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事发生时我存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我”
　　擅于形象和节目包装，一向是卫视和风凰卫视，或者说是香港媒体的强项及特色。
　　记得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李一萍在凤凰开台才一年的年度战略研讨会议中，曾提出一个电视台一定要有强打节目，要有“造星”的能力。现在看起来凤凰台已经初具这样的雏形，正往这条路上前进。
　　我刚到香港一年多，有次和台湾驻港的金融界精英聚会，一位朋友笑着对我说：“Star makes a star！”卫视造就了一颗新星，藉以表达我和华视时期气质的转换及不同，已经是星味十足！
　　回顾我1993年初刚抵香港，卫视为我设计的第一个个人宣传片，穿上一身米白色套装，走在香港中环大街上，环顾四周的高楼大厦，是现代感十足的都会女郎。
　　1994年9月，中文台高层想找一张能代表中文台的脸，“The face of chinesechannel”，高层说：“就如同汪明荃就代表早期的无线电视台一样。”
　　首先要为中文台定位，必须是国际化，具现代感的形象，当时的高层选中了我，把我从新西兰正在拍摄《电脑号快车》的现场召了回来，因为宣传形象部的Bill要为我做个人宣传片。这也开启了我、Bill和Ange1a（当时这个案子的统筹）3人的个人情谊。
　　Bill是澳洲人，对屏幕形象宣传和造型是既专业又耐心。为了了解我，他和我进行多次长谈，问题广泛，“从身家调查到喜欢的音乐？爱做的休闲活动？爱看什么书？喜欢的衣服色系？梦想是什么？学习过程和儿时的成长！”
　　由于我在台湾出生长大，现在居住香港，为国际性电视网工作，经常奔波于中国内地，工作范围遍及京、港、台，成了纵横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和媒体人。Bill要求我在北京拍摄宣传片，我们在人潮熙来攘往的秀水街驻足，人影，自行车影在我身后和眼前快速掠过，当时留着半长发的我，悠然地站在辽阔而忙碌的中国大地上，颇有神州大地任我邀游的豪情。
　　不过Bill为了先观测拍摄现场的地形，正蹲在地上目测距离时，被一辆正在转弯的自行车撞个正着，当场把Bill的高鼻子给撞歪了。Bill当时很大方挥挥手让肇事者离开，但事后却哭丧着脸对我说：“我父亲的鼻梁也被撞歪过，想不到我的鼻梁也不保！”
　　适逢星期日，各地医院休诊，找不到适合医生问诊，Bill非常敬业地说，先拍完片子再说。这一拖，他是回到香港才去就诊。后来，每回碰面我总是关心他的鼻梁，而他就回敬：“还不是因为你，我才痛失直鼻子，如果以后因此找不到女友，你就得补偿我，充当我的女友！”
　　我清楚知道不可能，但面子可要给他个十足，于是我豪爽地回答：“没问题！”不过，至今我都没听说他缺过女友。
　　这次我的北京行任务繁重，除了拍我个人宣传片外，我还要为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做访问，Bill更要拍一组中国残疾人士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宣传片，所以同一组4个人，是忙得人仰马翻。到了晚上，一伙人苦中作乐添乐子！趁An-gela生日，我们在酒店里大切蛋糕，Bill和摄像师两个大男生，追着我和Ange1a两名弱女子满走廊跑，硬要我们脸上吃蛋糕，服务生不知出了什么事？我们这四人小组的名言就是“work hard,play harder!”以一个歪了的鼻梁换回在秀水街市集的那个镜头，我非常喜欢，回到香港，他把这段日子对我的了解用英文写成了宣传稿，要我翻成中文，改成自己的感觉，这就成了1995年一整年在卫视中文台播放的“Who am I？Sally Wu，That’s me”长达一分钟的个人形象广告：“当我第一次构得到电视机的时候，这台黑白电视，就成了我最好的玩伴。长大了，电视机却成为我最重要的工作伙伴。”画面出现我和家中首台电视的黑白照片。
　　“大学4年，大众传播，1988年，我第一份工作就进电视台。见到镜头下的我，他们都说：‘我本人要高多了，有趣多了，而且漂亮多了。’”“电影、音乐、旅行是我最喜欢的3件事，为国际性电视网工作，从此我的旅行就更名正言顺。”
　　“看电视对我父母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他们亲近我最好的方法，我是谁？吴小莉，就是我！”这是我成为中文台形象代表，兼负中文台国际化现代化形象的开始。
　　一直到风凰卫视1996年启播，1997年规划开播时事类节目，我终于从财经节目、电脑资讯节目和文艺资讯节目归队回我的本行——时事节目。也由于我对时事节目的熟悉和专业背景，宣传部在为我设计新节目《时事直通车》的造型时，已经是形象鲜明。
　　撰稿同仁问我，做时事节目，你心中的愿望是什么？我真诚他说：“希望当大事发生时，我存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我。”
　　“希望有一天能说，晚安中国人，不论你在世界哪一个角落！”
　　于是伴随着1997年4月1日《时事直通车》开播前，观众在凤凰卫视，看到了这样一则我的个人宣传片：“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成为一位新闻工作者，是我从小的志愿。秉持着见证历史，眼见为凭的工作信念，我来到了香港，求真相、求知识、求进步。对未来，我的自我期许是，当大事发生时，我存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我。”很幸运地，这两年跟随着凤凰卫视，我基本上实现了当大事发生时，我存在的理想，也因为这则宣传片整体感受专业且具说服力，它还获得了1997年国际pro-max电视宣传推广大奖，新闻类主持人个人形象片的金奖。也使得“当大事发生时我存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我”，成了许多中国内地朋友对我的直观联想，深入人心，可见一斑。
　　《时事直通车》是一个集合两岸三地消息、国际大事、财经资讯和体育讯息的时事类节目。它仍然是以香港为立足点和着重点，但又更重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互动，或许因为题材内容和包装方式的新颖，它成为中国内地吸收海外资讯，特别是港台消息的另一个选择。
　　尤其在中共十五大、两会报道、甚或朱镕基访问欧洲，凤凰卫视都把主播台搬到了现场，开辟了卫星连线，这无疑开拓了观众的视野，随着主持人飞越到了现常1998年两会后，大陆的媒体朋友访问我时说，“在中国电视圈，只有文艺类主持人容易成名，很少有新闻类主持人成为明星，你算是特例！”我和中央电视台的朋友聊天，他笑着说：“小莉，你不知道你对中国内地电视新闻从业员的冲击有多大，现在许多人加快了语速，剪短了头发……。”在时事天地里成为具影响力的主播，是我的自我期许，但如果真的意外成为影响电视新闻播报形式和风格的主播，这绝不是我有意的规划。我对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非常感恩，真的，所有朋友的接纳和厚爱是推动我再向前的动力。
