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华视有极深的感情，不只因为它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因为那里有我许多挚友，更因为它是我成长茁壮的地方，为今日的我奠定基础，练好基本功，让我可以行走江湖。
　　我进华视时，新闻部正锐意图强，李艳秋、梁蕾陆续从海外在职进修归来，新闻部在经理黄新生、采访组长李继孔领军下，企图以关心老百姓切身生活的民生新闻突围。艳秋姊、梁姊和我，同是辅大前后期学姊妹，我们成为播、编、采铁三角。顿时，辅大帮声名大噪。那时的华视新闻，也曾拼到收视稳坐第二、直逼第一的局面（当时“民视”未开播，台湾只有3家无线电视台，“华视”开番较晚，一直以戏剧综艺为主力，到后期才开始重视新闻）。
　　这段华视新闻的黄金岁月，正好是我初入电视圈的时期，使我一直觉得做电视是可以如此有目标，如此意气风发。

　　“小莉是部长终结者！”朋友开玩笑说。“对呀！不到3年已经有两个部长被换掉了。”我说。和我对话的，是跑交通线的记者同行，时间是1992年。
　　台湾中山高速公路拓宽工程又爆发关说舞弊案（就是靠人情压力或实质利益，游说他人达到目的），由于台湾工程，是分段公开招标，让工程单位竞标，所以每个路段，都有编导，传出关说弊案的路段，被称为十八标，所以通标为十八标案。传说有立委，而且是颇高层级的政治人物介入关说。在我们这群记者穷追猛打之下，当时交通部长证实有立委关说，但又不肯指名道姓，最后只好黯然下台，远赴英国，任驻外官员。这是我跑交通新闻后，第二位部长离职，而所谓的舞弊案，如果没有我们这群媒体死盯着不放，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就化无”，搓“汤圆，’（台湾政坛术语，就是合纵连横，为某些特定目的进行游说）就给搓掉了。
　　偏偏交通部长又是挺难做的官，不幸有个空难，或意外的火车出轨，得理不饶人的民意代表都可能要求交通部负行政责任，辞职下台（像1998年初华航桃园机场空难。又换走了一个交通部长）。
　　交通部是个“肥部”，手下掌管大小工程动辄上亿台币的预算，关说围标等舞弊案传闻不断。
　　老交通记者打趣说：“历任部长就数连战的官运最好，他在交通部长任内，没发生过交通大意外，安安稳稳做完任期，升官去也！”
　　媒体常和官员打交道，事实上，彼此间早已建立了朋友般的情谊，同行都是“对事不对人”。十八标案，媒体苦苦寻找的只是个真相，但部长碍于和高层的默契，几次想说出真相撇清关系，却都临时缩口，弄得舆论开始鼓噪，已到摊牌的时候。
　　交通部通知媒体部长有事宣布，当时台湾电视新闻现场直播还不普遍。SNG（卫星现场转播车）大多仍用于转播职业棒球比赛，3家电视台只好在交通部架设微波，打算现场转播交通部长的一场记者会。
　　部长刚和执政党高层开完会，所有媒体都等候他出现，因为我们知道，扰攘台湾社会多月的工程弊案不是在今天有个突破性的答案，就是部长可能辞职下台。
　　我当时在交通部记者会现场做转播，因为部长和高层的会议延迟，我只得在特别报道开播后做了近10分钟的独白。所幸我一路追踪这条新闻，来龙去脉清楚，像说故事一样，我告诉观众事件的起因、演变和仍存在的疑点。
　　部长终于出现，他只说了一段告白，没有接受提问就默然离开。一如媒体同业所料，执政党成功地搓了汤圆，但是下汤被煮的是交通部长，他选择了保留关说的秘密，离开交通部，留下了我至今仍然想知道的疑问：“究竟是哪位重量级的立委、政治人物，让一个政务官不敢说实话？又或是执政高层到底给了什么样的承诺，让一个破关说者宁愿辞官，扛下责任？”
　　作为朋友，我仍关心他的动向。
　　1998年年初，传闻他将被调回台湾，但是最终没有成功。这时电视新闻传来：“台湾传出中正机场到台北的捷运工程关说弊案，中华工程公司代表指控，在立法院长关说下，原本各项徘名均在后的长生集团，竟然在最后关头，排名窜前，夺得工程……”。
