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进至松滋，举足即可渡江。此时，清军未集，江北已是风声鹤唳，人心不固。如能迅速渡江，独占长江之险，军事主动权稳操在手，并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影响，动员江北乃至黄河流域的汉官汉将参加，清朝将无法收拾局面，势必继续退至黄河北岸，以图固守。奇怪的是，吴军进至松滋，屯驻已三个多月，却毫无北进的迹象。他的将领们都很着急，一般人士也感到不解，在云南留守的三桂核心中的人物对军事停顿不前，大军不过江甚是诧异。三桂的谋士刘玄初急忙起草了一份报告，陈述了他的战略主张。信的大致内容如下：

此时，应为直捣“黄龙府”而痛饮。可是，现在却屯兵不进、河上逍遥，坐失良机，等待清四方之兵集结，我真不知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是不是王（指三桂）特送诸大臣入朝为王请命？诸大臣都是辱国之臣，自救性命不暇，怎能为王请命！如说待世子（指吴应熊）回来吗？我以为朝廷宁可失掉四海疆土，决不会令世子回归云南！一般来说，弱者与强者斗，弱者之利在于行动迅速，而强者利于较量实力。富者与贫者打官司，贫者乐意尽快使案子完结，而富者乐意把案子拖得长久。如今云南系一隅之地，抵不上东南一郡。而吴越（指江浙地区）之财货，山（西）陕（西）之武勇，都集中在荆州、襄阳、长江、汉水之间，王按兵不进，想与清兵久持，这与弱者同强者较量实力、贫者与富者比赛财富有什么不同！

刘玄初写到这里，不胜感叹：唉！只盼望上天早降圣人，以安定中华吧！《广阳杂记》，卷4，179~180页。

吴三桂读了这封信，无动于衷，置之不理，没有给以答复。

在此关键时刻，三桂没有听从刘玄初的忠告，犯了一个战略上的致命错误，而这个错误最终导致他的彻底失败。刘玄初对形势和双方力量的对比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拿吴氏集团的实力与清朝相比，两者强弱分明，贫富悬殊。表面看，三桂起兵时，具有相当的实力，而一年后，有各地的响应，实力大增，可以同清军相抗衡。但他毕竟是以一隅之地云贵为老本，后劲不足，况且各地响应者不过各自为战，形成不了一个统一指挥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清朝占据全国统治者的地位，可以在政治上进行动员，在军事上可以四处征调军队，又拥有广大的领土和人口，无论在人力物力上都具有很大的潜力，当它一旦发挥出来，将产生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它虽然遭到了失败，但其实力并没遭受过大的损失。因为滇、黔、闽、两粤等主要叛乱地区，多属三藩的汉军、绿旗兵，而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兵多集中在北方，故其军事实力未减。清朝所占有的条件，使它的后劲远远胜过吴三桂集团。得明显，三桂只利在速战，不可久持，宜乘胜进军，借助各地起兵反清的有利形势，乘清军无备，兵力未集，清统治集团惊慌之时，一鼓作气，挥戈渡江，北涉黄河，直逼北京，可收全胜之局。清朝以全国的兵力和物力，利在较量实力，不怕持久之战。如战争拖延下去，固然双方都将困难重重，但对吴军更不利，只能消耗掉它的有限力量，从而使清军转败为胜。三桂的致命错误，进至长江南岸，即停止进兵，使圣祖从容而有步骤地部署兵力同吴军展开决战而胜之。这步棋，在吴氏集团中一些有识之士已有所察觉，除了刘玄初力主迅速渡江北上，还有主张下九江，扼长江、淮河、以绝清朝的南北运道；也有的劝三桂据巴蜀，塞殽函以自固。这些主张，各有侧重，但从战略上，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力主进兵，而不能停顿下来。可惜三桂都不听，一到湖南，就屯兵不进，坐失机宜。《四王合传·吴三桂传》，4页。三桂的悲剧，即源于此！

吴三桂为什么不愿北进？他久历战阵，娴熟战略战术，应该说，已成老谋深算，对于是否继续进兵，自有打算。他考虑问题，也许自以为比他人更老成持重。他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欲出万全，不肯弃滇、黔根本”。他苦心经营云贵十多年，视此为根基所在，北上意味着弃根本，另辟新天地。倘若大事不顺，中道受挫，就使自己陷入进退失据的危险境地。屯兵长江以南，巩固阵地，站稳脚跟，即使大事不成，尚可“划江为国”，立半壁江山。这番考虑，虽属稳，却难保胜利。兵法上说，有进无退。只有进攻，才能取得和巩固已得的胜利。而军事进攻一旦停顿下来，变为防御，就将使自己被动挨打。三桂的这种军事上的保守主义，使自己的军队很快丧失掉进取的锐气。从刘玄初的信中，看出三桂还顾虑儿子吴应熊尚在北京，指望以儿子作为交换条件，把应熊放回江南，他就不过江。他以为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清朝会接受他的条件，跟他“裂土议和”《清鉴纲目》，卷4。。圣祖作出了有力的回答：削去他的亲王爵，处死吴应熊父子，跟他势不两立！三桂顿时气沮，精神低落，无法振作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