　　对我来说，电视工作10年，我只是满足于浸淫在时事的天地里，看着世事变化，参与和见证历史。从小就喜欢说故事，同学们只要发闷了就央求我说故事。那时许多故事都是我信口拈来、自己编造出来的，但同学们也听得津津有味，而我的这个功力一直维持到高中不变。
　　后来随着年岁增长和大学联考的压力，我想象力不再丰富，也不再能信口雌黄。倒是在从事新闻工作后，朋友们再度喜欢听我说故事，不过这回是真实的新闻故事，什么来龙去脉，幕后真相和采访花絮等等！
　　这也是为什么在我踏入电视新闻圈第10年的今天，我会从《时事直通车》再开一个VIP Room贵宾室，和观众一起来《小莉看时事》。因为我一直深信，新闻是世界上“卡士”最强，永远不褪流行的剧目，名人政要都是必定出席的嘉宾，哪一天你有空也让我为你讲讲他们的故事，一起来分享这个时事天地。

　　编按：资深记者、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主持人、节目统筹经理吴小莉小姐，因采访朱镕基总理被朱镕基两次“点名”而名闻遐迩，成为海内外传媒的焦点人物，不少报刊杂志争先采访她，并以大篇幅版面予以报道，是传媒史上罕见的现象。吴小姐应《明报月刊》之邀，把她撰写的《朱镕基访欧采访手记》交由《明报月刊）独家发表，以飨读者。
　　“腰骨都要散了！”“人部要凋谢了！”
　　这是每一个跟随朱镕基访欧的香港媒体，见面互相打招呼的第一句话。
　　但是，回到香港，我已经忘了那种一天传2次卫星，做4条新闻，上一次现场连线，晚上11、12点收工，睁开眼就是工作，坐上车就能睡着，这一站行李还没时间全打开，又要收拾起来，到下一站去的辛苦情景。
　　倒是8天里，早早晚晚追着朱总理跑的点点滴滴，成了难忘的采访印象。
　　故事要从“两会”结束开始谈起。3月19日朱镕基在中外记者会的“点名”事件，意外地把我推向了另一个镁光灯聚焦的所在。结束北京20天的采访回到香港，立刻接到公司另一项任务，一周后随朱镕基外访欧洲。由于我仍在媒体的焦点下，所以公司的指示是“做新闻可以高调，对同业则要低调。”
　　3月31日，伦敦时间清晨5点多，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抵达了伦敦。为了采访之便，我们住在朱镕基下榻的海德酒店，一个有106年历史的五星级酒店。除了刚到的第一顿早餐欣赏了一下海德公园的美景外，忙碌的采访工作使我们根本没机会享受它五星级的品质。因为时间太早，一直到中午一点钟，一行人得出发往机场接机了，仍无法check一in，只能将行李暂放在同事房内，自此，开始那“没眠没夜”的欧洲之行。下午3点半钟，中国国际民航专机抵达伦敦希斯路机场，朱镕基一行步下飞机途经媒体区时，我抓紧机会，大声提问：“朱总理好！第一次以总理身份到英国来，有什么特别想完成的事？”

　　朱镕基先是举起右手向问好的声音打招呼，接着看到我在人群中提问，伸手指着我笑着说：“吴小莉，你现在，在香港有名了。”
　　我说“谢谢总理”，继续提问，他却笑着离开，随后中国驻英大使馆人员发了一份朱镕基到达英国的书面讲话。
　　这是自记者会后，我们第一次再度“见面”（电视上见到的除外），朱总理又以他率直的个性，当众表达了他在点名事件后，看到香港媒体反应的看法。虽然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让我放下心来。不只因为他的俏皮，更因为他的坦然，让我知道，“点名事件”后，在媒体上掀起的轩然大波对他并没有影响，他率性依然。
　　媒体同业开始寄望我，尽量让朱镕基多开金口，一位电台同行就说：“不知道他这次会不会多说些内容，全靠你啦！”
　　下午5点多，又有一次可以近距离采访的机会，朱总理刚从温莎堡会见英女皇返回酒店，大厅内挤满了当地侨民，当然包括媒体，朱镕基在和侨民握手，接受献花后，眼看就要离开，这时我只好以人情攻势：“总理，我们等了好久，可不可以说几句话？”
　　朱总理同情地看着我们，走了过来，于是一连串的问题——“和英女皇见了多久？说了些什么？”“这次访英，有什么期望？……他回答的话虽不多，但是我们很满意，因为他肯开口，是个好的开始。
　　4月1日上午沾朱总理的光，走了一趟格林威治天文台，应媒体要求，他还站在分隔东西半球的子午线上拍照，我又趁机提问了：“第一次来吗？”
　　“First time。”（刚听完英文解说员说话，他还来不及转换语言频道）“为什么选择来这儿？”“他们（英国和中国外交部人员）安排我来我就来了！”（诚实得可爱，引来一片笑声）“第一次到时间的起点来，有什么特殊感受？”“当然有，我小学念书就知道这里是Zero Degree（零的开始）。”
　　一位香港朋友，看完电视新闻跟我说：“看来朱总理对你真的不错，是有问必答，”第二天英国《独立报》在刊载朱镕基参观格林威治天文台一张大笑的照片后，转载了香港《南华早报》对我的一张访问照，它的标题是这样写的：“TV StarWoos theOld Menof china”，意思是“能讨朱镕基欢心的电视明星”。内文写到我让两位很重要的人很开心，一位是朱镕基，另一位是传媒大亨莫多克。（因为他是凤凰卫视的股东之一）。我的同事开始学朱总理的口气笑我：“吴小莉，你现在，在伦敦很有名喔！外国的一些摄影记者在我们守候来熔基时，向我的摄像师说：“你站哪？我要站在你旁边，有好处！”
　　都是人单力薄地到欧洲，香港同业这回非常团结，除了在分散的各点上互相支援画面外，大家开始开玩笑：“小莉，朱总理待会儿出来时，你记得要叫注他！”“好，我负责请他留步，大家一起问问题。”融洽而互助的相处，化解了不少我在媒体焦点下的尴尬。
　　朱镕基为媒体所爱戴，不只因为他对中国事务的熟悉和使命感，更因为他对媒体人的人性化对待。中国内地的媒体朋友说，朱镕基不想大肆报道欧洲之行，所以将随专机采访的内地媒体由六、七十人减为十几人，但是走出了中南海，却摆脱不了我们这些香港媒体的纠缠。看着我们早早晚晚跟着他，甚至用上苦肉计地等候，他会很不忍心他说“辛苦了”，他也开始习惯大家不停地追问，有机会时，总是想法子回答。
　　他回答问题绝不敷衍，总是仔细聆听，然后就你的问题，作适度回答，所以常常看到他有时侧着头，或是支起耳朵仔细听问题。即使是在法国，发生撤传单的抗议事件，媒体同业追问“有什么感想？时，他老实地说：“听不清楚问题？等到听明白了，即使已被保镖护送到门外，他也回过头来，大声回答“我没看见。”一次为了赶下一场会见，没法回答完问题，他还显得十分抱歉。“和亚洲领袖会谈后对金融危机有什么新做法？”“大家立场一致！”“什么样的立场”“帮助，尽一切可能地帮助！”“什么具体方案？”“方案有的是！”但是他两手一摊，满脸歉意地说：“现在来不及说了！”接着被随从人员簇拥着离开。
　　不过别遗憾，他总是会在别的公开场合发言时补偿你。媒体对他所有提问，他可以很快融会贯通，溶入他的演讲或即席发言里。一次是在对英国商界的晚餐演说，我们相信，即使他事前准备了讲稿，在现场也被他临机应变地改得差不多了。他在演说过程中，补充了下午他没法回答完的具体援助方案。一次是亚欧会议结束当晚，他会见英国侨界，原本预计10多分钟的发言，他即席演说了23分钟，除了对侨界应有的鼓舞外，其中又间接回答了许多媒体的疑问。
　　他的presentab1e还不仅于此，如果你给他一语双关的好题目，他绝对可以给你意料之外的好答案。媒体问：“你刚才横跨东西半球的子午线，你觉得东西方现在关系如何？”“关系很好呀！我刚才就横跨了东西方，而且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它们连在一起！”什么都看在眼里的总理