　　唉，我不禁叹了一口气，开始责怪自己当年是不是不够努力，没能捉到关说的“大老虎”，让台湾这种关说“传闻”，在6年后仍然不断重演？我只是不知道，远在英国的前部长听到这则新闻，心里又是否别有一番滋味！或许，有一天，等他退休了，我会再去问问，“到底是谁？这个至今让我仍然牵挂的疑惑。

　　“在台湾，做记者最大的梦魔，就是有一天呼机突然响起，告诉你，飞机又出事了……”。
　　这是华航桃园机场空难后，我在凤凰卫视主持《轰天浩劫华航空难大纪实》特别节目时，有感而发，说出的一段话。
　　台湾的飞航安全一直令人担忧，在台湾4年9个月的记者生涯中，我就曾采访过5次大大小小的空难。我真的很怕听到空难的消息，因为它不是机师忘了放起落架、只好用机腹降落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乌龙事件，就是几十到几百人集体罹难的悲剧。而每一次，部让我刻骨铭心……
　　1989年10月26日，傍晚将近7点，我刚忙完晚间新闻，突然传来华航客机在花莲撞山的消息，我的新闻神经突然绷紧。我立刻和民航局、航空公司、交通部、甚至花莲塔台确认消息，查询可能的撞山位置，然后整个新闻部动员起来。我立刻发新闻，将最新消息告诉观众；采访组长指示另一组文字记者，带着两个摄像师，直奔火车站，搭车前往花莲。
　　一路上他们唯一的耽搁，是路途中买了几件适合爬山的牛仔裤和球鞋（新闻部总部通常在台北，花莲在台湾东北方向）。因为飞机已经停飞花莲机场，而飞机撞山确实位置还没确认，山区都是荒芜树林，没有人行道，人烟罕至。
　　当时已经天黑，所有救援工作被迫停止，当地搜救人员打算天一亮就由山地青年带路砍树上山，找寻生还者。
　　陆路这组同仁，就是赶在天亮前，到达花莲和搜救人员会合一起上山救人。我留在总部，一面发最新消息，一面联络台湾空军救难部队海鸥部队直升机，计划第二天一早我和摄影记者登上海鸥部队直升机在空中协助搜寻。
　　我继续和在华航、民航局各个点上的同仁联系。当我完成11点多夜间收播新闻，部署好第二天新闻战的计划，已到凌晨一点多。
　　我回到家时已夜深人静，父母习惯了我为突发新闻而忙碌，早已入睡。我匆匆梳洗上床休息。我知道还有场硬仗要打，但心里记挂的是飞机上的乘客是否仍有人存活，如果有，在寒冷荒芜的山区，他们是否能渡过？在祈祷中我疲惫入睡……清晨3点多，刺耳的闹钟声吵醒了我，窗外漆黑，但我知道4点多东方就可能露出鱼肚白，救人不能延迟。我起身换装，担心父母以为我没回家而挂念，我只好摇醒睡梦中的父亲：“爸爸！我回过家，现在又要出门了，我有开车，不用担心！”
　　我驱车直奔松山机场和摄影记者会合，准备妥当，我们登上海鸥部队直升机时，天已泛白，将近5点钟了。
　　十几分钟后，我们抵达失事现场的山区，从空中鸟瞰，一片树海，山下救难人员已开始砍树上山，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从空中1ocate（确认）坠机位置，告诉陆路救难人员正确的方向，直升机在狭隘的山谷中来回盘旋，寻找目标。
　　我因睡眠不足，加上直升机为了找人，一会左转、一会右拐，一会高空、一会低飞，我一会儿要帮助搜寻，一会要抓着我的摄像师，以免他太专心拍摄跌了下去。没进食的我这时忍不住晕机，作呕。飞机上只有我一位女士，空军飞行官同情地看看我说：“躺下来休息会比较好，找到了我叫你！”我脸色全白，但是坚决摇摇头：“我要帮忙找！”直升机又搜寻了5分钟，“找到了，找到了！”
　　在一片焦黑，像是被烈火烧秃的山地上，散落了一大片飞机残骸，我的心顿时往下一沉，因为可以看到的残骸中，最完整的也不过是华航机尾的那一个标志，金属已如此残破，何况是脆弱的人？“没有希望了！”飞行官说。
　　我拿起了麦克风，在摄像师拍摄影像的同时，用我的声音记录下我看到的一切，我们第一个确认了失事的位置，通知陆上所有救援单位，海鸥部队继续贴近失事地点周围环绕几圈，确定没有从空中立刻救援的必要后，决定回航！
