伤亡甚重，久经战斗的老兵急剧减员，新增的兵员，论素质和战斗力都不能跟老兵相比。从清朝方面看，它在征战中已完成了全面备战，兵员和兵器、火药等军需物资装备、粮饷都已相当充足，保证了前线的供给。特别是它的八旗兵已从战争初期的惊慌失措恢复了战斗力，而且越战越强，显示出无坚不摧的威力。一句话，双方强弱之势各向其相反的方向发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吴军毅然北上，必然充满了巨大的风险和困难，甚至有覆没的可能。这一不利条件，国贵似乎已充分地估计到了，正如他以巨大的决心所表示的：“勿畏难，勿惜身，宁进死，勿退生！”宁肯在前进中死去，也不在后退中活着！这是一种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是要建功立业，而不图个人之私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倘要干一番事业，此种精神必不可少！

如果再仔细推敲，反复掂量国贵的战略，并非全是冒险而无可行性。从全局考虑，清军几乎是倾巢南下，这在防御上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长江以北特别是黄河南北，已呈现真空状态，屡次征发禁旅，连驻守京师的兵力为数不多，已到了无兵可发的极限。为了战争的需要，朝廷从东北地区征发了黑龙江宁古塔(今宁安)兵，直至黑龙江以北的索伦兵，还有吉林乌拉兵、今辽宁省的盛京兵、长城以北蒙古诸部的骑兵。在平息王辅臣叛乱后，又征调了陕西兵。各处援兵云集长江以南。北方各重点城镇驻兵为数不多。以康熙十三年十二月所报长江沿岸及以南一些重点城镇驻兵为例：如武昌府只有巡抚兵1 500名、城守参将所属1 000名，新近设水师副将与官兵1 000名，总计3 500名。南昌现有总督标兵3 000名、城守官兵500名及水师官兵1 000名，总计4 500名。安庆有巡抚所属官兵1 500名及城守官兵1 000名，还有新设安徽提督官兵3 000名，计5 500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557号。这几处城镇是战略防御的重点，为防御和阻击吴军，陆续增加兵员，多者也只有5 000余人，平均每城不过4 000余人。如无战事，常驻兵不超过3 000人。以此推算，北方一般城防至多不会超过2 000人，有的可能更少，也仅有千百人罢了。这些驻防兵不足以应付战事，仅够维持地方治安秩序而已。圣祖于初期尚注意北方防务，当他看清三桂无意北上，便放心大胆地倾注全部兵力于江南。如果吴国贵的方针得以实行，乘虚而入，就会给清朝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清军再从南方各地北调追逐，势必疲于奔命，一时难以应战。仍在陕西活动的叛军余部及固守兴安、汉中的大股叛军、领有四川的吴之茂等就会立即配合。当清军从南方北调，就会解除或减轻它对据守的叛军的军事进攻。台湾郑氏军队再乘虚占据福建、广东沿海城镇，可能会乘机向内地扩展，必然牵制了清军的部分力量。吴军水陆齐出，攻打清军措手不及，便有可能直下河南、河北地区。以当时吴兵力，如集结各处兵员，至少可达十万人以上，不会成为问题。吴国贵的战略，“剜中原之腹心”，断绝清朝赖以生存的东南漕运，更致清朝于险境。他认为即使不能统一全国，也可得黄河以南而自立一国政权。完成此举，并非一件易事，必以困兽之斗，“拼死决战”的精神，一往无前，方有成功的希望。

吴国贵的战略，既大胆，又冒险，而且不无实现的可能。看得出来，他是三桂营垒中一个颇有眼光、有胆有识的统帅人物。但此议没经慎重讨论，就轻易地被否决了。

三桂死后，迟至十月才发丧，《云南备征志》，卷17，记“十七年戊午十月，逆贼吴三桂死于衡州。”误。该书把三桂十月发丧，记为死期。《庭闻录》对此进行了辨正。胡国柱等用棉裹三桂遗体，秘密载往常德，由此载运回贵州、云南，颇为方便。三桂孙世璠没有去衡州，只迎至贵阳，并在此即帝位，以贵阳府贡院为其行在，定明年为“洪化”元年(康熙十八年)，给其祖父上尊号“太祖高皇帝”，父吴应熊为“孝恭皇帝”。官制皆依三桂所定，对各将吏都有所封赏，以三桂所封大学士方光琛、新封国公郭壮图为腹心，三桂的侄、世璠的叔叔吴应期晋封楚王。经过一番明争暗夺，郭壮图的女儿嫁给世璠，被封为皇后。世璠召顾命大臣曹申吉等人赴云南，只有曹申吉听调应命，其余皆托故不到。世璠即位时就遇有不祥之兆。在胡国柱奉命筑坛代祭时，“阴风疾起”，灯烛皆灭。《庭闻录》，卷5。这一说法，不过是人们在吴军败后，追述前事，以此偶然现象来比附吴必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