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刚上学的孩子一样，小学生第一天课，所有小朋友都在教室内上课，家长则是在教室外上课，一双双张望的眼看到屋外，爸爸妈妈还在，才能安心听老师说话。
　　但是很快地我发觉，课堂内比课堂外好玩，老师比同学有趣。对于老师的提问，我总是勇于回答，答对了固然高兴，答错了小小的心灵似乎也没什么受创。有一次老师问，母亲的拿手菜是什么，我毫不犹疑他说：“青椒炒牛肉！”因为我爱吃。
　　倒是母亲至今仍耿耿于怀：“怎么说这么家常的菜，我拿手的还多着呢！”
　　除了勇于答问，我还爱发问，心中有任何疑惑，绝对无法留到隔日，我一定举手问个明白（回想起来，原来儿时已有现在的职业病）。
　　一次，老师讲解基因和血型的关系，当老师说到什么样血型的父母会生什么样血型的孩子时，我听了很疑惑，举手就间：“错了，老师，我爸妈都是0型，但是姊姊的血型却是A型。”
　　老师说：“那你爸妈一定有一个血型验错了。”我回家偷偷和父亲说起这件事（因为担心会不会揭穿姊姊不是我1们家小孩的秘密！）想不到，爸爸斩钉截铁他说：“怎么会错呢，一定是你老师弄错了！”
　　我心中松了一口气，因为姊姊还是我的姊姊，但是这门基因课的疑惑，当时还是“无解”。一直到10年后，父亲在医院检查时才发现，他的血型真的是A型。年轻时，军中验血草率，他就糊里糊涂，当了50多年O型血的人。好险，父亲其间并没有大病，不然肯定会输错血。而我们更嘲笑他，多年来以为自己是0型，所以脾气大，择善固执，都说是“天性”。

　　小学时，还有一爱，那就是爱看书。
　　小学五、六年级，我就把我们家附近市立图书馆的青少年读物全部读完，因年纪太小没有身份证借书，我就用姊姊的名字和号码。
　　夏日的午后，台北眷村家里，我总是除了吃饭，就是埋首亚森罗萍（法国作家笔下的怪盗）和福尔摩斯（英国作家笔下的名侦探）的世界，而儿时对我最好的奖励就是买书。
　　父亲的一位朋友——我的乾叔叔喜欢摄影，小时候的我肥肥胖胖，古灵精怪的样儿是他最好的模样，但是吴叔叔要带我出门，必须先声明：“叔叔带你去买书，再去拍照！”我马上兴高采烈跟着出门，而回家时至少能带回两本书，当时只珍惜书，现在则更珍惜吴叔叔帮我用镜头记录下的所有成长历程——照片。
　　喜爱读书，和我小学的启蒙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小学三年级，我便开始参加拼音比赛（台湾用注音符号而非罗马或是汉语拼音），国语字典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五、六年级的级任导师主修中文，所以做班长的我每早自修时间，便受师命负责抄《三字经》、《唐诗》、《宋词》、《诗经》给同学们背诵。期中、期末考，如果你六科成绩都得满分，廖老师会带你上《国语日报》社，这是我最快乐的事，看着整齐的书架和满满的书，我老觉得无比丰足，同时，我也透过争取好成绩，将这些书，一本本搬回家。直至现在，台北家中还有一排排我儿时的战利品，如《淘气的科学家》、《丛林历险记》、《柳林中的风声》。这些书丰盛了我儿时的想象空间，使我觉得世界之大，世间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事和值得去的地方。我对母亲说要把一些书留给我的孩子，因为我幸运，碰到这样好的启蒙老师。　　
　　语言文字似乎和我脱离不了关系，但是为什么会参加演讲朗诵比赛已经无法考究。我只依稀记得，眷村里有个小院子，每到比赛的日子，清晨五、六点钟，我总是在院子里大声背诵讲词，邻居的阿叔、阿婶都会心地对母亲说：“你们家小莉，又要去参加比赛啦！”
　　小时候演讲，父母无法教我国语的正确发音。因为父亲是浙江国语，母亲是台湾国语。但我家总是外省人家，从小说普通话，所以国语就自然天成。父母亲是我的军师，父亲文笔好，负责写稿润稿，母亲就带我南征北战（因为班际赛完，要代表学校参加校际赛）。我不是天生就爱上讲台的，每次参加校际赛，心底也会紧张害怕，但是没上过台的母亲却经验老道地教我：“不用怕，你说话时就把台下的人都当成木头、西瓜。”