　　到达台北机场，飞行员扶着摇摇晃晃的我下飞机，他尊敬他说：“我没有看过一个人，前一秒钟还对着呕吐袋作呕不止，后一秒钟就能没事一佯的拿着麦克风，对着镜头侃侃而说！”我只能牵动嘴角，以不太好看的笑容回报他的赞美，因为平衡感极差的我，还在“降落中”！
　　出了机场，采访车已在等候，我立刻飙车回总部。同事着急问我，“情况如何？”我知道他们可能关心新闻和画面如何？但我只关心“人”如何？“希望渺茫！”我说。
　　我稍做整理，这则新闻快报就以最快的速度登上荧幕，这是班机出事后，观众第一次看到失事现常而我呈现的故事，也是我第一眼看到飞机残骸那一刻所录下的真实感受。事后证实，机上54人全数罹难，肇事原因是机师起飞后，原应转向离开机场，却误转方向撞山。
　　这是我第一次采访空难，许多细节要翻看过去的剪报才能回忆。但是，在直升机上，找到飞机残骸的那一刹那，心情由极度震撼，到预测那个环境是No bodv
　　could make it无人可能生还的绝望，我不会忘记！
　　“海鸥部队救难人员从空中鸟瞰，藉由唯一一片完整残邯—机翼上航空公司的徽号，终于判定失事位置这是我当年在新闻中说的一段对白，或许已成历史，但华航徽号躺在焦黑土地上的那个画面，却在我记忆深处，至今难忘。

　　1991年4月28日傍晚，位于台北市民生东路南京东路口的麦当劳，传出一声巨响，爆炸的火焰从旁边男厕内冲出。麦当劳被歹徒恐吓放置炸弹，警方据报后，立刻疏散人群，派出防爆小组人员进行搜索。大批媒体赶到（包括我在内），最后在男厕天花板夹板内，找到疑似自制炸弹的物品。
　　因防爆人员无法预估炸弹威力，只研判出是水银平衡式炸弹，必须小心保持平衡，拆卸引爆装置。一名拆弹人员穿上防爆衣和面罩，爬上木梯，准备进行拆卸工作，所有人员退到安全区内。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突然轰的一声，炸弹爆炸了。退到对面街道的我们，都能清楚看到冲出的火焰，现场一阵混乱。警方冲入现场救人，救护人员扛着担架抢入，将负责拆卸炸弹的防爆小组人员紧急送医。爆炸现场玻璃门窗散落一地，防爆小组成员拿着刚刚穿在拆弹人员身上的防爆衣和钢盔难过地走出来，防爆衣已经破烂。
　　正当警方仍在民生东路麦当劳清理善后，歹徒突然又来电话：“基隆路、松隆路口，电线杆下还有炸弹！”
　　台湾社会鲜有炸弹案发生，即使有大多也是虚惊一常但是刚才的那一个自制炸弹威力惊人，据警方研判是行家所为。我们知道这回是来真的了，大批人马便涌至松隆路一带。警方一面疏散车流入潮，封锁街道；一面用仪器进行搜索，最后在歹徒所说的电线杆下，找到了一张恐吓纸条。在场媒体记者当场哗然，“歹徒太嚣张，不但危害无辜百姓，还自恃聪明，玩弄警方！”
　　这时医院传来消息，拆弹人员近距离拆卸炸弹，爆炸当时，他因为首当其冲，送医后已经不幸死亡。
　　新闻播出后，台湾舆情义愤填膺，但是像警匪片似的，歹徒仍在暗处欣赏自己的杰作。林森北路麦当劳店没多久又接报有炸弹，店家没有即时疏散顾客，结果炸弹在厕所内爆炸，所幸规模较小，除了门窗受损，没有人受伤。麦当劳高层被指责罔顾顾客生命，而恐吓案还波及其它速食连锁店，店家决定暂停营业。
　　警方则全力搜寻具有爆破经验或训练的退役特勤人员，筛选可疑名单。最后经过12天的追踪，靠着歹徒的勒索电话，锁定可疑人物，终于捉到企图恐吓取财的两名歹新闻背后的故事“市长，幼稚园罹难者家属抗议市府善后缓慢，要求市府官员为事件负责下台，您的看法呢？”我问。“事件还在调查中！”市长回答。“已经调查一年了，还没有结果吗？”我追问。“还在调查，怎么可以乱说！”
　　市长气急败坏地伸出大手，从我背后用力推开我，然后在随从人员护送下乘车离去。我转身问摄影记者，全程拍下来了吗？摄影记者点头，我吩咐收队回公司。
