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去辽东的基本有四种人：一种是应戍的兵士，包括将吏，为执行战备和守御任务而被派遣来的；一种是犯有重罪的各种人犯，被处以谪戍，就是俗话说的“充军”，遣来辽东服苦役的；一种是为生活所迫，从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来的贫苦农民，流入辽东谋生，其中也有的因逃避赋税，或畏罪出逃而潜入辽东的；一种是商人，从内地来此经商的。辽东与蒙古、女真人等少数民族为邻，朝廷准许在开原、铁岭、抚顺、宽甸等处开设马市等市场，与汉人互市。汉人所产布匹、铁器、茶叶、食盐等为少数民族所急需；他们所产各种马匹、人参、鹿茸、毛皮等均属名贵之物，皆为内地所不出，因而强烈地吸引着关内远自长江以南的商人慕利而来。有一事为证：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后金汗努尔哈赤攻下抚顺时，俘获了山东、山西、涿州、杭州、益州、河东、河西等处商贾16人。这些商人不惜远涉数百里、数千里，冒险来到抚顺这个边境小城，与女真人搞贸易。他们还算幸运，努尔哈赤一个不杀，把他们都释放回家。《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12页。

关于吴氏先人的家庭状况，及其屡次迁徙的细节，历史失载，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不过，可以肯定，三桂的先人一直北迁，直至边疆“危地”落户，这大抵与其家庭经济状况有关。他们既不是应戍的将士，也不是因罪谪戍而来辽东，很可能出于生活窘迫或行商这两种情况，才逐渐北迁的。从父亲吴襄习文习武来看，其家庭不像是贫苦之家，但也不是很富裕，如果家中有可观的产业，也不致多次迁移。根据其先人居徽州，累次北迁的情况来判断，可能从事商业活动。据说吴襄善养马，这与经营和贩卖辽东马匹有关。自明代始，徽州经商之风颇盛，多以经商致富，其中亦不乏家资巨万的富商大贾。他们的活动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故有“徽商”之誉。他们惟利是图，不顾风险路艰，无所不至。《管子》一书对商人作了这样的描述：商人贩运，加倍行路，夜以继日，虽行千里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前面吸引着他们。渔民入海，海深万仞，在风波大浪的危险中航行数百里，昼夜宿于海上，是因他们追逐的“利”在大海之中。原文见《管子》，“禁藏”篇。商人趋利所至，家随人迁，也是常有之事。三桂的先人出自经商成风的徽州，不能不参与商业活动，如以贩卖辽东马匹为其营生，最后“流寓辽东”，也就成为可能。

三桂的先人何时迁至辽东？历史文献也没有记载。但是他的“祖父坟园葬立中后（所）”，提供了重要参考。这是三桂于顺治五年（1648年）在向朝廷的一份奏疏中透露的。三桂有大功于清朝，世祖赐封为王，又荣及已故祖父，“特赐葬祭”。显见他的祖父去世未久。又据三桂自叙，他“生于辽，长于辽”，故把中后所看成是他的家庭之“源”。《明清史料》丙编，第7本，658页。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早在三桂的祖父一代，他们全家就已迁来辽东，祖父病故后，就埋葬在中后所。三桂的父与继母及弟三辅“俱死寇难”（为李自成所杀），他们的葬地很可能也在中后所。顺治二年十一月他曾为之请，从优赐恤。见《清世祖实录》，卷21，20页。

有的书说三桂的“祖墓在锦州”，他反叛清朝后，被“掘而弃之”。王一元：《辽左见闻录》（手抄本）。还有的史书说宁远（辽宁兴城）也有三桂的先人坟墓，俗称“吴王坟”。据说该城还有一处三桂先人坟园遗址，有碑记“骠骑将军吴公先莹”等残留的字。（民国）杨荫芳：《兴城县志》，卷10，15页。在我们已掌握的有关三桂的历史档案和其他资料中，尚未发现他曾提到在上述两处有他的祖坟的事。如果确有的话，可能是吴氏族人的坟，人们误以为是三桂的祖坟。这一情况，似乎可以说明三桂的祖父辈“流寓辽东”时，先居于锦州一个时期。锦州是明广宁中屯卫、广宁左屯卫的治所，地方高级官员如辽东巡抚曾驻于此。锦州坐落于小凌河畔，南临海，北依蜿蜒起伏的医巫闾山，中有平川，兼有川海之利，又是陆上交通枢纽，扼辽西的东端，为关内外商旅往来必经之地。明中叶以后，它已发展成一座政治与军事并重的城市。锦州的有利的自然条件和战略地位，吸引着关内人来此居住谋生，促进了它的经济与商业活动的发达，是辽西地区的政治与军事中心。因此，三桂的先人一进入辽西，就为锦州的繁荣所吸引，先在锦州立足，而后迁至中后所，成为吴氏家族的稳定居住地。宁远居于锦州与中后所之间，三桂和他父亲吴襄都曾在这里生活过，特别是三桂发迹后，多年驻守此城，他的家属和部分族人自然也住在城里，并拥有一定的家产，这是没有疑问的。难怪人们有的说他家在锦州，有的说他家在宁远，有的说家在中后所。因为这三处是吴襄父子往来之地，他们的军事与政治活动也多集中在这一地区。不错，人们的种种说法各含有一定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