　　不知母亲的话是不是有道理，但每到紧要关，这招倒真是管用。比赛参加多了，有时和母亲走在路上，会被校内同学指指点点。初时，我不自在，母亲却但然他说：“如果你以后更有名了，这种情况会更多！”看来做星妈是每个母亲的天性，不需要调适。
　　其实我对儿时的战绩，并没有大多骄做，倒是几年前，在台北街头，我碰到小学隔壁班的一位男生，以前我们俩老是在演讲比赛上竞技，但每次比赛他总是差我一点点，我获第一名，他得第二名，我对朋友介绍，说他是我小学同学，他竟然回答说：“对，她就是小时候让我永远得不到第一名的人。”
　　语毕，3人哄堂大笑，如今已是留学美国、拥有法律博士头衔的他，最耿耿于怀的，竟然是儿时那一场场无法雪耻的演讲比赛。

　　小时的我，备受老师宠爱，在同学的眼中也是领导者。小学五、六年级，台湾一部电视剧《保镖》红遍大江南北，剧中有大当家二当家和三当家，老师笑着将班上3个成绩最好的女生，命名为大当头、二当头和三当头，我当班长，自然是大当头。有了御令，加上天生疾恶如仇，班上男生都得让我三分。有一次午休时间，男生欺负柔弱的警卫股长（我们班是女生当家，清一色女性干部警卫股长，专门管秩序），他们不肯睡午觉，全部躲进男生厕所，并挑衅他说：“有胆进来捉呀！”我知道后，头也不回，直冲男生厕所，大喝一声：“你们给我出来！”这使我创下小学六年级就进过Men，s room。

　　一位和我合作过的意大利制作人，曾惊讶地看着我说：‘l’ve never lnet
　　someone whO has so mature mindand figure but charilcter is like a happy
　　child．’我是他认识的第一个中国女孩，他大概以为所有的中国女士，都是成人又有童心的综合体。
　　我想，我是幸运的，我对生命的好奇心和成长的过程，都没有被压抑，一切任由我自由发挥。
　　进入初中的我，仍然名列前茅，更因为五音尚全，我一进校就被选为合唱班成员，并担任指挥。从此既要练唱，代表学校参加合唱比赛，又要在全校成绩排名时争取在前，因为合唱班一直是好班中的好班。
　　台湾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从初中开始，以成绩分班，所谓“前段班”好班，会以参加联招、考高中为目标。“后段班”就是俗称“放牛班”，会以职业专科学校或是直接就业为下一步。
　　记得我被班上推出竞选学生会会长，由于是全校同学投票，所以必须到每班去拉票，当我和助选团的同学走入“后段班”的教室时，仿佛走入了另一个世界。坐在桌上。站在窗沿边的同学，以一双双好奇不羁的眼睛像是看明星，看另一个星球来的人。我知道，我的生活令他们羡慕，但我却突然发觉，原来学校里，还有很多我不认识、但是认识我的朋友。而我深信，彼此是平等的，因为我们同样年少，同样有梦。我轻弹吉他，为他们唱了一首《睡莲》，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美丽花朵。结果，我高票当眩“没考上第一志愿学校生活的顺遂，愈发凸显我高中联考的失利。当时台北高中有3所名女校，排名分别是“北一女高”、“北二女高”也就是“中山女高”和“景美女高”（当年附中还未招女生）。
　　以学校成绩排名，老师和我自己都充满信心，毫无疑问地以为我会考进第一志愿填写的学校，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永远记得那个人生中难忘的画面。
　　联考放榜，母亲陪我看榜，结果第一女中的放榜牌上找不到我的名字，名字在第二女高。母亲没发一言，默默陪我回家。
　　那时是盛夏，放榜后，当天我坐在地板上看书，看什么书我已记不清，坐了一下午。母亲害怕我的沉默，她告诉我，如果真的不想念，可以重考。直到黄昏，母亲喊我吃饭，我从地上站起来坚决地告诉妈妈：“我去念。”那年我15岁，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学会走出人生第一次最大的挫折。
　　从此家里有了绿衣黑裙（四姊读北一女中的制服），和我的白衣黑裙（中山女中制服）。

