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都统吴应麒（同期）《清圣祖实录》，卷21，6页。；

右都统吴国贵《清圣祖实录》，卷18，7页；《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

副都统高拱、高得捷《清圣祖实录》，卷39，12页；《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石国柱、王屏藩、何进忠、马宁、沈应时、吴应正、李可植、傅文元《清圣祖实录》，卷39，12页，《庭闻录》，卷3。。

在都统、副都统之下，还有参将、护军统领、护军参领。这些军职的人选，史书没有系统的记述，但从零星的记载，只知李良栋、线维明、张足法等任参领；巴克勇任护军参领，夏国相、陶继智等任护军参领。以上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2、21、22、39、42；神田信夫：《平西王吴三桂の研究》。

毫无疑问，“平西藩下”的都统、副都统及其所属武官，都是他的亲信，是他的军队中最重要的将领。其中还有他的亲属，如吴应期是他的侄儿、夏国相是他的女婿。有一部分早在辽西时已成为心腹将领，如杨珅、吴国贵等都是，这些人，跟三桂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三桂就是通过他们，掌握着一支强大的正规部队，牢牢地控制着对云贵的一切权力。

不仅如此，三桂还选拔文职人员，出任云南从省到地方的各级官职。他们是：

湖广（湖北、湖南的合称）上湖南道副使胡允为云南布政使司参政，分守金沧道；

刑部郎中李煊为云南布政使司参议，分守洱海道；

四川重庆府知府何毓秀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管参事，分守临元道；

湖广辰州府知府苏弘谟，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清军驿传道；

安陆府知府马逢皋，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分巡临安兵备道；

永州府知府同知吉允，为云南按察使司佥事，分巡水利道；

四川保宁府同知纪尧典，为云南按察使司佥事，分巡金腾兵备道。

另外，调补四川川西道副使田萃祯，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洱海道；陕西关西道副使蔺一元，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曲靖道。《清圣祖实录》，卷143，7~8页。

以上新提升的九名官员，均系文职官员，兼管地方监察与军事。这些官员，都是从湖南、四川、北京、山东、江苏、安徽等省调来的。也是经吴三桂提名后，由朝廷提升任命的。他们跟三桂有无隶属关系，是否是三桂的亲信，尚缺乏史料证明。这里面，有两种可能，其一，确有部分人早与三桂有隶属关系，三桂提拔他们为己所用，便从外省罗致到自己门下；其二，虽无隶属关系，可通过他的部下的介绍和引荐，或三桂以个人所见，以为值得信赖的人，都招来云南，厚殖个人势力。

实际上，三桂已操纵了云南军政官员的任免权。这与中央集权制是相抵触的，朝廷却允许他自主其事，给予毫无保留的支持。然而，朝廷中部分大臣已看出三桂自主任免官吏，有违国家体制。就拿三桂提升胡允等九人的事来说吧。四川道御使杨素蕴首先提出异议，他上奏说：“臣阅邸报（即内部情况通报），见平西王恭请升补一疏，以副使胡允等十员，俱拟升云南各道，并奉差部曹，亦在其内”，他表示“不胜骇异”！并指出，“用人”是“国家之大权，惟朝廷得主之”，这一法规，从古至今，也不曾改变过。他举出在此之前任经略的洪承畴，虽“奉有吏兵二部不得掣肘之旨”，但在选用人时，也仅以军前效力显著，或经略五省中“人地相宜”，资历与俸禄相当的，酌量题奏。可是却从未听说从其他省中提取完全不相干涉的人，以及现任京官的到云南任职。三桂竟“公然坐缺定衔”！

三桂在疏请提升胡允等人的奏文中，曾写道：用人“求于滇省，既苦索骏之无良；求于远方，又恐此驭之不速”……三桂的意思是说，在云南选人，苦于选不出更优秀的人物；求诸远方，又担心不能尽快前来，恐有误地方事。对此，杨素蕴予以驳斥，他说，就按他的意见论，如湖南、四川等离云南近些，犹可“计日受事”，而山东、京师、江南等处，“距滇南万里”，如果这还不算“远”，不知何地为“远”？

杨素蕴指出，三桂“用人”权，是皇上临时给予“便宜”行事权，不过就近调补官员，不致误地方事。如果全国官员，不分内外，不论远近，都可随便择取，那么用人权怎能统归于吏部，名正言顺？云贵新经开辟，治理乏人，其部属才品为三桂所知，亦可先行具题，奉皇上圣旨后，令吏部照缺补授，犹不失“权宜之中计”。但三桂自行拟定人选提升，无异于吏部，这不是轻视国家制度而亵渎国体吗？

杨素蕴写到这里，进一步强调，三桂擅自用权将带来严重后果，说：“夫古来人臣忠邪之分，其初莫不起于一念之敬肆。在该藩（指三桂）历有年，应知大体，即从封疆起见，未必别有深心，然防微杜渐，当慎于机先。”他请求皇上以“天语”申饬，令该藩嗣后惟力图进取，加意绥辑，一切威福大权，俱宜禀命朝廷，则君恩臣谊两得之矣。杨素蕴的奏言，详见《清世祖实录》，卷142，18~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