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桂已失民心，百姓盼王师，对这个周政权不再支持了。三桂已陷入空前危机之中。

康熙十七年，在吴军的政治与军事日益恶化的形势下，吴三桂迎来了他人生的第六十七个年头，而起兵也有五年了。他在云南起兵那年，才六十刚出头，过了多年养尊处优的生活，身体也还强健，马上功夫不减当年，射箭，飞舞大刀，亦见功底不凡。在起兵之日，他振臂一呼，天下响应；挥军北进，铁骑如云，旌旗翻飞，所向克捷，他是何等得意，踌躇满志！可是，五年过去了，他得到了什么呢？他的头发平添了过多的白发，他日夜操劳，耗去了多少心血！随着时间的流逝，初期的胜利迅即消失，局势变化之大，是他所始料不及的。不断的失败，不断的背叛、逃亡、投降，各种坏消息，几乎天天、每时每刻都送到他的面前，这同几年前捷报飞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感到惶惑不已，初期的那种自信，那种豪情，渐渐也黯淡下去……初到湖南时，他考虑过挥军渡江北上，他迟疑不决，荆州、武昌很快被清重兵驻守，不可逾越；他也曾西招张勇，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响应，王辅臣一度起兵，迅即被击败，回归朝廷；东招耿精忠，南招尚之信，皆不得志，到头来，仍归降清朝……这些年来，他奔波于长沙、松滋、常德、湘潭、衡州之间，他所指授的方略，毫无起色的迹象。相反，处处被动挨打，只有招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他开始徘徊不定，百般计虑，仍无法摆脱目前的困境。他已感度日维艰，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他的确是衰老了，心计已用尽，血也似乎熬干，精疲力竭，一筹莫展。他眼巴巴地看着已得的疆土正在迅速缩小，却无力恢复；财用耗竭，川、湖赋税不足供兵饷，储积用尽，筹措无方，他整天愁容满面，不时地发出哀伤的叹息……

三桂的心腹、党羽，眼见他悲悲切切，情志不舒，都想安慰他安心以待，明知实际情况很糟，不得不曲意奉承。于是，便相率劝进即皇帝位。这样，既可取悦于三桂，又可安抚军民之心，鼓舞士气。开始，三桂还没有心思考虑这个问题，但经不住左右将吏的反复劝进，念及自己已是暮年之人，何不趁此称帝，也不枉五年的征战！其实，他心里很清楚，已到山穷水尽地步，再行称帝即位，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不过是使自己图个快乐罢了。

三桂接受了诸将官的劝进，决定即位当皇帝。先占卜吉日，选定康熙十七年三月一日在衡州继位。他的部属匆匆在市郊南狱之麓先筑一坛，置办御用仪仗、卤簿一应必用之物，来不及建造宫殿朝房，仅构庐舍万间为朝房，宫殿瓦来不及改成黄色，就用漆涂抹。

三月一日这天，三桂头戴翼善冠，身穿大红衣，骑着马，出宫至郊外，登坛，行衮冕礼。正行礼间，忽然天阴，下起大雨来，仪仗、卤薄被雨水打湿，泥污不堪。这场大雨使群臣大为扫兴，礼仪也草草而罢。

三桂即皇帝位，宣布国号大周，从三月改元“昭武”，以衡州为都城，改名为“定天府”。他当了皇帝，置百官，属下也改易官称，逐一册封。首先封他的妻子张氏为“皇后”，封应熊庶子吴世璠为“太孙”。加郭壮图为“大学士”，仍守云南，设云南五军府、兵马司，改留守为六曹六部。大封诸将，“首国公，次郡公，亚以侯、伯。”晋升胡国柱、吴应期、吴国贵、吴世琮、马宝等为大将军。封王屏藩为东宁侯，赐上方剑。其余皆按等次晋爵。关于三桂称帝大封诸将和设置官吏的情况，史籍记载零散且不系统，迄今我们知之不多。造新历，制新钱币，曰“昭武通宝”。还在云南、贵州、湖南、四川举行乡试，选拔举人，极力给人造成政权稳定的假象。

我们从以往的历史现象中看到，举凡创业之君者，无不在取得相当大的领土，具有强大势力的时候，登帝位，立国号，以号令天下。换言之，即帝位必与其实力相称，极少在势竭力衰之时称帝的，即使勉强称帝，亦不过玩玩政治游戏，是没有成功的先例的。三桂称帝可说是个例外，他在兵力极盛时还不敢即皇帝位，只称“周王”，谁料到了势衰之际忽然想起当皇帝！三桂此番举动，令人不解。正如时人及后人所论定：三桂到了穷困之时称帝，借以“自娱”，聊作自我安慰。他非但没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还招致天下人耻笑！

人们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不过，在三桂和他的臣属看来，还有自己的及政治上的考虑，这就是以即帝位为号召、安定人心。实际情况是，他的羽翼如耿精忠、孙延龄、王辅臣等非死即降，失去那么多人的支持，有谁承认他的帝位呢！他在起兵时，去明号，自立周王，建元立国，已使亡明士大夫及知识分子阶层大失所望，再进而称帝，更为他们所不齿，就是一般老百姓对此也失去热情，因为现实状况使他们看不到希望，从新政权中也没有获得什么利益。随着吴三桂的日益失败，陷入困境，他们的生治遭到了比以前更大的损害。所以，三桂无法再号召汉族各个阶层的广泛支持，他们对这个政权简直报以怨恨。从而使三桂陷入政治上的空前孤立。当时，针对三桂的年号“昭武”，传出一首民谣：“横也是二年，竖也是二年。”以“昭”字横竖都是二笔而编的。还有的人，对“昭武”两字作这样的解释：析“昭”字为“斜日”（即“日”）、“刀口”（即“召”）。日已过午，不可久照；而“斜日”又在“刀口”之侧，主凶兆，谓三桂不久必死！“武”字析为“止戈”，即制止干戈亦即停止战争之意。由此又断定，“贼亡无日矣”！以上见《庭闻录》，卷5，《平吴录》、《平滇始末》、《圣武记》，卷2，《甲申传信录》，卷8，《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47页。可以肯定，不识字或文化甚浅的百姓是编不出这些话来的，必出自亡明士大夫及儒生之手。可是它们一经传出，就为百姓接受。人心之向背，已看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