　　我心中并没有因为市长的不礼貌而不悦，反而感慨很多，短短30秒，竟然让一位平时温文儒雅的政务官“原形毕露”。我打算在我的新闻中，不加任何评论全程照用。这个故事发生在五年多前，前一年的此时，台北市一间幼稚园娃娃车，因为车辆突然起火燃烧，当场烧死23位师生。其中一位幼稚园老师因为忙着救学生，最后被发现抱着学生死在车内。
　　学童安全在台湾社会引起很大回响，为了纪念这位老师，市政府在台北新生公园建立了她的塑像，邀请当时的市长参加揭幕仪式，罹难者家属因不满一年来市府仍没对事件做出交代，在现场拉起白布条抗议。
　　在市长致完词准备离去时，我快步一走，拦在市长车前，开始问问题。所有媒体也一拥而上，因此就出现上面这段对话。
　　回到公司写稿，当时的采访组长关注了一下：“总经理办公室打电话来问，早上是不是有人抗议？”我担心的事果然发生，显然市长事后发现自己态度不对，企图来关说圆场一下。“对呀！”我说。“市长办公室打电话来解释，说抗议的事根本和市长没有关系，可不可以不用！”组长说。“好呀！我少用家属抗议，但是，我会用市长的访问。”我回答。我当然明白市长办公室“关心”的是什么，我也料准他们不敢明说，他们担心的是对媒体态度不礼貌。
　　进剪辑房做后期制作，当时的新闻部经理赵怡也来关心了，显然市长办公室是真的很担心，正在看着摄像剪辑的我转头说，我会少用家属抗议，但这段访谈我会全程采“已经调查一年了，还没有结果吗？”“还在调查，怎么可以乱说！”……之后，我把声音留白，画面则是市长大手推人，关上车门。在市长座车扬长而去时，我的旁白声起：“市长在媒中追问下匆匆离去，至于火烧娃娃车的肇事原因，则仍然没有解答。”经理看完，停了半晌说：“你用吧！”转身离去。
　　新闻播出出后，同业们万分愤慨，高雄记者站的同仁打电话来支持。这则新闻在电视上出现了两次，另外两家电视台也用了这段一问一答。第二天报纸民意论坛中，有读者投书这样写到：一个政务官的修养，对政务的负责态度，在现代大众媒体下，无所遁形……。”

　　晚上近7点，乘3分钟晚间新闻就要直播了，一位主播抱着大批新闻稿往主播台上冲，嘴里喃喃哺自语：“真是入错行！”
　　听到的同仁总是哄堂大笑。因为我们都明白，这是什么样的“心里话”。新闻的快速，时间的压迫，在即将开播前，都到了临界点。主播往台上冲，头条新闻可能还在剪接房里，Insert填补上最后5秒钟画面。
　　我们常说，新闻开播前5分钟，最好不要在新闻部走廊和往直播室的楼梯间行走，否则被赶新闻、跑带子的同仁撞伤，恕不负责。
　　华视就曾有同仁，赶送带子而不小心摔伤了腿，要包上石膏好几个月。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爱看由荷莉·杭特主演的（焦点新闻》这部电影，戏里面描绘一条新闻在赶开播前的紧张，和终于make it的成就感。我诚实他说，它是真的，而且它每天可能都在发生。
　　一天中午，我刚播完新闻，台东外海传出飞外岛的小飞机出事坠海，有人失踪，有人获救。当时华视没有驻台东记者，距肇事地点最近的是高雄记者，但高雄飞台东客机少，开车车程又要2个小时，当时已近一点，赶晚间7点新闻，肯定赶不上。最后我们决定由台北南下，我带着摄影记者搭乘一点多的客机飞台东，到达现场已两点多。
　　我的任务是在2个小时内完成所有采访，并搭乘5点飞台北的飞机返航，否则晚间新闻的头条就泡汤了。
　　台东的采访现场任务颇多，既要到民航单位查询失事详情，又要到获救者所在医院，还要到外海失事现场和追踪搜救人员行动。我们在当地并没有后援，我和摄像记者最后决定，新闻需要现场感，人力不足的点必须舍弃。
　　首先，我们包车直奔医院，必须找到生还的乘客和机师，由他们口述，将新闻故事还原。
　　幸运地，我们是第一个冲入医院的媒体，刚好撞见正在移入病房的机师和生还者。机师告诉我们，飞机失事迫降的原因；生还者情绪激动地述说，乘客如何打破玻璃，逃出飞机，游出海面……。我只适度提问，将当事人劫后余生的激情全数保留。当我们做完采访打算离开时，友台的同业赶到了，我知道他们至少有两组人在台东活动，而我的观众只能靠我们这组人了。
