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二月初，调都统鄂鼐，付以“讨逆将军印”，令其统率舟师赴岳州。《平定三道方略》，卷28，7~8页。

经屡次征调，清兵在长沙及其邻近地区已聚结约十万人马，与吴军人数大致相当，略占优势。

清分布在岳州、长沙等地战马、舟船、火器与人马已齐备。圣祖屡下命令，催促向岳州、长沙发动进攻。康熙十六年五月三日，清舟师入洞庭湖，将军鄂鼐率大军驾驶战船二百余只，直越吴船，进取君山（今仍名，位岳阳西侧，洞庭湖中），吴军水师出动迎战。双方连续激战数日，清军仍不能突破吴军湖上防线，被迫撤退。《平定三逆方略》，卷30，6页。这次水战，再次证明岳州吴军防守相当严密，清军仍不得尺寸之功！

吴三桂很清楚清军的意图，必取长沙、岳州。此两城相依为命，彼此互为依赖。他明白，如失掉长沙，岳州饷道断绝，孤悬无助，势难自立；如失岳州，清军就会水陆齐进，势如破竹，长沙不能久存。因此，每当长、岳两处受到清兵进攻，他就不惜从别处调来大批援兵，倾全力保固两城。他采取的另一战略是，以重兵出击，攻取了醴陵，窥测萍乡，断岳乐军的后路，迫使清军从长沙撤出应援，以减轻清军对长沙的军事压力。另遣一军攻取吉安，占据江西与湖南的门户。

圣祖识破三桂的用意，一再指令恢复醴陵、吉安，固守萍乡。双方在这几个战略要地展开了反复的争夺。三桂又派精兵取广东韶州、广西桂林，目的是诱使清分兵各处，并保固湖南的后路。他的这一战略，已使清兵疲于奔命，不得不从长沙分出一部分八旗兵应援。穆占奉命赴乐昌等处，以断进犯韶州叛军的后路。岳乐则分出一部兵力防守刚刚收复的醴陵。《平定三逆方略》，卷32，4页、6页。战马不停地奔驰、战斗，急需休整，穆占获准率部到袁州养马二十五天，《平定三逆方略》，卷33，1~2页。然后即奉命剿灭正在逃跑中的三桂大将韩大任。清兵已分散各战场，不能集结兵力攻长沙和岳州。岳乐请求增派能战斗的绿旗兵，先取岳州，再由水路进兵逼长沙。但绿旗兵已无可调之兵，只得暂时放弃取长、岳，分兵取长沙以南的湘潭。《平定三逆方略》，卷34，4页。

从康熙十五年到十七年，双方的战斗日趋激烈，特别是在康熙十七年上半年，争夺尤为酷烈。清军进入湖南东部与东南部，连夺茶陵、攸兴等十二座县城，又在东北部夺了平江、湘阴。康熙十七年三月，穆占部则攻下郴州（郴县）、永兴（今仍名），以数万的兵力由永兴北上直取耒阳（今仍名）进逼衡州。

吴三桂正在衡州，急命骁将马宝率部迎战，他行至永兴北六十里，在盐沙岭设伏以待。清军毫无察觉，大队人马进入谷口，吴军伏兵四起，谷口被堵住，在岭上安设火器，猛烈轰击。清兵进退不得，又不得驰驱，无法还击，听任吴军攻杀。吴军大获全胜。清军万余人被歼，都统宜理布、统领哈克三被击毙。吴军追至永兴，晚上渡过耒水，在永兴城下扎营，虚张声势，仅以少部立营，而以大队人马潜袭郴州。驻营城外河南岸的清军大营被攻陷，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托岱失利，退至郴州城，硕岱撤往永兴去了。清军两度失利，圣祖大为震惊，甚至下令逮捕硕岱等将官，余怒稍息，又改为仍留原任，立功赎罪。以上详见《广阳杂记》，卷2，110页；《清圣祖实录》，卷74，15~16页；《逆臣传·吴三桂传》，卷2。

吴军在一些战役中获胜，暂时缓解日益危机的局势，但总的趋势不容丝毫乐观。吴三桂作为总指挥，以其军事实践经验，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目前的严峻形势。他不能高枕无忧。他愤于诸将征战不利，虽年近七十，或冒酷暑，或顶寒风，来往于各战场，亲自调兵遣将，有时亲临战场，指挥对清军的作战。失去吉安后，清顺承郡王勒尔锦率大军直逼近长沙五里山下营。三桂愤极，亲自临阵督战，没有成功，自家兵溃，往城里逃。清军追赶不舍。幸亏在越城埋伏了六头大象，纵之出城，清兵连同战马惊恐，不敢上前，慌忙退却。吴军士气已低落，连三桂指挥也无济于事，照样损兵折将，他的女婿卫朴即死于此次战斗。《平滇始末》，5页。这二三年来，他北至松滋，窥视江北；回师长沙，率其部属解围，“死守湖南”。康熙十六年四月，他率众去衡州，《平定三逆方略》，卷30，4页。部署作战；九月，他已到了湘潭，部署进攻两广；《平定三逆方略》，卷32，8页。十一月，又去了衡州，直到死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