　　朱镕基无疑是受人瞩目的，也由于他的形象，媒体对他有更高的期望。访欧行程结束近一周，报刊上仍不断有访欧的各式评论。任何与他有关的人、事、物，仍然是媒体的焦点，回到了深宫大内，他也没有断了和外界联系，从新总理记者会上他对媒体的如数家珍，和一到伦敦就指着我说我在香港出了名，都可以看出，他获得媒体消息的及时性、和对舆论的关注。
　　4月13日，他更罕有的在接见南非外宾时，谈到了那八杆子打不着、毫不相干的访欧期间，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人员和香港媒体同业的事件，甚至解释了他的确没说大话，因为他听到有人问对传单内容有什么感想，他说的没看到，是真的没看到传单内容。
　　这个举动，再次显现他率直的个性，觉得受误解，就要说个清楚，好不容易在公开场合有媒体在，所以不论和主题有没有关系，都不吐不快。
　　而我更看到的是，他对香港舆论的重视，这种有闻有问，或许也是中南海领导人和香港媒体界展开另一种对话交流的开始，值得鼓励。
　　访欧行程的8天，说实话，这才是我直接接触朱总理的开始（当然19日的记者会，和以往电视上的认识不算）有人问我，朱镕基是什么样的人，记得在参观法国罗丹博物馆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到朱总理身旁，开始和他聊天，随行人员把我们团团保护住，反而使我有机会和他单独对话，我问他：“刚刚看过世界第二大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内地有没有想过建这样的图书馆？”他坚定他说：“会的，一定有机会！”“怎么看罗丹的艺术？”他说：“巴黎是艺术之都，一定要来看一看！前几天工作得太紧张了！”接着他转过头看了看我说：“不过你们更紧张！”
　　聊着聊着，我们走到了罗丹著名的沉思者雕像前，我把跟在后面的朱夫人劳安迎到前排，大家开始听解说员说沉思者的故事。我也陷入沉思，这就是朱镕基，一个什么都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的人！
　　　　　　　　　　　　　　　　　（摘自九八年《明报月刊》第五期）

　　有时觉得自己对新闻的敏感像个魔咒，九八年4月随朱镕基访欧回港后，和同业谈到，想去印尼看看，因为那时印尼经济太差，像个火药库，我直觉有事。5月印尼发生暴乱。
　　6月，中国内地大水，血液里流动的想上前线的新闻细胞再度涌现，几次和同事讨论“有没有上现场的必要？熟悉内地水情的同事说：“每年这个时候内地多少都有大水，防洪是年年都有的事！”
　　七、八月百年来罕见的长江洪涝发生了。
　　8月10日接获公司命令，要上九江抗洪前线一个因为长江大堤一度决口，引来全球关注的地方。我的心中没有意外，却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前线是晒？是雨？缺水缺粮？还是一片水乡泽国？我无法确实知道，带足了能想像到的药品，我们上路了。11日，一行人飞抵江西省首府南昌，一出机场，迎面扑来的是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就像置身在蒸宠里，所有人只能缓慢蒸发，无处可躲。
　　江西电视台朋友礼遇香港来的两位女士，请我们上车暂避，我和同事倒不在意，因为知道，这只是个开仁已安排探访省政府里的抗洪指挥部，这个探访，收获颇大，除了对江西的灾情有了整体了解也确认了九江的行程。
　　由南昌到九江，还需车程一个多小时，第二天天刚亮，一行人就赶早到达九江，赶办采访证，在九江找到临时落脚地，采访队就往长江大堤37号闸口前进，因为长江大堤决堤处淹水，只能由水路沿已停航船舶的长江前进。
　　闸口前早已站满人，包括媒体同业、想上大堤慰问的民众及医疗队等。“11点才有补给船开航！”前方传来消息，也就是一伙人得在闸口等上两个小时。心里有些着急，因为这次拍摄任务重时间紧。凑巧，一队武警，从前方撤退，搭船回来，有人认出我，开始询问：“能不能合照？我爽快回应：“可以！”继而反问：“我可不可以搭照？我爽快回应：“可以！”继而反问：“我可不可以搭你们的船上大堤？答案也很豪爽：“没问题，你们有几个人？”
　　这是我唯一庆幸自己还有些知名度的时候，因为更方便我的工作，当然也造福了其他同行，一伙人全上了船。
　　一上大堤，我被千多名解放军排列成的人龙，由运沙包船，直达缺口处的景象给震祝鱼贯而机械的动作，茫然而疲惫的神态，现场没有硝烟却尘烟弥漫，时光似乎倒流到几千年前，民兵正在修筑万里长城。而这次的长城，抵御的是洪水。
　　“四天没休息！”“两天没合眼了！”士兵们边回答，边跟着大队的长龙走，背上的沙包没离肩，往大堤决口处走的步伐也没停顿。
　　顾不上热心民众送来的菊花茶，士兵们只是一个劲地移动着，间中听到齐声的呐喊声，一来是配合士兵们丢沙包的韵律，二来是自我提振精神。
　　南京军区派驻在大堤上的副司令员说得好：“士兵们食物补给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休息。”
　　摄氏40度的高温，无处可逃的暴晒，我在大堤上仅近5个小时，已经全身通黑，满脸煤灰，变了一个人。
　　士官说得轻松：“他们在部队中也得操练，如今只是换个场地操练，现在做的事，还更实际些！”
　　副司令员用军用冲锋舟，把我们送回市区，约好第二天一早，再送我们到长江中已被淹没的江新洲岛，探望住在大堤上的灾民。
　　采访队回到九江市，一路无语，没人提议吃饭，即使早过了吃饭时间，一伙人冲回饭店，洗身冲凉，休息半晌，才回过神来。
　　傍晚，趁天色尚明，到九江市区惟一的灾区，因长江大堤决堤而淹没的开发区。
　　来到和开发区接连的市区西北边，这里因为地势较高，成了新的“岸边”。
　　正要前往子堤巡查的解放军士兵好心地招我们上船，载我们一程，行驶在9．5平方公里的淹水区里，不时看到仍在二楼居住的居民，这家厂房的招牌还斜露出一角，那家银行也给淹没了。
　　一些民船载着晚饭，食物补给品往淹水区送，说要送给亲人。一位父亲，用临时编的竹筏，带着七八岁的男孩，牵着自行车，扛一包米，硬要用竹竿撑过河，众人劝他别冒险，他却坚持要回家，小男孩对筏底已经过两米高的深水也并不在意，扯着父亲衣角，坚定地过河，家里淹水好几天了，原本是城市的居民，似乎也已适应了另一种水上行舟的生活。
　　而我则有梦里不知身何处的迷惑。夕阳斜照下，一片辽阔的泽国，远处儿只小鸟飞来，宛如这里本来就是水乡，谁想得到几天前，这里原还有200多家厂商、7万多人居住着。
　　嗒嗒的马达声推动着冲锋舟前进，突然，船上唯一的动力——一具单引擎掉入水中，船长说，“引擎掉了！”
　　七八个人，以为他开玩笑，继续谈笑风生，却发现没了动力的扁舟，正慢慢随流漂向树丛边，最后搁浅。这时，冲锋舟已到了淹水区核心，附近不见民船，船上官兵急了，连忙用手机向军营呼救，由于有官兵在，一伙人倒也放心，好整以暇地等待救兵。直到一个钟头过去，救兵还找不到我们确实位置，而天色是越来越昏黄，淹水区是停电区，大家开始心慌，官兵用最原始方法，拿起扩音器，向远方呼救……终于，又听到动人的马达声，“有船！”众人齐呼！ *
　　　8月13日采访队成员穿上救生衣坐上仅能坐四个人的冲锋舟，往已被淹没的江新洲岛。九江市水利局人员再三嘱咐：“若是上不了岸，别勉强，安全第一，来采访新闻，别出了事，成了新闻。”
