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在请求多拨地的同时，还向朝廷要求为他的部将晋级，准予世袭，“乞加恩典，用劝将来”《清世祖实录》，卷31，23页。。顺治二年八月《清世祖实录》已载吴三桂提出此项请求，都没有具体写明叙升官职人员名单，但《明清史料》甲编已收入吴三桂为部将请世职的两份档案。一份是标明顺治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收到了吴三桂的奏报，末尾署顺治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当为吴三桂起草奏疏的日期；另一份是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收到，奏报末尾仅署年月，而未署具体日期，从朝廷收到两份奏报的日期前后仅差四天，可知吴三桂在发出第一份奏报后，紧接着又起草了第二份奏报，在内容上，可视为对前者的补充。

三桂在追击农民军至固关返回北京后，已为他的部将请过功；而这次自九江班师，命其还镇锦州时，又一次请功邀赏。如果说，前两次都已满足他的要求，那么，这十一月份的再申请，可谓得寸进尺之求：请求在已授职的基础上，再加升，破格擢用。换言之，他嫌部将官职不高，有的官职已高，还嫌没得世袭的特权，个别还有遗漏而没有授职。请看他十一月初六日的奏疏。

他写道，应“计功授赏”，凡立功将士都应实实在在得到“各有应得之恩典”。他的部下，大小将吏官生不下千余人，都与他同心协力，共谋战守，勤劳备至。他们大多虽已得封赏，但还不够，如副将朱运亨、任得功、刘麟图、沈朝华、夏登仕、王天宠、冷允登与参将李显功八人，应给予“恩加世袭”，以优奖他们“功在开创”。还有没予叙功授赏的，有辽镇廪监生员刘应庚等、副将等官娄继忠、柳国粱、乡官吕鸣章等，按他们“投诚迎驾、共战共守”之功，他虽不敢为他们滥请“延世之赏”，但“优加职衔”，似不为过。《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130页。

吴三桂为他的武职人员已专折呈请，兵部正在讨论中。他在第二份奏折中专为他的文职人员再请赏。按他前次请功，朝廷刚刚对他的文职人员做了任命。如监纪同知童达行命为江西南康府知府，同知陈全国补为延安府同知，而参谋许荣昌、钱法裕仅题授为州同职衔，尚未实授，还等待空缺呢！三桂的奏折，中心意思是说，已给他们提拔的职务与其功劳不相当，换言之，他们功劳大，给的职务却太低。为此他代他们请命。他首先提出童达行，对他大加推崇，极力赞扬。他写道：童达行“功居文武诸人之首”，这是山海关和关外上下将士所共知。他概述其功绩，主要有，当时“密切定策，投诚请师，血战关门，追剿庆都”，接着“西剿备尝艰险”。大概也惟有他可与我三桂“同生死，共患难、同事同功，以宣力于我国家者”。童达行立下了特殊功勋，其“才猷沈练，品行端方”，足以胜任朝廷对他的“大任之选”。

在历数童达行的功绩之后，又奏说陈全国、许荣昌、钱法裕三人的功劳。三桂写道：他们前有“协赞多功”，降清“归命独早”；后有“堵剿丕著，勤劳西征更历艰苦”。他要求给予从优提拔。以酬谢他们所立下的功劳。三桂表示，人有功，而不言其功，这是“隐功”，我不敢这样做；与别人同功，而不将别人应得之功归于人，就是“攘功”（意即夺功），我不敢这样做。做臣子的，不把下边实情向圣明的皇帝报告，这是什么行为？这就叫“蔽贤”。隐蔽和压制贤人，我更不敢。他还表示，朝廷实行“庆赏巨典”，对一个人来说，是小事，而关系朝廷甚大。因此，“本藩乃心王室，用是不避斧锧，冒昧再申前请”。他坚持认为，童达行之功，“实实系开国之首功”，而陈全国等“均效投诚战守之劳苦”。最后，他请求吏兵部对童达行等重新进行审议，该破格即破格，该“升荫”的即“升荫”。《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131页。

吴三桂的这份奏折，实际是为童达行等鸣不平，也包含了他个人的不平。因为童达行等一批文武将吏都是其部属，压低他们的升赏，亦有轻视他本人之意。更深一层说，三桂为他们请赏，代鸣不平，表现出他对部属的笼络。如果三桂没有夸大事实的话，以童达行等人的功劳，仅任命为一个小知府以下的官职，似不尽合理。看来，三桂确有充分的把握，才敢于一而再地为他们表功，请加重赏。二份奏疏，辞气委婉，竭诚，又不失态度坚决，这使摄政王多尔衮和吏、兵部也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意见，陆续调整原先的任命。

就在三桂发出上述奏疏后，过了一个多月，即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朝廷颁布新的任命：升江西省南康知府童达行为该省布政使司参政、辽东生员夏寅为长卢都转运使司运使。《清世祖实录》，卷23，9页。五月，升卢部郎中吕鸣章为陕西布政使司参议，分守关西道。《清世祖实录》，卷26，12页。八月，已任命为昌平副将、都督佥事的冷元登，命以原衔充任江西龙江总兵官。《清世祖实录》，卷27，24页。任得功由副将升任南阳（河南南阳市）总兵官；《清世祖实录》，卷24，10页。十一月，升山海中协副将沈朝华为署都督佥事，充陕西延绥总兵官。顺治四年九月，升山海路参将朱运亨为永平副将。《清世祖实录》，卷34，2页；卷29，2页。其他被三桂提名的将吏陆续地得到新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