　　我并不晓得，那个盛夏午后的抉择，对我今后的人生有如此大的影响。当时只是想到，“一定要上第一志愿吗’那是为了老师父母的期望，还是自己，中山女高不也是个好学校吗，不肯屈就，还不是为了非要第一的虚荣！”放下虚汞，我进了枫楼，中山女高已有百年历史的大楼（楼旁种满枫树，因此得名；也因为夏天多风，又名风楼，通常高三学生才能在风楼上课。每年的大学联考，高三生经常是念书念到疯疯癫癫的，故又别名“疯楼”）。我觉得一来可省下重考一年的宝贵光阴，二来也造就了我丰盛的青春岁月。十六、八岁是人生最叛逆的时期。我在枫楼里，结交到一群挚交好友，3个女孩子互相支持，分享心事，一起做梦，觉得人生之乐，乐在3人共翱翔。
　　18岁开始，我们相约每年3人生日时要再聚首，互送礼物。一个和人一般高的大狗熊，是我获得的第一份礼物，至今仍然保存在台北家中。
　　读到高中后，除了念书，我在课外活动中仍然很活跃。高一时因为我成绩优秀，被选入乐队。后又因为个子高（高中时已有168公分）排在第一排，学吹伸缩喇叭，并担任分队长。
　　每天升旗时还要指挥全校和乐队演奏唱歌，更代表学校参加阅兵，穿上短裙、长靴，与一排吹伸缩喇叭（Trump）的伙伴走在一起，各个的个头都“高人一等”，够吓人的了。
　　看着四姊日益加深的眼镜度数，原本活泼的她，变得愈来愈内向沉默（或许是全省精英聚集的北一女高，给她大多念书的压力）。我反而更庆幸穿上了白衣黑裙，作为“鸡首”，有了游刃有余的空间，继续我不受压抑的发展，让我能study hard，play harder。

　　在“枫楼”的高中时期，我已经立定未来的志愿。
　　小时候嗓门大，印象深刻的是，小学五年级在全校作课间操时喊口令，完全可以不用麦克风或扩音器，当时很得意于自己的肺活量。但长大后回学校一看，原来是校园太小，不过口令的音量能贯穿一楼至六楼，也不能小看。嗓门大兼爱打抱不平，买戏票时如果有人插队，别人会忍气吞声，但我会大步向前要求对方守规矩。因为我觉得任何事都应站在公平的起点上，要如何竞争，就应各凭自己的本事，这就是现代法制社会的可爱之处。
　　或许是LA Law（美国一部著名影集，讲述洛杉矾法律界故事）看太多，也可能是听了大多记者是无冕皇帝的故事，高中时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记者或律师，因为可以伸张正义。至于到底要做哪一行，就交给大学联考，让老天为我决定吧！
　　所以联考填志愿，我只有两个原则：第一，父亲规定家中女孩未出嫁前不能外宿，所以台北以外学校不能眩第二，是把大众传播新闻系、法律系排名放前。
　　联考的结果是，我考上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这就决定了我走向传播之路。进入“辅大”传播系，学做新闻尖兵
　　辅仁大学虽然是台湾私立学校（当时还是私校之首），但是大众传播系出了多位优秀传播人，像前华视主播李艳秋，现任中视主播沈春华等，使得它的成绩排名颇高，也就是考试成绩要求相当高分才可人读。
　　在我事业几次的转折都成功后，常有人间我的人生规划，我笑着说：“没有。”
　　“我从没想过，会到香港。”
　　“没想过会从电视记者朝一个全方位的电视人走。”我唯一有过的规划，就是我的志向定得早。进入大学后，又迅速决定我的媒体。做记者，有文字、有声音，是做电视、电台、报纸，还是杂志？当时我想，若真能申张正义，就必须入super power的媒具有绝大的影响力，所以我选择做电视记者者。大学时代，除了寒暑假到《华视》社教部、《联合报》采访组、《生涯》杂志社外，也到过《幼狮》电台实习，大众传播系里更提供了编采合一的小环境。为了办好系上刊物《传播者》（它是对辅仁大学所在地台北县新庄地区正式发行的一份
　　刊物，编采、广告业务全由学生自理，盈亏自负），我曾担任了一学期主编、一学期总编辑，做记者采访就更不在话下。这个学校的小环境，提高了日后我面对社会大环境的适应能力。
　　我们开始把课堂上所学五个w一个H（why，who，where,when; what & how)放在新闻的第一段，也就是导言里，以金字塔模式在第二段才展开新闻故事。
　　我也曾试过，为了采访一所小学的校长，在校长室外徘徊了30分钟，不敢敲那扇门，因为觉得自己是学校刊物记者（虽然它以地区报纸的方式来办），校长哪有空理你。
　　但最终在责任所逼下，我还是踏进了校长室，终于也做到了访问。