　　话声未落，船已启航，船太小黄澄澄的长江水拍打着船沿，直扑脸庞，十几分钟后，江新洲被冲毁的大堤出现在眼前，决口处竟有艘民船，原来有人在这儿作生意，为村民摆渡，往来大堤和市区。
　　我们的冲锋舟驶入决口处，直入岛中央，想找些仍住在岛中的居民。举目所见，淹没的民房，倒落的浮木电线，冲锋舟几次纠缠在不知是否还通电的电线围中。一直勇往直前的我们，第一次有些害怕，因为所在地是长江中央，不比市区。我下意识地查看了一下手机是否仍然管用。冲锋舟终于脱困，我们决定沿大堤寻找居民。
　　江新洲在8月5日决堤后，部分居民仍住在水尚未淹没的家中，或是住上了大堤。
　　单在堤上行走，很难察觉异样，有摩托车的人，在长长的大堤上行驶，为居民提供“机车的士”服务，大难中抢救下来的小猪躲在临时搭建的凉棚下，牛只则啃食堤边仅存的杂草。
　　堤上酷热，有一家8口人，刚从市区避难中心回到大堤开始搭建木棚——一个临时的家，男主人蹲在堤边，对着长江发呆，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说不知道，问他：“现在怕大水吗？“做梦都怕！”他说：“太可怕了，真的是洪水无情！”说着说着，一个大男人忍不住流泪，时间仿佛凝住在那突然决堤的夜晚，堤上锣声响，“决堤了！”一家8口老老小小，只顾逃命地往堤上跑，什么也顾不上带，命是捡回来了，但是家没了，原本因种棉而颇富裕的江新洲居民，要面对没有收成的下半年，和一无所有的家园。
　　五四年大水以来，江新洲没决过堤，九三年、九六年几次大水，情况危急时大堤都保住了。所以九江市政府通告，居民疏散财物，上大堤时，居民们大多抱着侥幸心理，因为没见过长江真正发威。
　　一个小女孩倒是早早把自己上学用的课本，暑期作业搬上了大堤，“怕做不完暑期作业，快开学了”她说，我去看望她时，她正坐在江边温习功课，暑期作业还没做完，她一心惦记着：“要上学了！”
　　采访队在大堤上呆了几个小时，热心的居民在木棚里搜搜翻翻，找出了条长板凳硬要我们坐，又拿出家里仅剩的半瓶矿泉！”但这叫我们怎么忍心，婉拒了对他们来说弥足珍贵的洁净水，倒是长板凳让我们免于：“就堤而坐”的命运。不知如何安慰他们，我只说“辛苦了”，居民一把抹了一下早已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毫不犹豫地回应：“你们比较辛苦！”
　　记得我在中国文化部民政部抗洪赈灾义演晚会上，曾由衷他说过一段话“那些灾民，对现今一天可能只吃两餐饭的现况并没有太多抱怨，但是对于如何重建家园，面对明天，却有很深的迷惘，”我在江新洲的大堤上，为“小莉看时事——九江抗洪最前沿”特别报道节目中，说了这样一段结束语：“不是依水而生的人，可能永远无法明白，水边人家，对水深深的依恋，他们靠水而繁荣，却也年年得抗洪，只是，他们没想到，年年都过得了洪涝灾害的家园，今年竟然会一无所有，对他们来说，抗洪、守卫家园，不只是天与地，生与死，更是有和无的一场战斗。”
　　采访完毕，临走前，采访队把所有的干粮留给了灾民，看着小男孩跑到我们船边，接过了八宝粥，矿泉水、米果等，兴高采烈地往“家”中跑，我突然想起他父亲说的一段话：“希望孩子长大后到城里，学点手艺，不要再靠水为生了！不晓得他知不知道父亲的心愿，更不知道，他何时才舍得打开那罐八宝粥。
　　冲锋舟渐行渐远，我回头望向浩浩长江中仅存的陆地，原本不该住人的大堤，在我眼前逐渐消失。
　　回到香港，我用了两天的时间，休生养息，因为在大堤上晒伤而肿起的双耳，也慢慢消肿。我的生活恢复了正常，只是不知道，大堤上的灾民，他们的家何时才能恢复正常？
　　9月开学了，小女孩的暑期作业做完了没有？

　　——随行采访手记
　　1998年10月份，我已经知道11月份整月的行程。基本上，是一个星期，要呆在热带的马来西亚，一个星期，要去时序已入冬季的日本。但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行程更忙，整个11月，他基本上是吉隆坡、莫斯科、东京、仙台、札幌，游走在亚洲几个重要国家之间，进行外访。
　　正如他自己所言，时差虽然不大，但温差颇大。除了俄罗斯之外，我也跟随他的步伐，进行采访。11月13日，凤凰卫视APEC报道组连同先遣人员，共6人陆续抵达吉隆坡。从深秋的香港，抵达吉隆坡，一行人的感觉是轻松不少，因为可以渐次脱下较厚的衣裳，换上夏装，这是我第二次到吉隆坡，却是第一次使用吉隆坡新机场，这个新机场比香港机场早启用几个星期，刚开始，也是一片混乱，当地司机笑着说，正当马来西亚人，想要到香港考察一下机场运作时，香港新机场启用了，而混乱的程度有过之无不及。现在，混乱的情况不再，除了我们的行李最终还是分好几个不同的运输带送出，弄得我们一头雾水外，倒是马来西亚新机场特殊的造型，机场内连接的穿梭火车，让我有在香港机场内似曾相识的感觉。
　　一到吉隆坡，报导组已进入工作状态。首先，是换证件，领取大会资料，熟悉新闻中心，认识路透社帮我们剪辑传送卫星的几位外国朋友，还有和香港新闻处连上线，以便和香港同业互通有无。因为这次参加亚太经合会，除了中国代表团，还有中国香港的代表团。
　　一阵忙乱，回到饭店已近晚上九点，凑巧在香港飞吉隆坡5个小时的航程中，我结识了一位马来西亚当地经商的华侨。热心的他，晚上立刻帮我约了几位华文报纸的同业相聚。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颇为发达，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等华文报纸，在当地具一定影响力。当晚，和当地的媒体同行聚会，除了更多地认识当地华人的生活外，我也深刻体会到，出外靠朋友的道理。在往后几日的采访中，有当地媒体的支援，我最早证实了美国总统克林顿，不参加这次APEC领袖峰会的消息。我也在即将卫星连线，但是手中资料翻查不到时，找到了他们，而他们成为我最好的资料库。当地华人朋友的热心，让我感动，因为，我们也不过是见过一次面的朋友，巧的，或许是同行的机缘，巧的，或许是他乡遇华人的缘分吧！
　　11月14日领袖峰会前的部长级会议召开。这次APEC会议经济议题，有金融风暴问题，美日间对提前贸易自由化的项目争持不下，政治上，有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与前副总理安瓦尔的争拗，中国与菲律宾因南沙群岛美济噍问题等，成为一场重要的外交舞台。11月15日，各领袖陆续抵达，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专机，是晚上10点多落地，但是遇上大雨，到了11点多一行人才抵达饭店。许多媒体已在饭店内守候，江主席微笑而过，但是一言不发。倒是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开始和熟识的媒体朋友打招呼。这个结果，事实上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中国外交部早就言明，江主席此行，不接受采访，但媒体朋友总不会轻易打退堂鼓。第二天，行程紧凑的领袖双边会开始进行，和什么人见面，会谈时间多长？
