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崧即位一个多月，说话谦和，处事谨慎，待人平和，拘拘守礼。他听从各方面的建议，选贤任能，部署军事，判定施政措施，宣布实行“国政二十五款”，颇有一番维新的气象。人们对“中兴”大业抱有希望。

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表面现象。从弘光政权成立时起，就已经重开党争，党同伐异，而且愈演愈烈。以马士英为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他起用崇祯钦定的“逆案”（指魏忠贤案）中在册的人物阮大铖，进而加剧了这一斗争。像正直的大臣大学士张慎言、高弘图、吕大器、姜曰广等先后被排挤出朝廷，史可法在外督师，受到孤立。马士英操纵朝政，“浊乱国是”。弘光朱由崧变改初衷，原形毕露，他“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演戏为乐”。他大兴土木，修兴宁宫，建慈禧殿，靡费了大量资金，开宴、赏赐无度，已使国库“匮乏”。《明季南略》，卷2，104页，“朝政浊乱”。

且不说弘光政权如何腐败，在面临战争这个关系命运存亡的问题上，也是举足失措。他们天天讲“讨贼”、喊“中兴”，报君父之仇，把主要危险和敌人看成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农民军，以全力防御。其实他们对北方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还看不到威胁南明存亡的已不是农民军，恰恰是清政权。六月间，史可法在《款清灭寇疏》中，还强调：“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事实是，农民军已被清、吴军击败，退到陕西后，一蹶不振了。而清已据有北京及其畿辅地区，正在准备南下。史可法及南明决策人还不以为意，说：“但清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其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其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他们把清入京看成是帮助明朝复仇的友好举动，主张继续借用清兵全歼农民军。《爝火录》，卷4，235页。在此之前，马士英先自提出：“若可羁縻专力办贼，亦是一策。”《爝火录》，卷4，231页。他认为，崇祯末，授意陈新甲与清议和，当时是“下策”，而“今之上策也”。《爝火录》，卷3，189页。与清议和，实行“联虏击寇”的方针，是举朝一致的意见，已成为南明一项国策。殊不知清朝岂能满足于北方数省之地！他们对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久就被冷酷的现实所打碎。

南明统治集团对吴三桂抱有同样的幻想。当他们陆续得到三桂战败农民军的“捷音”时，无不兴高采烈，“举手加庆”，简直把吴三桂看成了大救星、大英雄！太仆少卿万元吉盛赞吴三桂“惟凭忠义，当闯百万，遂能屡挫贼锋，凯奏收京，功成勒鼎”《爝火录》，卷4，249页。。南明群臣都捧他，把他比作中兴唐朝名将郭子仪、李光弼，与郭、李“同功”。《明季南略》，卷2，66页，“贺士奇言慎刑赏”。还有的甚至说：“吴三桂克复神京，功在唐郭、李之上！”《爝火录》，卷4，222页。大学士马士英向朱由崧奏报吴三桂战败农民军的事，朱由崧大夸“三桂倡义讨贼，雪耻除凶，功在社稷”《爝火录》，卷3，197页。。他们以为，有吴三桂的累战累胜，又有清兵的援助，感到明朝中兴有望。于是，纷纷建议要同三桂取得联系，派兵进至黄河一带，与三桂成“犄角”之势，可置农民军于死地。有的提出：“宜速檄三桂提全师，及号召秦晋两边宿将义旅，并力入秦”，与左良玉部“前后夹攻，指顾扫灭（农民军）”。《爝火录》，卷4，221页。为了鼓励吴三桂效忠南明，不惜封爵之赏。大学士马士英首先建议，对“吴三桂宜速行鼓励，接济其用”《爝火录》，卷3，189页。。五月二十八日，朱由崧赐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子孙世袭，《小腆纪年附考》，卷6，21页。加赐坐蟒滚纻丝八表里、银二百两。户部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责令沈廷扬负责，自海道运送给吴三桂。其他有功将士，由吴三桂开列名单，以便给予升赏。《弘光实录钞》，卷1，172页。参见《爝火录》，卷3，197页，《明季南略》，卷1，40页。

在给吴三桂封爵时，南明弘光政权还不知道他已降清，还认为他借了清朝的兵平息了农民军，对国家创下不世之功。他们所提建议都不过是不合实际的一厢情愿。当然，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清兵此次进关的目的，一直把它当成是扶危济困的“义师”。为此，弘光政权打算派一个代表团，前去北京。一则对清出兵为明复仇表示感谢之意，同清议和，平分江山；一则面见三桂，把勅书与封赏交给他，以使他为南明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