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自知犯有逃罪，也许出于赎罪之念，他在松山战后的第二年，即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三月，松山刚破，便与另一逃将白广恩等率兵四千，试图组织一次进攻。他们进至塔山扎营。塔山已处在清军的围困之中，三桂下令以一半兵力至高桥，与清兵遭遇，但“不战而退”。三桂此次军事行动，大抵是试探清军虚实，并非是寻找清兵展开战斗。《清太宗实录》，卷59，10页。

过了四天，三月八日，祖大寿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愿献城投降。他向围锦的清将诸王许下诺言：“我若归顺，宁远亦可得也。”诸王准降。于是，锦州经一年的围困。终于不战而克。锦州一破，“诸王议取宁远之策，当乘大寿妻子尚未搬回，总兵吴三桂尚未交替之时，亟当前往”《清太宗实录》，卷59，10页。。他们认为，吴三桂犯有逃罪，肯定要被朝廷撤换，当乘其尚未撤换之时，利用祖大寿在宁远的家属与他的亲属关系，一举夺取宁远。但是，吴三桂并不想降。据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罗睿郡王多尔衮奏报：他们曾派人到宁远，想与祖大寿的儿子取得联络。守城官员知大寿已降，不许入城。派去的人被拒之城外，对城上喊话，城上守官没听几句，就不予理睬。此项取宁远计划遂告落空。《国榷》，卷97，5908页。

松山、锦州相继攻取，杏山、塔山日夕可破，清太宗和他的诸王、大臣便把注意力转向宁远。此城距锦州仅两百里，骑兵瞬间可至。宁远原先有锦州及松山诸城作屏障，明兵进退自如。而此时，宁远已直接暴露在强大的清兵面前，驻守此城的明朝官兵已失去安全感。明朝谋臣、统帅最担心的是，清兵随时可以直驱城下，以围锦的战术来围宁远。《清太宗实录》，卷59，24页。

清朝内部确有人主张乘清兵大胜，迅速取宁远。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马国柱、雷兴等汉官向清太宗建议说：“今锦州既下，宁远惊骇，山海溃乱，燕京震动，明总兵吴三桂以松、锦失守之故，既踏可杀之罪，今祖氏全归，吴镇自不能安，又必有脱死之术。祖氏之子妇在宁远者，已心切来归矣。况其为祖镇之遗类，与其在门墙者，岂不畏死而求生乎！”因此，大军当乘机临于宁远，“声言吴兵所属各官之罪，摇动其志”，必能得宁远，“未必不如得松山后，即得锦州之速也”《清太宗实录》，卷59，15页。。

尽管清朝中有此主张，明朝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因为清太宗还不打算乘胜加兵于宁远，他以为处于惊慌失措中的宁远明官兵无力抗拒清兵的攻击，可以传檄而定。他在处理锦州明官兵及家属时，特别强调，凡在锦州的原属宁远等处的官员，一律“留养”保全，不得伤害。《清太宗实录》，卷59，17页。看来，他要用招抚的政策，不动干戈地得到宁远。同时，清太宗又派遣八旗兵屯驻于宁远以西的大路，保持对吴三桂的军事压力。他指示在前线的诸王贝勒，说：“宁远之人，若欲归顺，令我军入城，必索城中大员为质，命我兵严守城门，然后可入，不然，恐堕其计。”《清太宗实录》，卷59，18页。

时间一天天过去，已经到了四月，仍然看不出吴三桂投降的任何迹象。汉官张存仁再进取宁远之策。这次，他不主张进兵宁远，提出对宁远采取和平攻势，阐明政策，招之来归。他说：“皇上宜颁敕谕于宁远城中镇将等官，开明松、锦生杀之理，顺逆之端，诛留分别，一一详示。吴三桂并非奇才良将，有不摇动其心者乎！”他忆及当年守大凌河城时，屡次读到清太宗的招降信，促使守城的将官包括他本人无不“动念”，最后献城投降。他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特提醒清太宗当乘“今之宁远正在仓皇无措之际”，速给宁远吴三桂等人写信劝降，“仗我皇上之福，一纸赐书，胜于加兵数万，人心动摇，势如破竹，皇上乘机运策，因时速成”《清太宗实录》，卷60，4~5页。。

清太宗接受了张存仁的建议，立即以他的名义，分别给宁远吴三桂诸将及被围的塔山、杏山官兵写信招降。特派刑部启心郎额尔格图赶往前线，将他的信件交围城的诸王贝勒，由他们传送各处。

这是清太宗首次直接给吴三桂写信，呼吁他认清形势，乘时归顺。为了解清朝对吴三桂的政策，不妨将此信的内容引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