　　都可以显现这个成员在这个组织和国际间的地位，而中国第一个双边会的对象，是美国。副总统戈尔更是一下专机，就直奔双边会常由于采访人员数量管制，香港电视台，采轮流进场拍摄，画面共享的方式，凤凰卫视，轮派为第一常我和摄像，在会场外，等候江主席入场，上午11点多，江泽民步出电梯，我只轻声问候：“主席早，睡得好吗？”江主席听到人群中声音，转头微笑说：“很好！谢谢！”即步入会常没多久，戈尔率美国代表团成员进场，媒体被允许入场拍摄，彼此寒暄的前5分钟画面，戈尔在把美国代表团成员贸易代表白酋芙等人介绍给江泽民，双方准备落座时，江主席突然对着我站的方向看来，笑着说，有香港媒体在，然后指着我说“是你吧！是你吧！”我回应：“是的，主席！”中国代表团成员喊出吴小莉的名字，江主席接着说：“吴小莉，吴小莉，现在成了有名人物了！我轻声回答，“谢谢主席”。
　　江主席随后才转头，开始和戈尔展开中美领袖双边会。这场双边会历时两个多小时，比原订时间延长一个多小时。因为时间所限，我必须赶到车程须一个小时的新闻中心，先处理完中美双边会这则新闻，再赶回吉隆坡市中心，江泽民下榻的来来香格里拉酒店，因为按照安排在一连6场双边会里，最后一场和泰国总理川立派的会面，又轮到风凰卫视入场，6点40分，我和摄影队即时赶到会场，在等待川立派时，江泽民走到了门边，做礼节性的迎接，这给了我一个亲近他的机会，我轻松地问：“会谈得如何？”他笑着说：“很好，Everything is great！”我接着问“一天的会谈下来，您的精神很好呀！他兴致高昂地说：“我精神抖擞，应该这样说，以我的年龄来说，我这样的精神状态是很好的了，棒，你听得懂吗，就是好耶（广东话）的意思！”说着，说着，泰国总理到了，双方握手寒暄，他又进入正式的外交活动中。等到所有媒体退到门外守候，今天最后一场会谈结束时，我几经思考，觉得江主席今天的兴致很好，或许有机会，问问他关于这次中国参加APEC，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事实上，因为事前已知道，江主席是不轻易开口的，我就多次和媒体同业商量，有没有什么方法，能采访到江主席，一位中国内地的同行，给了我很好的启示，我们决定用最实际的方法，去问实际的问题。
　　人民币过去一年市值的稳定，是避免金融风暴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力量，未来，人民币的走向，关乎市井小民的荷包肥瘦，也关乎各国的经贸发展。我们决定问人民币市值的问题，但是我从香港飞吉隆坡，身上只有港市、美金和马市，热心的内地同行说，他从北京来，饭店里留有人民币，最后遍寻之下，他发觉身上百元人民币纸钞都太旧，只有一张10元人民币是崭新的钞票。这就成了，现在香港媒体盛传的10元人民币的故事。11月16日，江泽民在完成当天最后一场双边会，见完泰国总理川立派后，步出会场，守候在门外的我，当然不忘大声提问，看今天一连串的会谈如何？江主席只是很讶异地看着还主门外等候的我们，歉然他说：“很不好意思，你们还在等呀！”就准备离去，此时我赶紧扬起手中一早准备好的10元人民币，高声地问到：“江主席，我们都很关心，我手中的10元人民币，明年，是否还值10元？”江主席听到后，立刻回头，转身走向我，坚定他说：“当然，人民币不贬值！”“到明年为止，都是吗？我追问。江主席心中有话要说，又满脸笑容地走回来，对着我们说：“我说人民币不贬值，是很科学的，任何事都不是绝对的！这要讲sCientific（科学性）”说罢，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在笑声中步入电梯离去。
　　之后，我们加订了一段卫星时间，把这段访问送回香港，这段采访在当晚的凤凰卫视节目中出现，第二天，香港苹果日报和明报在报导亚大经合会的政经版中，刊登了一则花絮，题为“吴小莉访江泽民出新招”内文说到：“素以乖巧机灵见称的吴小莉，昨日以一张面值10元的人民币，居然使已明言不接受访问的江主席开腔，发表明年人民币不贬值的言论。”这张10元人民币，至今仍保留在。是江主席对我们这群晚辈，早早晚晚在门外守候的辛劳，给予了最大的体谅。中国内地的随团记者，事后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江主席还夸奖你呢！”原来，在吉隆坡，一场只有内地记者能参加，江泽民对当地侨界讲话的闭门会面中，江泽民还举了我以人民币问他会不会贬值的故事，告诉马来西亚华侨，中国内地的情势很好，人民币不会贬值。另一位随中国代表团专机采访的随团记者，更告诉我，江主席看到我们在门外等待不断说，“媒体记者太辛苦！而这分体谅，我在随访日本时，有更深的体会。
　　11月24日我在结束APEC采访后，趁江泽民一行访问俄罗斯期间，回到香港，完成了“小莉看时事”——亚太经合会领袖峰会回望特辑后，飞往日本东京，在那里等待首位中国元首，踏足日本的历史之旅。
　　日本纬度偏北，比香港气温低了摄氏十度，时序，一下子进入冬季。中国外长唐家漩，先到达东京，和日本磋商中日联合宣言的最后内容。大家都关心磋商的进度，25日，凭藉着我在朱总理访欧时期，和亚太经合会与唐外长的几次交往，我直接打电话给唐外长，说明想进行访问的来意。或许是见面次数多了，朋友相熟，或许是几次提问的水准，令他放心，他爽快他说：“那你就来吧！不过我下午有客人，你4点半到我房里来，我和秘书说一声！我连忙讨价还价。唐外长想了想说：“那你3点一刻来吧！”后来，我才知道，外长把安排见客人的时间调整到接受我访问之后。我依约找到了外长，他笑着说：“既然来了，就做专访吧！我信任你的专业！”就在和唐外长的彼此信任中，我完成了此行第一个独家访问。
　　傍晚5点40，中航专机抵达羽田机场，江泽民在向媒体们说第一句日语“晚安”后就展开他6天的访日行程。
　　日本外务省的保安不但严密，对媒体控制更严，许多场合，是日本媒体优先，在中日媒体人数对等条件下，香港媒体也常被排除在外，在仅有一名摄像，准予轮流进场拍摄的情况下，我们常要等到中国外交部的吹风会（记者会）上，才能一窥会谈端倪。
　　26日，非常重要的中日峰会更是如此，由于双方对许多问题的不同意见，峰会时间不断延长。之前，消息传出，日本可能仍采用九五年当时首相村山富士的口头道歉模式，我请日文翻译联系村山，非常及时地在26日播出了他的专访。不出所料，小渊政府在中日峰会后仍采用村山富士的框架，处理中日历史问题，使得这个紧接在中日联合宣言后的专访显得更有新闻性。但说起这段被我戏称为运气好，碰来的新闻，却有段巧妙渊源。
　　日文翻译告诉我，在日本约专访，不在几天前，甚至几周前进行，通常成功的机率不大。但凑巧，10月份，村山富士和桥本龙大郎连袂赴京，拜会江泽民，村山在游览钓鱼台宾馆时，我刚好在馆内拍摄小莉看时事“董特首赴京述职记”的外景串场，他看到我在写有钓鱼台几个字的大石头前工作，就叫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参事，要求和我合影，我也觉得他醒目的白眉须十分眼熟，也请凤凰同仁帮我留影。之后，翻译官才将我们彼此介绍给对方。就当这张合影还在我相机里，尚未问世前，村山回到了日本，凡是碰到中国媒体访问他，他就会拿出我俩在钓鱼台的合照，问：“你认识这个女孩吗，可以告诉她，我在找她，我想把相片送给她吗？”于是，在我还未到东京前，一位CTN的同业，传来这样的信息：“村山在找你，希望你到东京和他联系！”
　　就这样，我礼貌性地请翻译给现在身为日本众议院议员的村山打了电话。