　　现在要抢的新闻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时间。离回程只剩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决定下一个点必须到失事的海边看看搜救情况。回程搭飞机时，才顺道在机场附近向民航单位查问最后资料。在飞机关闸前5分钟，我们赶上台东飞台北的班机。
　　摄影机里带回了当事人的第一手访问，失事现场的情况和官方说法。但我们的工作还没结束，要如何在6点钟飞机抵达台北后，能完成后期制作赶上7点钟的头条新闻？这是另一个和时间的竞赛。
　　我在飞机上写稿，就记忆所及，选出我要的访问内容，请摄影记者先在飞机上用耳机听出来，找到Time code（时间点）。一下飞机，公司采访车已在等候，我们跳上车子一面向公司飞奔而去，我一面在密闭车厢内录妥新闻旁白（volce over）。6点40分到达公司，采访组长看到我，举起双手高兴他说：“头条回来锣！”
　　我头也不回直奔剪辑房，井回答说，“还不知道赶不赶得上？”
　　补上我的voice over，剪入访问，最后insert剪辑画面，我和摄像记者身后站了组长和副理一排人，我嘴里喃喃“阿汉阿汉，加油！”此时心里浮现《焦点新闻》里新闻制作人荷莉·杭特在陪剪辑师剪最后一个画面时，手拍着桌子，不断鼓励剪辑师，“Bob，Bob！Bob……”的画面。
　　“Donef”我取出完成的带子直冲导播室，当我把带子交到制作组同仁手上，全身松软地往回走时，刚巧听到华砚新闻的片头响起，30秒后，这则新闻在电视上顺利播出，观众可能不以为意，但是参与其事的人，却深刻明白个中滋味，因为“我们赶上头条了！”
　　曾经为跑了一条独家而沾沾自喜，曾经因为今天的新闻播得不完美而懊悔不已。一位同仁说了这样一段话：“小莉，这就是新闻世界，你随时可以扳回一城，也随时可以痛失城池，但是every day is a new day，每一天你都可以重新来过。”这让我想起《飘》这部小说的女主角郝思嘉在故事的结尾时说的一句话：“Anyway，tomorrow isilnother dayl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这也是我在新闻世界中学到，至今仍奉行不悻的人生哲学。有人问，“新闻迷人之处在哪？”
　　“在它的不可知，在你回首来时路时，发现今日新闻成为明日历史时，你竟然都有份参与。”我想，我现在会这样回答。
　　自认记忆力不好，为了写下过往印象较深的采访，我请友人代查台湾麦当劳爆炸案是何时发生？友人问：“做什么？”
　　我说：“我在现场呀！看到拆弹人员当场被炸弹炸烂的衣物……”这位女性友人听我说完这段故事，仍有些惊愕他说：“唉！你经历过的事还真不少！”

　　1990年波斯湾战争爆发，华视派到波斯湾的记者被扣留，失去联络好几天。好不容易有了消息，要他兼程回台湾，一到台北我请他上主播台和他做现场对谈。这一代中国人命好，没有大战乱，做战地记者更少，那次访谈，极有临场感。
　　另一天，电视上正播放着最后一条新闻，心里想着待会只要温柔地和观众说晚安就可以收工了。这时，耳机传来导播急促的声音：“小莉，有最新消息，现在送稿子下来！”
　　现场导播给我做手势，还有20秒回主播台。楼梯间传来急急的脚步声，我正思考，如果20秒回现场后，稿子还没到手，我该先说些什么应急？
　　偏偏快回现场了，我的麦克风已经打开，不能开口问，到底是什么新闻，这么紧急，只要知道是什么事，都可以先拖拖时间圆圆场，5、4、3、2、1、回现抄…一张潦草的字迹刚好递到我的台前，“观众朋友，我们收到最新消息，伊拉克总统海珊（萨达姆·候赛因）已经在几分钟前宣布投降，如果消息证实，波斯湾战争将正式宣告结束，这就是今天华视晚间新闻，我是吴小莉，祝您有个好梦，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