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市项目，以茶叶、马匹互易，即云南以茶易马，西藏以马易茶。具体互市办法，户部提出，开市所需茶叶，或由云南本省采买，或到别省采买，可否比照西宁例互市，应请三桂考虑。三桂又上奏：北胜州不通江道，交通不便，远省的商人一定不肯来。而本省普洱地方，产茶不多；到外省采买，肩挑背负，跋涉万山，为数很有限，难以比照西宁例，也不能告领户部茶引。可否令商人在云南驿盐道领票，前往普洱或四川、两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州互市，由官府盘验后，听任与藏人交易，每两茶收税银三分，如贸易亏损藏人的，允许他们互市于“官解处”。如夹带私茶与私买马匹的，国家有法律惩治。

三桂的意见，又获得了上自皇帝，下至各部臣的支持。以上，有关云南茶马互市、藏人请求开市等情，详见《庭闻录》，卷3。

西藏要求在云南北部互市茶马一事，对三桂是有利的。迹象表明，事先藏人已同三桂谈妥，三桂才委婉地提出了主张开市的意见，取得了朝廷的批准。自此他可以公开地从茶马互市中获得巨大的好处。他借茶马互市，广泛招徕商人，从事各种贸易，活跃当地经济，于百姓也有些好处。三桂从事贸易活动又不止西藏，更远至辽东。尽人皆知，辽东地区产参，被称为关东一宝。人参作为名贵药材，向为人们所看重。三桂利用自己的家乡关系，将辽东参运往云南发售。四川巴蜀地产黄连、附子，也是名贵药材。三桂都通过官方加以垄断，不准私人贩卖，设官衙严禁，违禁以死论处。而由官方出面操纵人参、黄连、附子等药材的贸易，获取利润。《四王合传·吴三桂传》。他还借疏通渠道、筑城为名，征收重税。在云贵各水陆要冲，私自派遣心腹把守，“榷敛市货”。《庭闻录》，卷4。

地方官员私行贸易、放债等活动，为朝廷法律所不许，已引起朝廷的注意。康熙六年五月，左都御史王熙遵照圣祖的旨意，专门查询了此事。他在报告中指出，福建、广东、江西、湖广等沿海与交通要冲地区，当地官员就近“自置货物”，卖给部属，从中赢利，有的“巨舸连樯”，装载到别的地方买卖，“行同商贾”，更有甚者，有的“指称藩下，挟势横行，假借营兵，放债取利”。他要求详议并制定条例，严禁王公将军、督抚、提镇“恃势贸易”，不得“与人争利”，违者严处。圣祖下令“议行”。《清圣祖实录》，卷22，7页。王熙的指控直接点了尚可喜所在的广东、耿继茂所在的福建，官员放贷、私行出海贸易走私是相当猖獗的。虽未提及云贵，但三桂种种违法之事，不在尚可喜、耿继茂之下，在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他的属下一般“旗员多领资贸易”，将官也以贩私盐活动，大发横财。《庭闻录》，“杂录备遗”，卷6。无论是朝廷大员，还是云南地方的监察官员，都惧于三桂的权势过大，没人敢触动他。在此之前，御史杨素蕴等人曾批评了三桂，碰了钉子，还为此丢了官，险些送命。王熙在思考上述问题时，不能不有些顾忌。所以，他在报告中回避了对三桂的点名批评。朝廷对他提出的问题很重视，立即责成户部等部制定了具体惩治条例。其中一条是，如藩王（主要指“三藩”，包括三桂在内）纵容家人“强占关津要地，不容商民贸易者”，要对藩王本人罚银一万两，将管理藩王家务的官员革职，将军、督抚以下文武各官都以革职论处。《清圣祖实录》，卷23，2页。一句话，就是不准为官者包括从役人员经商，不得与民商争利。为此而犯禁的，在在皆有，时时发生，很少有能逃避处分的。惟“三藩”继续违法犯禁，却很少受到处分，即使处分，也多属下人员。三桂在反叛前，所作所为，多系不法，竟未受到过任何处分！

吴三桂在云贵聚敛财富，目前限于材料不足，尚难统计。这里，只举一个小例证。清兵剿灭三桂叛乱，进入昆明，没收三桂的所有财产，只见“伪宫财物充斥”，仅没收的裁纸折叠小刀竟多达数库！《庭闻录》，卷6，8页。据载，三桂在昆明修玉皇阁时，意外地获窖金五十余万两。老君殿倒塌，他捐资重建。搬移神座时，又获窖金百余万两。在其他处因土木之建，又多次发现十万两藏金。《庭闻录》，卷6，2页。这些巨额金银财富，大抵是永历政权留昆明时，为孙可望、李定国、黔国公沐天波所藏，在撤离的仓皇时刻未及带走，始被三桂大兴土木建筑时发现，全部收入他的府库。看来，三桂所拥有的财富是难以用数字计算的。可以肯定，他把云贵的土地、贸易、高利贷、商业、手工业、采矿、关税、盐铁金银之利等所有权益集于一身，是名副其实的特等权贵兼大军阀、大地主、大商人、大高利贷者。时人曾这样描写三桂的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