　　村山的秘书马上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并在当天，村山已经排得满满的行事历当中，挤出了10分钟的时间，接受我的来访。这天刚好是中日高峰会举行的日子，所以到了他众议员办公室，发觉那儿门庭若市，我们之前，他正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访问，而我们之后，中国中央电视台驻东京记者也在门外等候。NHK的记者听说，是村山指名要见我，十分好奇，透过翻译，想对我做访问，但当时已傍晚5点，之后，我还要赶往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的记者招待会，只好婉谢。
　　说是10分钟的访问，村山和我却在先赠送合影照片叙旧，又彼此赠书的气氛下，进行了近30分钟的交谈，对中国颇为友好的他，模仿我著作上汉字名字的写法，用中文在他的赠书中落款送我，我则是之前，已经请翻译在我书中，用日文写上，“从北京到东京，缘分使我们成为异国的忘年之交”。
　　这次采访的顺遂，令我感触良深，许多机缘，竟是平时与人交往的善意所累积的缘分，这是我当初在钓鱼台接受合影时，绝对没想到的事。
　　日本采访行，我们和中国代表团是近在咫尺，远在天边。晚上我和代表团高层通电话时，他惊讶地问，“你来啦？怎么没见到你！”“日本外务省不让我们靠近！”我立刻哭诉。所幸，峰会第二天，11月27日江泽民一行在东京有比较轻松的参观活动，在他参观日本东京湾跨海高速公路和海萤人工岛时，我才有较近身采访的机会。
　　东京湾跨海公路和海萤岛是日本现代化基础建设工程，去年底才完工通车，耗资9亿港市，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基建，江泽民又是学工程出身，代表团选择到这里参观，别具意义，江主席更是兴致昂然，问得十分仔细。
　　这段参观，分三个点。一个是资料模型馆，一个是海萤岛制高点，可俯瞰东京湾全景，第三点，是个巨型隧道钻洞机的钻头实体。我们随中国外交部安排媒体的车队，提早两个小时到达，勘察了一下地形，媒体同业一致认为第三点最具特色，位置最好，但由于香港媒体每个点上只安排一组摄像，大家共享画面，我们称为做pool，凤凰的摄影，被安排在第一点上，我则在第三点上等他，在拍摄完第一个参观点上所需的画面后，我的摄像以百米赛跑的速度，直奔回我身边。
　　没多久，江主席参观完海萤岛制高点，缓步走下阶梯，慢慢走到此行的最后一个参观点上，由于江泽民一行行经路线离媒体区还有一段距离，身旁朋友赶忙说：“小莉，叫，你要叫，主席才听得到！”我扬声向江主席问好：“主席好，海萤岛，看得怎么样？”“东京的基础建设，高新科技对中国有什么帮助吗？江主席被人群中，响亮的声音吸引，往我的方向望来，最后笑着，缓步靠近我们，他的第一句话，也是问候：“很有幸，已经好几次见到你啦！主席显然还记得我在APEC会议期间，对他的早晚守候，“我还要多看看，因为我很重视成本回收的时间问题，以工程技术的观点，我的问题会比较多”他继续说。“日本之行，收获大吗”我继续问着，大家关心的中日关系问题。“挺好，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他爽快回答。“满意吗？”媒体们追问。他则笑着继续他的参观行程。
　　参观完毕，海萤岛送给江主席两个创造出来的海萤小宠物，两只公仔娃娃，临上车前，我问他，“这两个小娃娃叫什么名字，喜欢吗？”他开心地回头说：“很好，很好！”
　　这是访日行程中，我对江主席的第一次近身采访。第二次，则是在28日江泽民的中外记者会上。为了这场在东京举行，由日本记者协会一手主导的记者会，我连续3晚，在日本时间凌晨近3点才入睡，因为忙完每晚东京现场主播台卫星连线，和风凰同仁讨论安排完第二天的工作再和同行及中国代表团人员联系，互通消息，已到12点多，常是晚上回到房里才吃晚餐，我们入住的新大谷饭店的送餐服务，大概被我吃遍，然后是一边吃Room Service，一边和香港总部联系，通报情况，商量记者会可提问题的内容，再消化当天传来的新闻剪报资料，准备第二天的工作。
　　根据日本媒体朋友传来的消息，这场记者会主持人是日本记者协会理事长加藤博文。按照日本惯例，记者会通常有6个提问，前面4个，由中日双方各两个媒体提问，之后，就由现场媒体，举手抢问。我虽然半信半疑，但还是在记者会开始前两个小时，到了会场排队，我们是最早到达的媒体，时间逼近，会场外开始形成长龙，但是安检人员，还是用日文表示，日本媒体先进场，接着是摄影记者，最后才到香港等非当地传媒。由于提早排队，我仍算是比较早入场的媒体，我迅速在大会预留的前排座位后，为其他同行占了一排座位。之后，赶忙搭救正和日本安检人员“有理说不清”的摄影记者和日文翻译。把摄像机安顿好，我才安心入座，先思考好我在记者会开始前要做的外景串场词，赶快趁媒体们进场落座的空当，完成串场作业。之后的重头戏，就是等江泽民一行到来。由于上午江泽民在早稻田大学演讲时，有日本右翼学生闹场，江泽民的演讲，虽未受影响，但看得出他的情绪一度激动。到了下午记者会，70多岁老人，以他的政治智慧排除了所有情绪，一如常态的回答所有提问，即使是敏感的中日历史问题，江泽民展现了国家元首的风范，不带情绪，但十分坚定地重申“不忘历史，才能展望未来”。
　　记者会中，我的座位正对着江泽民，我和国务院副总理钱其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外长唐家璇，彼此点头打招呼后，记者会正式开始。
　　同行所谓的日本惯例，似乎有些可信度。在大家频频举手后，只见点名官往左右两个方向轮流点名，恰巧是一日一中轮替，到了中央电视台同行问第4个问题，关于中国送给日本一对朱鹊的意义后，终于到了开放抢问时刻，我迅速举手，或许是正中央的前排座位，和频频举手的勤奋，素未谋面的日本记者协会理事长，还是自由心证地指向我，请我发问，在之前一连串中日历史问题后，我把主题带向中日关系中另一个关键，台湾问题上。之后，两位台湾电视台驻东京特派员，接连询问两个台湾问题，记者会才告结束，我成了惟一提问的香港媒体，接受提问的数目刚好是7个，与传言相差不远。
　　记者会后，我火速赶上前往火车站的媒体专车，准备和中国代表团搭乘同班新干线专列往仙台。由于时间紧凑，担心凤凰摄像同仁，如果参加记者会，收完机器再排队离场，会赶不及专车，我运用了以前的老关系，情商以前的老东家，华视的同事帮忙，彼此互利，我带他们入记者会现场（他们原本没报名，不在记者会名单中），我过去华视的摄像搭档晓华，就充当凤凰的摄像，在会场内为我拍串场，并录下全场记者会实况，帮我们卫星传送回香港凤凰总部，当然，记者会内容和画面，华视的同仁也可因而得到，完成他们的采访任务。所以在拍串场时，我笑着对晓华说，我有些时空错乱，似乎回到了从前，晓华更语重心长他说：“还是跟你合作好，一次OK！”这次东京行，在当地管制严格，媒体支援较差的情况下，反而使我们这群来自北京、香港、台北不同地方的媒体朋友，互相合作建立起一种患难的友情，而我和内地传媒朋友的熟捻，又成为联系两岸三地传媒界的一个渠道。
　　因为赶子弹列车，我和风凰其他去传卫星的同仁兵分两路，在火车站会合，但阴错阳差地我留在饭店的行李没有赶上火车，留在了东京，CTN台湾中天频道的胡志强，担心我到零下三四度的札幌，却只有在东京摄氏12度的装备，硬是在饭店找行李，找到半夜12点半，然后一早5点多，托第二天要直飞札幌的香港同行，把我的行李带到北海道。我打电话说谢谢，他只说：“朋友嘛！”朋友，是我在这次东京奇遇记中，最大的收获。而我已和所有留在东京的朋友相约，下次不是工作，而是把臂畅游东京。