　　为了回忆大学的学习，我刻意回了趟台，找出过去的作品（幸好大学时有剪报的习惯），看到了第一篇写着“【本刊记者吴小莉特稿章”下的文章，它的标题是《近百二老谈养生，勤字一诀最重要》。这标题是我下的，连排版字体也是我出的，因为我兼主编。剪报中的采访手记写到：“第一次发现新庄面积之大，路之复杂，为了访问新庄最高寿（99岁）的老人王逢亨，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足足走了4个多小时，走过了吃饭时间也不知饿，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一定要找到他！’”最后，找到了老人，我对他的描述是，“因深居公寓顶楼，又少街坊好友，老人生活范畴多在自家屋中，‘走路’、睡觉、整理自己东西是他的生活内容，从客厅‘走路’到厨房是他不变的行程，他自己规定每天要走440回，每10回才可稍作休息。浓厚乡音下，听不清近百年的岁月中属于他的故事，或许在他不断‘走路’的步履下，生命中的悲喜早已磨去，全心所盼，是未来更长的延续。”这是我12年前学生时代的第一个报道。报道本意是采访长寿秘诀，但字里行间仍可看出心软的我，在采访后，对老人生活的心酸感受。
　　另一篇采访手记写到：“‘新庄国携是所年龄很大的学校，它像一座宝藏，还有许多的事值得报道。”“五顾茅庐，访训导主任不遇，好不容易见到面，相谈甚欢。”
　　“访指导老师郑光庆，发觉每个人都是本好书，二访山胞学童，快乐营结交了一群好朋友，搜集所有资料。满心欢喜离开时，却发生小车祸，撞伤了小腿，疼了好几个星期，结论是记者虽有成就感，但切莫得意忘形。”
　　在采访完学校辅导老师后，我写到：“深切体会到访问者与采访者之间的互动，不知是谁说的，不只要从采访那儿得到讯息，也要能给受访者一些资讯。”
　　当时台湾一本著名刊物《天下》杂志总编辑殷允亢曾1为我们上采访写作课，他告诉学生，访问之前要做足所有工作，熟悉你的受访者。于是受命访问台湾名作家朱秀娟时，几个同学四处搜罗朱秀娟的作品集回家研读，结果了解到一：“朱秀娟不喜欢访问者轻装随便”。于是我们一群人赶紧回家换下牛仔裤，选出最好的裙装上阵，果然宾主尽欢。
　　在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我担任了《传播者》的，总编辑，我在报刊实务中是这样写着：“三期总编，一世经验，心烦稿件、编务之余，还要管广告，甚至贴广告版，盯发行，押送报纸，盯编辑，盯完稿，贴报眉，三期下来，只觉得像个打杂的小妹。但是当离开《传播者》远些时，才发觉对它深刻的感情。毕竟，再过三期，我就会脱离它，到那时，想再为它写写稿，画画版，也都没这份机会。”
　　现在何尝不是，看着当年绞尽脑汁为文章所下标题：“两兔傍地走安能弃我雌，为妻为母为司机，黄美玉兼刚家庭工作。”
　　“几番风雨故人归，访旅日职棒投手庄胜雄”，都仿如隔日。严格说起来，我的记者生涯早从大三就开始启蒙。
　　我们班正确的全名是大众传播系语言文字组，所以只要和语言文字有关的，如影音都在学习范围，举凡摄影实务、剧本写作、甚至话剧演出，也都有分参与。
　　毕业前，系主任皇甫河旺要求班上分小组，创作一篇深度报道。我们5人一组选的题目是>，5人当中，3个女孩，2名男士。男士负责照相，女士负责访谈，文章由我主笔，这是我第一篇报道文学式的作品。但是为求临场气氛，5个人壮胆进入殡仪馆，深入美容师的工作环境，这是当时仍是学生的我们难以忘记的经验，系主任给我们的评语是“选择社会上较边缘的题目，比较勇敢。”
　　到了大四，同学们开始人心惶惶，是毕业就是失业？还是继续念书？许多人准备考托福（留学美国的考试）。我的父母因为战乱学历不高，人都说绍兴出师爷，家在绍兴新昌的父亲常说，“要不是因为打仗，我的ABC也不会只念到D。”所以从小我们家做人的理念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父母告诉我，有钱可以让我出国，他们也坚信，家中还没有人出国念书，而我有能力照顾自己，但是我说：“我想先闯一闯！工作两年，有了自己的积蓄再去念。”
　　我不想再用家里的钱，因为家中还有小妹，父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因为想把学校所学用到实际中，有了实务经验，才知道未来想念什么。所以我留了下来，这一留就到了现在。而至今，再去念念书，一直是我不曾忘记的梦。