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毕竟是三桂与自成的一厢情愿，多尔衮岂能放过农民军！他的目标是彻底消灭农民军，夺取全国政权。毫无疑问，他不可能允许三桂以得崇祯太子为交换条件，放弃对农民军的追击。恰恰相反，他要遵循既定方针，乘胜进军，不给农民军喘息的时间，防止他们逃离北京，携带宝物而去。虽说他急于进军，也虑及到他和他的八旗将士及三桂军连日跋涉与苦战，需要暂作小憩。所以，他于山海关之战当天晚上在追击农民军一段路程以后，也返回到山海关，他们不进城里，却选了离山海关五里靠近战场的地方宿营。多尔衮一意要收揽人心，宁可在城外住宿，惟恐清军入城惊吓了百姓。

清军从关门大战中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多尔衮用此战利品，大赏诸将士。吴三桂获得了最高奖赏：多尔衮以顺治帝的名义，封他为平西王，赏赐玉带、蟒袍、貂裘、鞍马、玲珑、撒带、弓矢等物；又令三桂以下各将领，及山海关城内吴军皆剃发。《清世祖实录》，卷4，17页。三桂受封为平西王，标志着他彻底降清。他从请兵、献关、与清军联合作战，到受封为王，是一个短促而复杂的过程。从吴三桂方面来说，他是在形势的迫使下，才走上了降清这条路，用农民军的鲜血换来了一顶王冠！从多尔衮方面来说，他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形势和三桂处境困难，有步骤而又迅速地诱迫三桂就范，把他招降过来。清太宗晚年孜孜招降三桂不成，多尔衮则顺利地实现了太宗的遗愿。因此，三桂被招降和受封为王，是多尔衮的政策和智谋的胜利。

自后金建国，中经改国号大清，至入关初，直至清亡国前，汉官被封为王爵的，只有四人，即恭顺王孔有德（后改封为定南王），怀顺王耿仲明（后改封为靖南王）、智顺王尚可喜（后改封为平南王），加上新封的平西王吴三桂，共为四王。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原张献忠部将孙可望降清，被封为“义王”，是为汉人第五王。见《清世祖实录》，卷113，12页。孔、耿、尚三人是在天聪七年（崇祯六年）一年中先后叛明归后金的，他们从登州航海来归，带来精兵近万名，战船百余艘。在他们归降前，清（后金）既无水师，又缺乏新式大炮，同明朝相比，它显得力量不足。孔、耿、尚之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明与后金的力量对比，对后金具有重大的政治与军事意义。这使皇太极大喜过望，在他即皇帝位时，把他们三人晋封为王爵。这是皇太极给予的至高无上的奖赏。

吴三桂是在清入关的关键时刻，献关投降，又与清军联合作战，一战而败李自成。三桂为清朝入关首开胜利纪录，奠定统一全国的基础，其功勋之大，非孔、耿、尚三人所能比拟。当时，清兵固然强大，但农民军也不是轻易能击败的。这一点，在清军出征前，范文程特别是洪承畴等熟知农民军战斗力的人，无不承认农民军是一个“劲敌”，而且又强调它得民心，更难于与之争锋。三桂归清，就使力量的对比变得对清极为有利。他请兵献关，使清军大大缩短了进军北京的时间，长驱直进，使胜利提前到来。如果三桂投向农民军一边，牢牢守住关门，即使按范、洪等人的谋划进行，清军也很难得志于中原。中国的历史，很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很清楚，在清兵与农民军两大势力之间，三桂倒向哪一边，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而改变了明清战争的进程，保证和加速了清朝的胜利早日到来。多尔衮完全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山海关大战一结束，他就把对三桂的诺言毫不迟疑地付诸实现，给他的特大功劳以应得的酬报。这以后，清对他的酬报不断加厚，居其他“三顺王”之上。

清入关前后，敢于封异姓汉官王爵，这是一个很大的政策突破。明立国两百多年，从不封异姓为王，至高爵位，也不过公、侯、伯而已。清反其道而行之，完全是出于笼络汉人，进取中原这个大目标所需要。由于三桂之降，受封为王，引来无数明朝文武将吏大批降清，为它统一全国消除了层层阻力。三桂降清这一事件，对清入关后顺利取得天下，取明而代之，关系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