　　仙台是充满文化气息的小镇。下了子弹列车，我们直奔日本当地协力电视台写稿，录声音、剪辑、传卫星。第二天一早，为赶上江泽民在北海道的乡村之旅，我们只好放弃他在仙台探访鲁迅纪念碑的文化活动，搭机直奔北海道首府札幌。听闻北海道已经下雪，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拿回我在东京行李里的“重装备”。一行人已在仙台机场，采购御寒品，买了毛手套、毛围巾，我稍感心安。果然近两个小时航程，我们到达札幌时，中国代表团的专机，还有半个小时就抵达。
　　我们已进不了机场禁区，香港同行决定直接开车到下午江主席参观的第一站，北海道池田农家等候，我和摄像两人，就提着脚架、扶梯、摄像机和风凰其他同仁分道，他们往酒店check in行李，我们直奔农家，经过一个多小时车程，我们来到被冰雪覆盖的农家。北海道的雪白净洁晰，但走到户外，就能感受冰雪的威力，由于外来车辆不能暂停，一伙人全下了车在路旁等待，趁等候的空当，做外景串常路边积雪深，却探不出牢不牢靠，常是一个箭步踏下去，才知道，半只脚已深入其中，所幸，我穿了双高底靴，总算没受到雪的直接侵袭，倒是半露在外的双耳，老让我想念起，我那仍在行李箱里的耳罩。一路忙着打探消息，凤凰同仁好心留给我的羽绒背心都顾不上穿，一个多小时过去，代表团的媒体专车到了，我们才被带进农庄里。几经讨论安排，香港媒体仍采合作方式，3名摄像各在一个参观点上，3名文字记者，则集中到花卉暖房里等候，所谓暖房是维持室温摄氏13度，和香港比较虽是低温，但比当时户外零下的气温，我们已直呼运气好了。又一个多小时过去，江主席终于拜访完农家主人，看了花卉分装，来到了温室花棚里，江主席一边听主人介绍温室的花卉养殖，随行的曾庆红主任，看着我们直打哆咳，笑着问我：“冷吧？冷，耳朵都快掉下来了！”我说。唐家璇接口聊天：“不会呀！这不算冷！”“比起俄罗斯，当然不算冷！”我笑着回答。曾主任接口了：“对了，香港不下雪的！”江主席认真听主人讲解，又提了几个问题后，准备离去时，我趁机问：“这次看农业怎么样？花卉好吗？”江主席笑了起来说：“花当然好，每个人都喜欢花，妇女们可能更喜欢花！”随团的人都笑了。“中日农业方面的交流如何？”我接着问。这已经是他日本行的第5天，在俄罗斯、日本的紧密行程中，我看得出，他比前几天，更加劳累，他原本只笑着准备离去，不打算再开口了，但在我一句：“主席，我们等了你3个小时了，说几句话吧！”他从门边，调过头来，再度笑着说，“我要跟你们讲，这种现代化的农业，不同程度地在中国农村、许多城市都有的。
　　我认为日本的经验还是很先进的，有些东西跟自动控制等先进技术分不开，我来，也有向他们学习的意思。”他笑着离开，我跟他道了声“主席，再见！”
　　离开池田农家，已近傍晚5点，日本冬天天黑得早，暮色中的雪地别有一番风味。新闻播出后，凤凰高层领导，来电慰问说：“你说等了3个小时，我们都感受到了！”我笑着说：“所以江主席都忍不住再和我们说说话！”老板说：“那当然！”
　　在赶赴当地电视台发新闻的路上，我耳边再度响起一位内地媒体驻日本特派员，在花棚里和我一起等候时，告诉我的一段话：“江主席说你很辛苦！”“什么时候说的？”我问，“今天早上7点多，他出门的时候说的！他回答。我不禁笑了，因为，这段，马来西亚到日本，随访的点滴，不再只是工作，更像是长辈和晚辈的寻常交往，虽然许多故事，我要到事后才会知道。
　　在札幌电视台发完新闻后，日本当地记者透过翻译，向我们问：“为什么同一条探访农家的新闻，你们的看起来有趣多了？”虽然他听不懂我在新闻中说的中文，他接着问：“江主席对着日本媒体时，表情比较严肃，为什么对你们有说有笑？”我忍不住大笑了起来，突然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成就感，因为，我们不只让观众了解江泽民在札幌的情况，或许，在他举目望去都是异国媒体时，看到我们这群熟悉的朋友，也有一种他乡遇故友的亲切感吧！对我不断问问题的宽容，或许也是他在连串严肃议题下，难得轻松的时刻，而我更乐于见到，在世人瞩目的日本之旅中，我有机会让他多展露几次轻松快乐的笑容。
　　在北海道采访的最后一夜，札幌下雪了，结束了所有的工作，我突然有午夜踏雪的雅兴，做完所有采访的收尾，写下几张感谢协助的谢函，晚上11点多，我到中国代表团下榻处，拜访几位内地媒体好友，因为终于有机会轻松相聚。中新社的田副总编辑知道我没吃晚饭，一会是煮泡面，一会送上仙台大苹果，几个大男生最后决定，陪我踏雪北海道，吃一顿道地的札幌拉面，以补偿我的晚餐。
　　在同伴们酒酣耳热的招呼声中，我轻呼了一口气，满足的不只是我的肠胃，更是我满溢的心灵，因为这次日本之行，结交了那么一群老少好友。

　　1998年4月小莉看时事，制作了“泰坦尼克”现象的特别节目，这是我挺喜欢，也是少有采用的软性题材，它说出了迷漫在九八年初一股复古和浪漫的情怀，所以我把那集的内容和读者分享。
　　吴：我们看到的是勇夺今年奥斯卡11项金像奖的《铁达尼号》的一些经典画面，以及夺得最佳电影主题曲奖的《my heart wil1 go on》。《铁达尼号》又翻译成《泰坦尼克》，去年底上映以来，不断创造全球电影界神话和风靡了一个全球的大众文化时尚。男女主角的画面和传统的画片，更成为现代男女模仿的对象，《铁达尼号》究竟有多受欢迎？自从去年12月上映以来的4个月中，依然处在热卖之中，在全港的50家大型电影院当中，有26家依然在争相放映，4月初票房已有1亿2千万港市，美国本土上映10周的票房已有4亿零250万美元，仅次于电影史上的冠军《Star war》一《星际大战》的4亿6100万美元；今年4月份才刚在中国内地上映，而且在全球愈演愈甚，欲罢不能的局面来看，它对《星际大战》这个冠军票房纪录的宝座具有很大的威胁。
　　有人估计，在香港少说有200万人看过《铁达尼号》，以香港630万人计算，就是每3个人中就有1个人看过；更重要的是，在香港不景气的电影环境当中，它把过去6一7年来不进电影院的观众带进了电影院；究竟《铁达尼号》的魅力何在，让我们问一问香港观众，稍后，我们将在棚里继续探讨一下《铁达尼号》这股席卷全球的风潮。
　　观众一：最吸引我的是男女主角；最感动我的画面是老太太将项链抛入海中。
　　观众二：印象最深的是快要沉船时，大家都在甲板上，母亲紧抱着孩子，以及男女主角在冰冷的海洋中。
　　《铁达尼号》除在香港引发了一股热潮，它在大陆也出现了反应热烈的空前盛况。4月份，它来势汹汹地靠拢了内地口岸，由于北京媒体的大肆炒作，被吊足胃口的北京市民争先恐后地涌进北京18家首映播放的影院，希望感受一下这股国际热潮，虽然票价定在80元人民币，创下北京市最高票价纪录，依然阻挡不住人们的观赏热情，首映后3天的订票更是一售而空。
　　吴：今年3月份两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参加香港和广东的人大代表团小组讨论的时候，都饶有趣味地提到了《铁达尼号》，他说：最近我看了一部叫《泰坦尼克号》的电影，过去叫《冰海沉船》，这是好莱坞投巨资重新拍摄的影片，这部片子把危难中的金钱与爱情，贫与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分感人。他认为这是很好的思想教育，建议部长们都去看一看。中国高层的赞赏使这部西方影片在中国取得了放映配额，本月初《泰坦尼克号》在北京靠岸了，并且获得首部在中国相关单位批准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在200间戏院内同步放映的地位，打破了西方电影在中国放映的常规。但是，并非《泰但尼克》一开航就顺利的，导演卡麦隆以破纪录的2亿美元，即16亿6千万港市严重超支完成了这部电影，当时大家都不看好，他还放弃了自己的导演费800万美元才得以完成。有人说，《铁达尼号》的沉没是因为人类过分地迷信科技，相信巨大和豪华。但是，《铁达尼号》的全球热卖也是拜了科技所赐，而导演卡麦隆也是功不可没的，他曾先后12次深入大西洋海底，拍摄《铁达尼号》的残骸，并将片断用于影片当中，他还在墨西哥制造了一个有真船大小，九层楼高的大模型和一个1700万加仑的大水缸，再加上电脑动画的科技，使他的巨片气势和电影的特效，成为第一个口碑，其次，它赏心悦目的豪华场面，惊心动魄的灾难场面，更有震撼人心的浪漫爱情，以及动人的电影主题曲。
　　名利双收的《铁达尼号》不仅在70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抢尽风头，光芒四射，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且缔造了全球电影票房的神话；在香港，它为香港分公司带来了五、六千万元以上的纯利，成为该公司在香港成立以来，赚得最大利润的影片；相信导演詹姆斯·卡麦隆也没有料到。据透露，投资这部影片的制片人，已准备了一张1亿美元的支票，准备付给詹氏做片酬；而当时由于超支过重，詹氏曾忍辱负重，主动提出放弃800万美元导演费，如今，《铁达尼号》在全球一炮走红，而詹氏又成为奥斯卡奖最佳导演的得主，总算是吐气扬眉了。《泰坦尼克号》以有史以来最高的制作费为号召，而导演为使形象逼真，挖空心思，复制了一艘几可乱真的游轮在墨西哥作为拍摄场景，相信谁都会好奇这艘耗资750万美元的豪华巨轮是怎么样沉没的。因此，使人震惊的巨变和电影技效便成为了主要口碑；……吴：不只是男女主角因Titanic而声名大噪，凡是与影片扯上关系的周边产品都热卖，举凡是电影海报，明信片、男女主角的画片、中英文的书籍，甚至是衣服、被单都有，今年2月份的情人节，《泰坦尼克号》的周边产品更成为送给情人的好礼物，CD啦，VCD啦，还被卖到了断货；一个因成本制作费太高而被认为必定赔钱的电影，结果却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成为全球商品化的商品，更有学者认为这是美国在与各国知识谈判权结束之后所取得的全球影视配销管道，再加上好莱坞电影工业制造的奇观，使得全球的电影市场逐一失手，而《泰坦尼克号》只是好莱坞电影国际化潮流的第一波而已。
　　这部世界卖座的《铁达尼号》不仅在西方掀起巨浪，而且它也在全球华人社会大出风头，除了宣传攻势的凌厉，片中一些赏心悦目的奢华镜头，以及触目惊心的浪漫爱情，都称得上是致胜因素。《铁达尼号》的爱情故事能在一定程度上讽刺上流社会，贴近普通大众，使观众能得到心灵上的慰藉。
　　对身处逆境的观众来说，片中生命系于一线的抉择使观众明白，不因命运的起伏而一撅不振；相反，应该培养积极的人生观；剧情中男主角劝女主角的那段话就是勉励每一个人都应当乐观、坚实地面对人生，这就是影片放映以来观众各取所需、满足自己心灵亏欠的部分；而另一方面，导演卡麦隆选择这一历史作为背景，凝造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浪漫爱情，这种史诗式的爱情正好给时下追求速食文化的青年男女带来了一个思考的机会，青年男女开始反省速食的空虚和不踏实，通过这部影片，大家对爱情有了一个重新思考的空间。
　　吴：有人说，看《铁达尼号》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会它的语言，因为它已成为和同济聊天的话语，“YouJump；I Jump”，（你跳，我跳！）观众的感情已与影片融为一体，每个人似乎都能在影片中找到认同；处于金融风暴中的香港，有人说就象是经济风暴中的铁达尼，过去的繁荣是风雨过后的雨过天晴还是沉入冰冷的海洋呢，而在影片中，一个来自低层社会中的男孩却展现了他的勇气和对生命的热爱，而《铁达尼号》的危机感更是不分阶级的，当灾难来时是不分舱等的，让观众大有富贵如浮云的感受。
　　这个历时三个小时，历史上最昂贵的电影会跟着二十世纪末的时代一样，永远落在人们的记忆中。就象当年看《乱世佳人》被视为经典一样。也许下个世纪人们会问，上个世纪你看《泰但尼克号》的时候是在哪里、和什么人在一起？而我更想问的是：当年老的ROSE一声轻叹把海洋之心抛入北大西洋之后，你是否也和她一样，抛下了心中的牵挂？真正地甜甜入梦了呢？
　　《铁达尼》自1997年12月18日，在日本、香港等地首航以来，最为人谈论纷纷的除了这艘号称海上霸王的铁达尼号失控撞向冰山惨剧以外，迪卡普里奥和奇文斯利一发不可收拾的爱情于是成为生死与共的承诺都成为观众谈论的焦点。同样也使两位男女主要演员奠定了在好莱坞的地位。
　　这部影片在走红男主角的同时，更形成了男主角的理念：男主角牺牲自己来鼓舞爱人的生存意志，成为新人类想做却又做不到的伟大情怀，里奥勇敢，具有冒险精神又感情丰富的形象深入年轻人的脑海，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现代情圣。
　　吴：《铁达尼号》自从去年12月中在亚洲放映以来，不仅带动了一个电影的风潮，更带动了一个电影的神话，最近为什么它会成功，我们邀请了一位专业影评人，香港的徐永耀先生来为我们谈一谈。
　　吴：Titanic为什么会成功？
　　徐：《铁达尼》不仅是一部电影，还是一个现象，它带给大家一个感受就是，它完成了大家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一个梦。尤其是其中的爱情故事，是现实中难以完成的，需要死亡考验的，可生死相随的爱情。
　　吴：大家看电影时不胜唏嘘，其中的一些画面也为大家津津乐道，是剧情，还是拍摄手法的成功？
　　徐：成功的地方不在剧情，它的剧本很薄弱，如果这是一个悲剧，它又没让人感到伤感，你说它是一个很好的爱情故事吗？但除个别地方使人流泪以外，这段爱情故事也没什么特别，但是它电影手法考究，如道具、服装，场面的调度，都可称得上是一部好的商业片；但这部片子并不是特别好。
　　吴：像你说的，它的剧情等并不特别好。但为什么成功呢？除了将历史和现实中的爱情揉为一体之外，它宣传上投资1亿美元，是否也是成功的原因，徐：也可以说如此。由于制作成本过高。制作公司考虑，它在美国本土无论如何是收不回成本的。于是就把它放到亚洲首映。他们认为，亚洲的女孩子会对男主角着迷；是亚洲作了一个声势之后，才放到美国本土放映的。
　　这是策略上的成功。
　　吴：今天我们花半小时来谈《铁达尼号》，不仅是因为它是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更重要的是它带动了世纪末的一股怀旧的风潮；铁达尼号的沉没是二十世纪初的一场悲剧，影片却以真实的史实加上虚构的爱情故事将铁达尼号启航短短五天的爱情、友情和灾难呈现在世纪末的这一代人面前，使得人们透过电影的手法、高科技的效果，看到了导演想要呈现给我们那一代人的故事，这也可以算做是电影和高科技的结合给人类的另一项贡献吧！记得导演詹姆斯·卡麦隆在得奖后说过一段话，如果这么一艘巨大的邮船都会沉没，那么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我们要更加珍惜生命。谢谢你今天和小莉一起看时事，下周同一时间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